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到2月底，FreeBit公司已在中国创业10个月。这回我想讲讲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开拓事业时发生的值得关注的趣事。
首先，关于办公场所。在日本或美国，除非房屋业主不允许，一般建筑都可用于成立公司和注册登记，而当我听说这在中国行不通时感到震惊。即使是在员工租的房间里商谈久了，也会被周围邻居误会成“用作办公用途”而遭到抱怨。
也许因为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中国通过借贷拥有房产的年轻业主不在少数。在给员工找住处时，遇到的房东多是20岁到30岁出头的人。印象里，他们完全以投资盈利为目的。
日本的年轻人似乎对理财投资完全不感兴趣，大多数还是存款，房屋也以自住为主，而非投资。相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我从这些拼命（也很聪明）追赶着达两位数增长率的经济的年轻业主身上，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无处不在。
联想到FreeBit公司2000年初创时，正是互联网泡沫末期，东京涩谷地区风险投资企业非常活跃，出现了办公室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导致业主很强势。其中不乏既要房屋租金，又索要本公司股票的房东。美国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在本应是租赁的交易公平关系之外，还要索要公司未来价值——这种贪婪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无言。
在商务习惯上，中国企业素有“夸耀员工人数众多”的倾向，没想到在IT企业也不例外。确实，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是企业被赋予的重要角色，但IT企业真正的使命应该是“脱离劳动密集型”。
我在受邀为一桥大学研究生院MBA做演讲时，对在场一位教授说的“IT企业应该朝着销售额人均1亿日元而努力”印象深刻。现在的FreeBit，人均销售额已达到5000万日元，但仍应为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继续努力。
此外，我们遇到的一些风险投资企业，在公司资料上面写明资本金、销售额、盈利等信息的很少。我以为即便不写明，通常也会在互相进行公司介绍时告知对方。但部分公司信息的保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即使不是上市公司，通常在互相了解对方公司以及商业规模之后再进行合作，才有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但在中国，这种习惯的形成，看来还要花很长时间。
日本、欧美企业在讨论合作问题时习惯在最初签订NDA（保密合同），但在中国，我们遇到一部分风险投资企业拒绝签订此协议。
作为上市公司，泄露商业信息的行为会损失股东的利益，在无NDA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技术和服务说明。由于无法达成保密合同，合作就会搁浅甚至最终不得不放弃。一方面看到对方企业的魅力和将来的成长性，双方合作后的乘法效应，另外一方面又不能不放弃，确实可惜。
一部分人认为“适度公开信息会承担一定风险”，因而非常注重私人合作“缘分”。但在我看来，维持自己的事业并且使之成长，需把自己的公司规模或事业内容适度告诉对方，双方相互调整好“期待值”，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以上观点同样适用上市企业。通过积极、诚实公开信息得到股东的信赖，才可能长期、稳定地开展事业。就像我在第2期专栏中写的那样，“高透明度的信息公开”是FreeBit在整体低迷的股市中反而有良好表现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经常听到“要做生意，先做朋友”，而这种相互信任关系是否要从诚实、适度提供信息开始呢？
一方面，由于思维方式不同，我心中不免有很多疑问；另一方面牢记“入乡随俗”这句话，每天不断在摸索，希望与更多人达到相互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