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史蒂芬·罗奇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
2009年，我担忧的是金融危机的持续，以及全球经济极度衰退。这种衰退非常严峻，失业率和贷款拖欠率仍然会不断上升，这是世界性的，影响了每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中国不是一座孤岛。我认为2010年，中国GDP会好转一些，但09年GDP将是令人惊讶的虚弱。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应该迅速地采取刺激措施，调整经济结构，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支持奥巴马制定的经济复苏计划，我认为是一个好计划，但是它不可能快速修复当下问题。可能今年起一点影响，明年再多一点作用，但是美国GDP的衰弱可能要持续很多年时间。这项计划也将给美国带来很多外债，中国将购买很多美国国库券。所以，这项计划将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
国家领导力有赖于自身拥有一个平衡发展的经济，但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不平衡的。如果中国可以更少依赖出口，更多地依靠国内个人消费；如果中国可以继续进行金融市场改革；如果中国可以开放汇率市场，汇率与世界挂钩——那么，我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可以在新兴市场发挥领导作用，不仅如此，还可以在整个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当然，这对中国来讲也是极具挑战性的。现在开放汇率对于中国来说还太早，我倾向于在未来5－10年。但如果说到做准备，现在则不是太早。
我不认为中国会率先复苏，你知道，世界各国之间彼此高度依赖，你如何能首先复苏呢？
杰米·戴蒙
JP摩根全球CEO
我认为失业人数确实会继续增加，但我希望到今年年底，会从危机中走出来。我认为，在目前还有一长串企业需要被担忧的时候，中美两国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此来刺激经济继续往前走。比如美国，我们已经重建了监管体系，也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或者以前没有的监管体例。我的意思不是要更多的监管，我是强调要有好的监管，而不论它是更多、或者更少。
一个好银行（good bank model）应该具备执行力（execution）。良好的执行，用正确的方法做事，能够真正地帮助系统重建，协助使资金恢复流动。
我认为，对中国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反之亦然。我相信两国的国家领导人也清楚这一点。我认为奥巴马总统正在采取很好的应对行动，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蒙特克·S.阿鲁瓦利
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显然最担心的是经济的放缓，即便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第二个担忧就是经济危机带来国际资本大幅流出发展中国家，甚至减半。如何使国际金融秩序恢复正常化，减轻国际金融的不平等、不平衡？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来刺激恢复经济，印度也要集中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印度国内很多人怀疑政府是否能有效完成这些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压力。政府投资曾经受到争议是因为他们的进入会挤掉其他的私人投资，但是下一年，外国私人投资者一定会压缩投资，所以政府这时应加大开支，以明智、合理的方式去投资建设，去平衡经济。我不认为政府加大投资开支就是什么国有什么，回到过去日子。不会跟过去一样的。
现在是世界新平衡的时刻，中印两国现在占有世界更多GDP份额，中国25年内可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世界经济正由一极向多极位移，多极中很重要的是由中国、日本、印度等东亚国家来分享，所以东亚的合作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我认为美国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想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就是：英美国家为世界创造出这么现代的金融体系，但是却如此脆弱；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还很稚嫩，以后如果要逐步发展起来的话，一定要想未来新体系如何能够防范类似危机的产生。
沈德培
普华永道CEO
我们要警惕投资绿色产业和可再生能源引发新的泡沫，类似的投资只是危机解决方案的一个部分。比较好的信号是美国将比从前更积极参与到哥本哈根谈判中来，与其他各国商讨解决方案。乐观地讲，我们有望在2009年或2010年看到有益的国际框架。事实上，不仅政府、公司，整个社会和消费者都对可持续性发展负有责任。
我对于美国恢复经济保持信心，因为美国体制相对灵活，反应快速。如果中国能在国内经济上取得突破，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出口，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欧洲经济和企业则拥有的变化的途径不多。欧洲大部分经济的恢复要比美国和中国都晚。
我认为领导力总是与两件事情相关：一个是对于未来的清晰愿景，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另外一个是坚持自己的那个“不流行”的观点，也许你自己都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是对的。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面对气候变暖、水危机等等，领导力变得更加艰难。
比尔·克林顿
美国前总统
2009年我最担心三件事：第一，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医疗系统缺乏投资。我认为文明社会过度关注医药配给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公共医疗系统很薄弱，后者需要系统性工作和可能没那么性感的干预。第二是我们对贫穷国家如何持续养活自己缺乏有意识的规划。第三，某种顽固而广泛散布的论点认为，只有放缓经济发展才能减缓全球变暖，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不利于发展。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我在09年最关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经济放缓造成失业率增加，从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现在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当然还有改善的空间。这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各国需要同时启动、相互协调，如果只有几个国家在刺激经济，其他国家不做，那么刺激政策的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第二，需要讨论，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投到能提高增长力、消除贫困的地方去的话，那么它就不止解决当前怎么提高需求与就业的问题，并且也能给未来创造增长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在财政上的空间比较小，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发达国家有这个责任，提供更多的贷款和援助。
我认为，这里面是个看法与态度问题。发达国家要意识到，解决发达国家问题，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你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它就会给发达国家创造需求，这是个双赢。
吴建民
外交学院教授
现在全世界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经济危机导致就业危机。最近，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世界新增4000万人失业，说明就业危机会相当严重。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大家担心经济危机导致就业危机，就业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从温家宝总理讲话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危机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共同来解决。这个主张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当前如果各顾各，互相指责，就会引起整个国际关系的动荡，结果是大家遭殃。
我感觉这次会议，有一点非常突出，大家都在找出路。奥巴马上台没多久，马上对气候变化问题表态，而且要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个优先问题来抓。中国将来也要更多地在绿色经济里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能源革命的前夕，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中找出路，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出路。
诸立力
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
2009年我觉得中美关系最重要。北京跟华盛顿在布什后期有很多建设性的合作，奥巴马上任以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和北京有一个双赢的合作。我觉得这个不但对两国的关系，而且对太平洋以及全球的稳定很重要。温总理也表态了，他希望赶快跟奥巴马政府的人员接触。
现在美国国内有贸易保护的声音，但是要注意到，美国社会跟中国社会不一样，他们从来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人类现在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了，这是不可以退回去的。现在全球都等待中美合作，如果搞不好不但不利于两国利益，而且是有损全球利益。
欧洲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它的经济没有美国的经济结构那么灵活，所以它可能反应得比较慢。但是欧洲的传统是比较追求社会公正，人民和政府之间追求社会契约（social justice、social contract）。他们讲的是，凡是很困难的时候，群众都要团结起来，跟政府比较正面的合作。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在09年最担忧的是贸易保护主义。
我认为美国的刺激方案短期效果会比较明显。为什么呢？方案很大一部分是交给州政府来做。州政府很多项目已经做好，本来没有经费预备缩减的，刺激方案又使得这些项目重启。
中国的刺激方案后劲更大，四万亿只是“药引子”，带来的是地方政府配合地方企业的附加性投入。我甚至担心，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又开始过热了。我一点不担心GDP增长，担心的是地方政府会投资一些从长远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搞又一轮的重复建设。还有就是担心大学生就业。
首先我要承认，欧洲国家对环境、气候变暖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冷战时期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成了第一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科学根据，看不准。据说克林顿看到某项科学研究说，205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80%，气候仍会变暖，而且要经过千年才能逆转。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争议。但不管怎样，注重环保的意识变成了文化价值，变成文明。这个形势要认识到。
金融危机下投资新的技术有一个大前提，必须要有政策支持。如果环保成本没有强加给企业，谁投资谁倒霉。一定要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使目前的企业有经济动力来投资于新的技术，带动经济发展。
现在大家对美国的新政府寄予新的希望，这有可能变成幻想、泡沫。
不管怎样，现在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过去的价值观破裂，现在的价值观从简单的利益追求变成“开明式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不管这将成为短期内时髦的价值还是长期价值，新的思潮，对政策和企业经营会有冲击。
约翰·亨尼斯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
根据我的推测，美国和中国要比其他地区经济恢复快，因为双方都比较直接、坦率地面对困境。目前美国需要引导人们节俭，而中国需要大力鼓励中产阶级消费，以增加全球消费基数。现在是小公司创业的好时机，吸引人才，发展新兴科技，为自己定位。传统上，跨国公司被认为是能够很好平衡和利用市场的，因为某个市场不景气，还有另外的市场来做补充。但目前由于整体经济的衰退难免受到重创，大公司需要观察哪个市场最有复苏的机会。
伊莱恩·卡马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我最担心美国经济会不会从较小较短的衰退到较深较长的衰退，失业率会不会从7%继续攀升。奥巴马政府必须创造就业。中国也需要做同样的事，通过经济刺激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才能让企业渡过金融难关，直到形势缓解。
政府在这次危机中的作为并不是对其定义的改变。任何政府都是雇员最后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手段，美国政府需要承担起这样的功能。
这次经济危机当然不会是美国衰落的开始。美国GDP现在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5%。在这次达沃斯上，每个人都在说美国的衰落，可是紧接着每个人又都在说美国能够带头做些什么。现在大家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保护主义。如果美国消费者停止消费，那么中国工厂就得关门。所以你能说美国在衰落吗？我们依然是全球的领导者。
让·皮埃尔·莱曼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我最担心的是大量失业问题，这会引发社会不安和来自保护主义的政治压力，由此带来国家之间潜在的冲突。公司则需尽量避免紧缩或者裁员，必须制定长期战略。
基本上，我认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此目前还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尽管本轮经济衰退在某些方面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但总体上我们还是在一个动荡莫测的“水域”。就像在达沃斯论坛上所显示的，政治领袖知道他们一定要做的——避免陷入保护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应该怎么做还不明朗。最要紧的任务就是保持信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未来将有2年非常困难的时期，管理这场危机十分艰巨。各国政府必须要确保其国内人民理解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美关系无疑是未来走向的关键。中美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一个消费，一个生产制造；一个花费，一个储蓄。这种相互的依存关系一度运转不错，但现在需要改革而使双方能够找到折衷点。中美必须建立基于对话的开放式关系。中国是世界最有力量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正在发生的全球变革最应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