在酒楼上,鲁达决定要救被镇关西逼迫的金氏父女,号召史进和李忠捐款。
鲁达说的是“借”。史进拿出十两银子,并表示不需要还。鲁达又对李忠说:“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拿出二两多,马上遭到鲁达的批评:“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把自己的五两和史进的十两给了金老头儿,将李忠的二两“丢还了李忠”。
这完全是强捐的架势,一点儿不像是在借钱。从个人喜好讲,我喜欢鲁达这个做派。但是,如果我是李忠,一定会觉得难过。你要借钱,我借了,你说我不爽利,我也认了,你最后又把钱“丢”给我,这可就有点儿太欺负人了。
但是李忠啥话也没说。不是施耐庵不让他说话,是他确实也没啥可说的。李忠咋这么好脾气呢?他也是江湖上有绰号的人啊。因为鲁达名头比他响,拳头比他硬。可是李忠心里服气吗?我替他想了想,一定不服。
按李忠的本意,连二两银子都不想拿出来。这场以“借”为名的运动在积极分子史进的推动下迅速变成了“捐”,借,李忠已不愿,遑论捐?李忠想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个人主义者,遭遇了多数人的暴政。道德的威力远大于法律,因为它伤害灵魂。李忠灵魂尚存,所以决定放弃个人主义立场。
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鲁达看来,李忠的投降并不彻底,银子的数量显示出李忠内心的抗拒。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予以严厉指出。如果说“爽利”在江湖上是被人看重的赞美,那么“不爽利”就是一个残忍的否定。迫于压力出了钱,又立即受到鄙视,你要是李忠,肯定会想,还不如一开始就摇头。这完全是假想。对于一个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李忠的行动和招致的评价必然如此。他只能自取其辱。这是定式。
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李忠一定没有想到对他的批判还只是刚刚开始。鲁达显然知道如何狠狠羞辱一个异己者。他没有接受李忠的银子。打发走金氏父女,鲁达把钱丢还李忠。他没当着金氏父女的面这么做,或许是给李忠留点儿面子,但我宁愿认为他这样做更符合一般人的行为逻辑。道德武器持有者也不总是一头愤怒的公牛,他也需要热身。这时候,李忠的处境异常难堪,他由被鄙视变成被唾弃,他又不敢发作,因为道德后面还有坚硬的拳头。
一个本来好端端的人为什么几分钟之内就被降了等级成了贱民?因为他被拽进了与道德相关的事件里。道德这东西很可怕,其持有者只愿意把人分成两类,同志或者敌人。他逼视自己视线内的所有人,他们必须表态。道德又是不需要证明的,它也听不进去解释,比如史进是个大财主李忠只是个打把式卖艺的,比如捐不捐款本是一个人的自由,等等。你要么百依百顺,要么被它打倒。冒犯者如果内心足够坚强,他只需忍受皮肉痛苦和孤独,不够坚强如李忠,则肉体精神双重煎熬一样儿都少不了。
最后说说史进。他与鲁达萍水相逢,而李忠却曾是他的开手师父。鲁达羞辱李忠,史进没有一点儿意见,这个很奇怪。史进对于这一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但他有钱,也有义气,就不大会想自己是不是成了迫害师父的帮凶。这样的人,往往在道德论战里占了大多数,本来没什么立场,但很容易就被拉过去充了数儿。很可能,鲁达对史进的表现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批评李忠“不爽利”时用了个“也”。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明,为了胜利,一个粗鲁如鲁达的道德利器持有者也知道审时度势建立同盟,即使同盟者道德上有些瑕疵。说到底,道德也是需要倚多为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