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既然如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废除救助之策呢？很简单，首先要废除FDIC及“两房”。但是，对于隐蔽性救助措施又该当何论呢？你不可能通过一项以彻底防止救助为目标的法律，因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改变美国国会或美联储应对危机的方式。 第一个步骤就是不再支持超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人们总喜欢想当然地认为大银行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只是政府的衍生物。 监管往往通过提高运营成本扮演着进入壁垒的角色。这种壁垒惩罚了小银行，并阻碍新的银行进入市场，从而使现有的低能者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存活。对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影响，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舍尔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弊端：
实施新的限制和管制措施必将带来监管成本的大幅增长，这就要求银行业在规模经济层面达到更高的水平，但监管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固定成本，它与银行的规模毫无关系。 要吸收改革带来的监管成本，就必须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可能起到一种加剧银行兼并的趋势，并最终导致行业的集中度更高，而大型机构对行业的主宰能力也必将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 有些学术研究已发现，在超过某个临界值之后，规模只能给大银行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获得政府的支持。 这也是美国银行可以以更低成本借到更多资金的原因，尽管小银行的经营更稳健，但它们享受不到政府的这种偏爱。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高盛银行才能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 换句话说，通过我们看不见的救助和监管，政府一手打造出这样一种特殊的超级银行。如果没有这些救助或是减少监管，任何银行都不可能达到可以带来“系统风险”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