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最初组建FDIC时，美国政府为它杜撰了一个无限美好的使命：保护普通美国人，避免他们因银行的贪婪而失去自己的救命钱。1934年，当FDIC开始经营时，规定可保险的存款额仅限于2 500美元。按照2010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这笔钱相当于4万美元。假设你在1934年把一笔超过2 500美元的钱存入银行，如果你足够精明的话，最好还是对银行的安全性做一番调查。 但政府马上就开始提高保险限额，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到1935年，纳税人的存款保险上限已增至5 000美元（相当于2000年的8万美元）。最终，存款保险上限变成了10万美元，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个数字再次飞涨到25万美元。 按不变美元购买力计算，被保险的存款限额增加到最初的6倍。于是，FDIC也从保护普通存款人摆脱贫困的工具，变成了一种让存款人不再顾虑银行安全性的担保。 这样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让FDIC失去了原有的托词。FDIC乐此不疲的救助带来了道德风险，让存款者和银行都对银行的高风险行为麻木不仁。但是在对存款保险设置较低的上限时，这种道德风险也会相对较低，因为普通投资者或许不关心银行做什么，真正有影响力的客户是大额存款人。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存款面临威胁，而且这些大额存款人也恰恰是最容易让银行倾听其声音的人，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主动“监管银行”，确保这些银行不至于放荡不羁。 摆脱了对银行挤兑的担心，又不必考虑投资的稳健性，市场的力量只会让银行走向一个目标：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只有在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时，银行才能为储蓄账户支付更高的利息，但只有承受更高风险，银行才有可能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作为投资者，如果能坚持安全第一，你就能让所有人望尘莫及。
即便存款高于FDIC设置的存款上限，大额存款人的存款也不会遭受损失。例如，当WaMu（华盛顿互惠银行）在2008年破产时，FDIC出手相助，接管了这家银行，然后又以大幅折扣价将该银行转手出售给JP摩根大通，最终，WaMu的所有存款人都秋毫无损。超低折扣价迫使FDIC私下为WaMu的大额存款人提供巨额补贴，而且补贴金额远远超过FDIC对外公布的保险上限。于是，WaMu的高风险行为（对次级贷款的巨额投资）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在这里存款，至于FDIC超乎寻常的临危救难行为，自然会让未来的大额存款人不再担心银行的稳健性。 在金融业，各公司实施高风险行为已习以为常。还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储贷危机吗？祸源是FDIC的双胞胎兄弟——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从事超高风险业务，而它同样是“新政”下的产物。道德风险招致了过度冒险行为，而结果就是747家储蓄贷款机构被停业，损失金额高达880亿美元，并引发国会诬陷5名美国参议员和白宫发言人的丑闻。 此外，由于银行不必再担心挤兑，也就没必要保持适当的准备金。这就使银行发放远超过正常水平的贷款，银行在增加贷款和维持低水平准备金时，也无须权衡风险与收益了。尽管增加贷款有助于银行提高盈利水平，但也会令其付出代价：银行体系不再稳健，破产风险陡增。在没有FDIC的情况下，竞争压力迫使银行必须保持适当的存款准备金。一旦储户对存款的安全性丧失信心，就会恐慌性挤兑，并摧毁银行最宝贵的资产——声誉。但是存在FDIC的情况下，银行就不再有这样的顾虑，而遭殃的则是整个银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