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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风格：家就是书房
孤岛阅读：“打死不离开书房”
关于书的梦想，发生在刘苏里5岁。
那时候他们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镇上生活，家里除了父亲的几本马列及党建读物，没有其他书。有一天，刘苏里不知从哪儿看到一本名为《五彩路》的书，一群儿童寻宝的故事便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梦呓——“后来很多年我一直找这本书，都没有找到。”
这就不难理解，刘苏里后来在北京开万圣书园，致力于学术思想类书籍的售卖和介绍之余，为什么还特辟了一个儿童文学专柜。
生于六十年代，刘苏里属于典型的成长在“双重饥饿”年代的一拨人。他7岁看《西游记》、《水浒》等名著，这些书残缺不全。“当时非常缺书，我们那时候书荒超过粮食荒。”他对书有强烈的渴望，很小就想有自己的书房，开一家自己的书店。
12岁，刘苏里“奢侈”地实现了他的书房梦。“我母亲不识字，但出身大户人家，她知道读书的重要。家里8个孩子，不知她怎么看出我是读书的料”，在房子的后窗外搭了一个3平米的小房间，“就成了我的书房。”刘苏里把家里搜了个遍，加上父亲的党建书总共30多本，全摆到自己的书房里，俨然一个小精神富翁。
从此，刘苏里也养成了一种习惯：特别注重书的视觉感受。无论以哪种分类方式摆放，他从不把书摆得太整齐——否则就没了那种琳琅满目、“乱”的感觉。
但自从1994年在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成府街开了自己的书店——那家100多平米的小店成了知识分子的一处“文化地标”——以后，刘苏里忙碌起来，反而顾不上经营自己的书房了。他真正意义的书房是4年前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我们探访的这间书房。“我这很少带朋友来，更别说传媒，你们是第一家。”刘苏里说。
普鲁斯特说，“书籍有各自的命运。”读书人更是如此。如果不是为了慰藉那些无处安放的灵魂，刘苏里打死也不会买一套接近300平米的房子。“我以前那个小家，书已经放不下了，靠墙的书架前面又排了三排，三进三出的，每一次找书都痛苦不堪。”但新房子也是暂时的，“再过5年，我估计我们家可能只剩下放张床的地方了。”
目前，刘苏里家里藏书大概有3万多册。在一层客厅，迎面墙壁是一个传统样式的书橱，放了很多大部头书和百科典籍。三层的两个书橱是文学类、老书多，还有一些中国典籍。最后面的小书架里放的全是商业类的书。“我们自己是商人，但商业最不重要。”他更愿意向企业家们推荐读史，像黄仁宇、吴思《潜规则》、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所有的学问都在历史当中，这是最便捷的一条路。”
二楼是书房所在地。在一个不大的书架上，全部是刘苏里2008年“经常翻的一些书”，包括陈丹青的《退步集》、《音乐笔记》，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以及《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等。旁边的几个书橱，一个是关于西藏、中国民族史、上古民族融合史方面的书，还有一个关于图书出版，比如《塞纳书窗》、《书林漫步》、《为什么读经典》等。
进到书房里面，最显要位置的书橱里放置的全是关于美国研究的书。还有一部分书关于宗教，当然这并不妨碍他本人“没有信仰”。另外两个书橱全是关于日本研究和西方研究的书。书桌正对面的书橱则以哲学为主，书桌上摊开两本书，一本是《日本走向何方》，一本是《邓小平文选》。
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思考者”，刘苏里也有着其他文化人的沉重和乏味。他坦承，“我们这种人其实很单调，几十年就一个主题，从没聊过什么闲天。其实与其说我们天生喜欢阅读，不如说我们天生对问题有敏感——天生是个问题人，现实中没有答案，就通过阅读来寻找答案，结果使自己最后成了问题人。当然，这是针对所谓主流来说的，我们不认为我们有问题，我们觉得我们才是主流。”
就个人阅读口味而言，刘苏里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主题，比如《甘地传》、《戴高乐回忆录》、《民族主义的起源》等。最早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卢梭的《忏悔录》，他也从《官僚主义的弊害》中看到法国毛病的同时看到中国的希望。他评价最高的是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前者带给我们民主社会的常识，后者则让我们认识了祖先留下的遗产。”
终于有了“一个还算书房的地方”，刘苏里对于书房的观念却发生了变化。“关键是内容，是用处。”以前孜孜以求的视觉满足感在下降，实用功能的要求在上升。他惟一的要求就是“灯亮就行”。
他都开始有点“反书房”了——你有了个独立的地方，它把你与外界隔离开，甚至与家人隔离开，“其实这都是人条件好了，毛病多了嘛。其实看书没那么多事儿，思考问题更用不着非有个书房，像你们记者写稿在哪儿都行。”
结束采访后，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刘苏里起身准备去蓝旗营的万圣书园旗舰店。他说，没什么事的话，他每天下午都会去店里转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