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市的道路在山间上下盘旋，高耸的大厦在车窗左右闪过。不过，出租车司机依然不屑于这个城市，“重庆就是个农民直辖市！”话里有重庆最大的现实：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二元分割。
这无疑也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而当金融危机将东部沿海地区这架高速运转30年的引擎强行制动之际，人们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投向了内陆，投向了西部，投向了重庆。
这座地处中国内陆深处的直辖市，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能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板？
西进重庆
谭向阳埋头，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吃完了两碗米饭。因为“太忙”，他习惯了这样的吃饭速度。
谭是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负责招商工作。两年时间里，他见了200位左右意欲投资重庆的客商。每一位客商，都绝非“一面之缘”。谭的招商成果不错。2007年招商引资额7000万元，200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亿元。谭向阳保守估计2009年这个数字变成5亿没有问题，“一家大型物流公司5亿元的投资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谭向阳“哗哗”地翻前一天的《永川日报》，指着“拉法基永川生产线已投入800多万建设”的大标题告诉记者：这个项目，他前后花了几年时间谈成。项目一期投资达7亿元、年产能力150万吨。事实上，拉法基旗下的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2005年正式在重庆成立。此后3年，旗下五家工厂先后布局于重庆市的南岸区、江津区、合川区、涪陵区及九龙坡区。
同在2月17日，海螺水泥召开股东大会。会后，执行董事郭景彬据实告诉股东，“现在东部市场偏弱。最差的区域仍然是浙江，本周仍有61条生产线停产，其次是苏南地区。中部市场较好。对于2009年即将实质性进入的川渝等市场，现在情况非常好。”此前，海螺水泥刚刚通过了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决议——超过12亿元的资金投向公司位于重庆等地的生产线项目。
3月10日，冀东水泥发布公告称，拟与重庆金桥合资设立冀东水泥重庆江津有限责任公司，预计投资总额8.5亿元。投产后，形成年产300万吨水泥的产能。保守计算，公司将增加超过12亿元的年销售收入。一年前，冀东水泥在整个西南地区的营业收入还是零。
水泥建材行业世界及中国的巨头，就在近两三年时间里，先后落子重庆，布局西南。四处弥散的商战硝烟一如山城的雾。
电子信息产业也在上演“西进重庆”的好戏。2005年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成立之初，被称“土豆地里种芯片”，不料茂德科技、电科、IBM、惠普等众多国内外IT电子产业巨头真的落户。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未来5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还将有2000多亿元投资。比水泥建材以及电子信息企业早一两年时间里，海尔、美的、格力一批家电制造商，以及雅戈尔、杉杉西服、奥康一批轻工产品制造商，更是早已在重庆完成了它们的产业布局。
“最初，电子类公司是在重庆设分公司，主要做商贸。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而且物流成本也比较低，最后决定建厂。通过建厂，可以辐射整个西南地区。”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解释一个产业何以在重庆无中生有。
这里已成为台商转移的新热土。江苏昆山大大小小的台资企业，陆续投资重庆。除了重庆作为昔日的“陪都”在文化和心理上的亲和力外，台商也有自己更为直接和现实的考虑：重庆将建设11条铁路通向全国、12天就能贯通电子信息产品主要市场的欧洲，比内地沿海城市海运时间缩短了10天左右。重庆还有中国内地惟一的“水路+航空”的保税区。
台商如此，内地企业家更不落后。蔡正法，浙江台州温岭商人。从台州“移民”重庆有一年时间。
2006年下半年，得知巫溪县在搞产业园，园区内可以享受三峡库区的优惠政策，蔡正法即刻过来考察。2008年2月，隆锦集团在重庆正式成立，蔡正法出任董事总经理，主要产品是彩钢板、彩铝板，“今年6月投产，产值可达5亿元左右。明年可达10个亿。”
“公司原来在台州生产，再往全国销售。现在在重庆生产，然后销往大西南地区，物流成本可节省400元/吨。这里天然气比较充足，台州那边比较少——能源也能节省400元/吨。”蔡正法给记者计算，“包括物流、能源水电气、各种优惠政策——用工方面的、税收方面的，一吨产品可以节省成本1000元左右。在台州我们的利润率在10%左右，在这里可以达到15%左右。”这样算的时候，这位原本瘦小而不苟言笑的商人，笑了。
“更好的是用工问题，台州用工比较难，在这里招工比较方便。按三峡库区政策，我们用人，政府帮我们培训好；如果由我们自己培训的话，每人补贴200元；如果用三峡库区的农民工，政府连续三年每人每年出2000元，还有住房补贴。”
“现在沿海用工、土地、能源都紧张。大西南的优势是发展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商机，环境也相对比较宽一点。”在台州工业用地价格在60—100万元/亩，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工业用地价格基本在10万元/亩左右，甚至更低。也因此，隆锦集团在重庆除了彩钢板生产外，又扩展了多个项目。“我们用3000万收购了巫溪药厂，还准备在巫溪投入1.5亿元，开发大官山旅游项目，同时投资4亿元，建多晶硅项目。”项目多，投入资金比较大，不过蔡正法不是特别担心，“贷款，中央对库区专门有一笔基金，总额在200个亿，同时政府对贷款贴息85%。”
“以前，是我们出去找投资商，像大海里捞针，现在是投资商找我们，是大海里捞鱼。”谭向阳有些得意。
大势将向
“落子重庆”，是因为看到了重庆诱人的条件和基础。
“‘三线’建设打下了产业基础，重庆比河南、湖南产业基础要好；真正城乡统筹后，重庆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中心。一小时重庆，二小时贵阳，三小时昆明，四小时兰州，五小时武汉，六小时广州，七小时北京，八小时上海；我们的体制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作为基层招商工作人员，谭向阳渐渐知道什么是投资者真正在乎的。“重庆是直辖市直接管下面的县。行政公务成本，全国是57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重庆是35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国家给的西部大开发和城乡统筹的政策也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
曾经参与浦东开发的黄奇帆，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来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已经7年。他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认为，重庆对于工商资本确实是有吸引力的：交通和区位条件优越，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财税政策优惠。
“所得税政策比别人好，再加上国务院3号文件——145条专门针对重庆的政策，对重庆下一步发展是很大的机遇。只要重庆抓住机遇，把配套设施、配套环境做一做——把高速公路的收费全部取消，再把长江航运航道做好——那就非常好了。”来自长安汽车的尹家绪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语气轻松。
2008年底，已经享有西部大开发、城乡统筹以及三峡市库区政策的重庆，又有了中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黄奇帆透露，2009年，寸滩保税港将进入封关运作。其保税功能和上海洋山港的保税功能完全一致。
还有更大的利好。“《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3号文）让我们‘认真研究设立两江新区问题’。我估计今年就可以批下来。”李勇说。重庆坊间传闻，“两江新区”将是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之后的中国第三个特区，规划面积900多平方公里。
尽管一切还不确实，重庆在政策面不断向好是不争的事实。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把沿海的对外开放叫做“海洋战略”，把西部的开发开放称为“内陆战略”，认为“中国需要从过去单一的沿海战略，走向沿海战略与内陆战略的结合。”
“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依托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不足之处，对发达国家依托太大。印度10亿人口，东南亚4亿人口，14亿人口占了世界的1/5，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连通东南亚和南亚，就约等于打开另一个中国市场。从缅甸到重庆，比到上海、宁波港口近1200公里，同时绕过了马六甲海峡。如果重庆到上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修通，重庆到兰州、昆明的铁路修通，重庆就会成为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相结合的部位。”
“重庆的两江新区看起来是个小事，但如果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就是一个大事。”廖元和把重庆的寸滩保税区和将来两江新区的设立，视作国家战略调整的序幕。
负重起锚
2月17日，早春的雨淋湿了山城。车行驶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控规面积11.7平方公里的重庆凤凰湖工业园区内，可见建成投产的企业屈指可数，与记者见到的珠三角、长三角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内的工厂林业、厂房密集的景象迥然有别。微风细雨里，所见更多的是民工们仍在建设中的厂房和已经平整过的一望无边的空地。园区领导办公室空无一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园区还有很大的吸引投资的空间——他们出去招商了。
分布在重庆8.2万平方千米土地上，大大小小的48个工业园区，多数和凤凰湖工业园区相似——年轻、新鲜，虚位以待更多的外埠企业入驻。
要成为《纽约时报》所预言的“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重庆还需要时间，但又不仅仅是时间。
“十年前，我到重庆，那个时候重庆最普遍的矛盾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下岗工人爱‘散步’。十年后，失地农民与开发商的矛盾变成了社会普遍矛盾，不断有农民反映问题。”在渝十年的新华社驻重庆记者徐旭忠感慨。
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后滞留重庆的50万农民工、百万三峡移民中不能很好地适应他乡生活的回流移民，正徘徊踌躇于街头田间。农民，是重庆勃勃雄心背后的现实之痒。
国务院3号文，固然鼓励重庆在城乡统筹问题上大胆改革实验，然而重庆基层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做了一些城乡统筹的尝试，但是不成功。比如农民集中居住问题，农民集中居住的房子售价多少？农民能不能承受？有的人干，有的人不干，毕竟是要农民自己掏钱的事。并且，农村退出来的一些地，可能没有基础条件，缺少水电气，没有办法搞工业。”曾经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重庆土交所”目前运转搁浅，正是“统筹”难题的现实反映。
“现在一说城乡统筹就是土地流转。城乡统筹需要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也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进入农村。需要更多政策的支持、鼓励，否则不可能。”廖元和认为城乡统筹还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可行的政策。
尹家绪也看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重庆中心城市非常发达，跟北京、上海都可以比，但农村穷得很，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地区也有。三千万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口在主城区。要转型光靠农业不行，重点要在工业上好好发展。希望在工业，但是难点也在工业，如何做好有非常大的困难。”
廖元和认为，重庆“电也好、气也好、水也好、劳动力也好，价格都比沿海低，但是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降低，自然有产业转移过来。”同时，市场的活跃，也有赖于重庆投资环境的改善。谭向阳总结，选择离开的客商，“不是因为产业找不到配套，就是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重庆“八大投”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进做了很多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
还有，即使各种政策优惠能够形成“洼地效应”，仅仅重庆“孤岛式”发展也是不够的——既不能从周边引来资金、人才，也不能辐射开来。
“现在有人把重庆称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今年“两会”上，《中国企业家》问参与国务院3号文起草工作的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杨否认。“重庆GDP只占全国的1.6%，不到1.7%。与周边省份的经济没连起来。长三角，上海之外还有苏、浙城市群，环渤海地区是指京津冀三地。西部大开发十年，应该有一个中国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应该在城市群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具体说是重庆城市圈、成都城市圈加关中城市圈——西部川陕渝一个西三角。”
然而，打造西三角、成渝合作并非易事。“巴蜀之斗、成渝之争”，绵延千年。当下它们争夺的是区域经济中心的“老大”地位。有此地位，可享受更多国家政策资源。“四川现在往德阳、陕西走，我们在往下江、湖北发展，越走越远，背道而驰。”李勇对“西三角”的聚合不力，忧心忡忡。2008年，一个关于成渝两地如何合作的论坛上，他发表演讲称：成都不要做大的城市物流，重庆也不要，把物流基础设施共同布局在遂宁——渝遂高速路刚好在成渝之间的中间，离重庆一个小时，离成都一个小时。遂宁可以成为“成渝第三城”。李勇想藉此让重庆和成都的手拉在一起，不料，两面不讨好，“成都人也骂，重庆人也骂。”
在廖元和看来，重庆固然开启了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序幕，不过“并没有完全执行，更不是高潮”。
重庆，这艘内河的巨轮，虽已徐徐启航，前路却也依然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