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奥巴马魅力果然大。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我便感受到他作为“危机总统”对全球莫大的辐射力。不在场的他，是名符其实的“达沃斯男人”，人人都在谈论奥巴马。会议期间，他在华盛顿批评华尔街企业在危机之年公然分红近200亿美元是“无耻”的言论，当即成为达沃斯会场内外热议的焦点。几天后，美国政府就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突破50万美元。接下来，人们再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惟“马”首是瞻。—欧盟发言人过两日即表示，委员会鼓励各成员国借鉴奥巴马提出的“限薪令”，限制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随之，法、英、德等国政府随即纷纷开始采取相应的“限薪”行动。
甚至—有人将中国财政部前段时间向相关单位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名称只是“据报道”，并未得到财政部的官方确认），也放在全球对金融高管“限薪”的滔滔洪流中去认识。据报，文件规定，“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要根据当前形势，合理控制各级机构负责人薪酬……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有人根据文件中的细则算出，一个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最高年收入不得超过280万元人民币。
要论时间早晚，这份文件恐怕比奥巴马还要先知先觉。可是，能不能就此认为我们的金融监管是领了风气之先？个人以为，对于该“限薪令”的评价不宜以欧美时下政策为坐标与指引，它更不该被视为金融改革的一部分。
首先，应该看到，欧美政府祭出的“限薪令”只是针对那些出现重大亏损、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不过是短期内“矫枉过正”之举，有赢取选民民心之意，并不预示金融界长期深远的潮流。
其次，欧美金融企业为什么爆出重大亏损，一个原因就是其长期激励与风险管理缺失、短期激励过猛，故有今天的“限薪”，以纠正后者。但从根本上，“限薪”仍没有解决金融机构的长期激励问题、激励与制约平衡问题。所以，要想既提升金融企业绩效、又保障风险管理，在人力资源方面还有待于每国、每公司根据自身特点设计出与发展战略、产品相匹配的一整套薪酬激励机制。但是这条根本的主线，在当下关于“限薪令”的讨论中，几被人们忽略。各路专家、企业人士意见被简单而热烈的记者提问引导成两路：你支持或不支持“限薪”？你觉得280万元是高了或低了？
从某种意义上，不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对金融高管的“限薪”，其政治正确性均大于商业正确性，是政府在当前经济危机中的一种表态。其实，对于并未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伤及筋骨的中国金融业来说，在此时当采取跟欧美同行不一样的策略取向——人“限”我“创”。当人家推行保守疗法时，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需继续开路，这其中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改善国有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加强金融产品品种创新……只有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背景下，去制订新形势下的金融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才是有价值的，才能推动中国金融企业创造更大的客户价值与股东价值。
一个更充分竞争的市场、一个相对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会比一刀切的“限薪令”，对如何定价CEO给出一个更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