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银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已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在谈论“去监管”或“补贴”时往往会无可救药地陷入迷茫。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显然是“去监管”概念被混淆的最佳例证，它彻底消除了银行拓展业务的壁垒。 当时，保守主义者曾将该法案颂扬为自由市场改革的经典之作，而到了2008年，便被自由主义者斥责为鲁莽且不负责的监管放松。但无论是批判还是辩护，他们对《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解释都是断章取义的。 该法案的真正背景在于：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与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共同提出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据此创建了FDIC。这个以提议者名字命名的法案也被称为《银行法案》。该法案除创建FDIC之外，还禁止银行涉足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公司，即禁止商业银行同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2008年金融危机伊始，自由主义者就开始指责“无管制”导致金融业出现了问题，而罪魁祸首就是“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他们所指的这个头号罪人就是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签署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并没有真正废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否则它就应该禁止FDIC采取毫不掩饰的救市行为。相反，《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只是消除了对FDIC涉足某些道德风险实施限制的监管制度。 换句话说，市场一直在监管银行业，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扼杀了市场，并以政府监管取而代之。而《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变本加厉地扼杀了政府监管，让银行业变成了一个彻底不受监管的行业。 在对《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展开辩论时，假如我是国会议员，我绝对会提议取消FDIC和遗留下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残渣。即使我的提案被否决，我也会对《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投出反对票。 我认为，只要政府对银行的全部债务提供保险，它就有权对银行发号施令。如果我请求你为我的贷款提供担保，你就可以对我的行为施加限制，比如“不得拿着这笔钱去拉斯韦加斯赌场”。理论上，政府不应该告诉任何人该如何花钱，不过一旦它成为保险人，政府就获得了这样的权利。 因此，假如你不想让政府告诉银行该怎么做，那就必须让银行摆脱政府的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