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银行的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调整，它宣告的是一种复合型的、更为灵活的模式的诞生
文 | 吴志攀（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法学院教授）
昨天（12月29日）晚上我拜读了姜建清董事长为《中国工商银行行史》写的序，回顾了工行发展的历史。工行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发展于改革开放之中，成功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工行的发展成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既参考国际普遍经验、又适合我国独特发展模式的道路，我将这条发展之路概括为大银行的中国模式。下面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什么是大银行的中国模式？在全球1000多家大银行中，有各式各样的发展模式，中国的模式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具鲜明特色的、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中国本土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大银行发展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
1．将金融市场与国家控股相结合。在我国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中，无论已经上市还是即将上市的，国家都保持着控股地位。这不是暂时的过渡之策，而是长久的既定方针。国家控股表明，我国的大银行在根本上不代表私人、不代表某个集团、也不代表某个地方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政府始终坚持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国家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来把握大银行的发展方向。国家控股还有利于集中国家的金融与货币力量来办大事，这在中国历次建设大型工程等活动中都能体现出来。
这一特点，如果看历史，可以上溯到中国2000年前治水的管理模式。从那时起，维护强大的中央政府管理国计民生的权力就一直延续至今。金融的流动如同水流，管理金融如同治水。中央政府维持金融稳定和安全的职责，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此，中国的大银行模式不但从表面上区别于西方大银行的股权结构，在本质和目的上也和西方大银行不同。
今天，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洲政府为了救市，也纷纷出资来援救各个大银行，导致西方政府在私人银行中占有股份，有人把这称为“国有化”或“西方式的社会主义”。但是，救助银行只是政府的权宜之计，等金融危机过后，西方政府又会从银行里面退出来，度过了危机的大银行仍然是私有企业，本质没有变。
2．我国大银行公司治理的组织特色。中国大银行学习西方公司的现代管理模式和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银行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都是有益的。但是同时我们还保有一套独特的、高级干部的管理模式：在银行管理中，我们的组织也发挥了作用。
根据我国宪法和公司法，国有企业中设有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企业的基层委员会对于干部任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党管干部，成为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大银行公司治理中也产生了影响。党组织通过党内的民主讨论和投票，推荐一些干部候选人，然后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而由于政府是大股东，所以这些人选基本都是能够通过的。因此在我国大型银行员工中，党员比例也相当高。我曾做过一个调查，在国有政策性银行中，党员比例占70%以上，而且越是高层的管理干部，党员比例越高，行领导级别几乎全是共产党员。这点是西方很注意我们的一个特色，我们自己也不应当忽略。
3．我们还有一条让广大人民满意和让人民监督的标准。在商业银行评价标准中，中国大银行不但要遵守银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颁布的各项规章和指引（这些规章和指引都吸收了巴塞尔协议或美国COSO协议的一些管理规则），此外还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让广大人民满意。
在一次会议上我讲到这个观点，有西方学者就问我：中国经济最容易接轨的就是金融市场，为什么在这个市场中，还要提出“让人民满意”这么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口号呢？
我告诉他，我不认为这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在1997年，亚洲相对薄弱的金融市场受到了西方金融大鳄的严重打击。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认为那场危机只是自由市场的一次调节。但到1998年香港政府打响金融保卫战时，我们认识到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利益如果自己不保护，可能会导致家破人亡。亚洲金融危机十年后，美国政府和国会也开始保护本国金融市场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了（当然他们只是说保护纳税人的利益）。这样让我们更加意识到，原来我们坚持的让人民满意的标准，和现在西方国家让纳税人满意的标准，不但是应当的，而且是应当弘扬和大力提倡的。
我国人民大多数都在大银行有存款；我国企业大多数都在大银行有贷款和结算业务；城市里大部分居民都在大银行中有购房和购车的贷款；包括学生在内大多数人，还学生贷款或信用卡账户持有者。人民都是大银行的客户，所以银行为他们利益考虑，是正常的，这与跟国际经济接轨是并行不悖的。
4．管理责任制。我国在向西方学习管理的诸多有益经验时，也保留了一些传统标准，如一把手责任制。我们银行的内部管理，不但重视制度、程序、流程、环节，还特别重视结果。在古代，这叫功过评价。管理制度和操作环节可能没有问题，但要是结果出了问题，一把手同样承担责任。这与美国华尔街有许多不同。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除非个别金融机构高管伪造证据或作假账被追究法律责任外，华尔街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并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以功过来评价。
类似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我国，难免会有单位领导人被辞退或问责。这就是差异，我们一把手的责任比他们更大，管理更严格。
5．我国历史的传统文化影响。长期以来，中国有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资本。在我国，个人与政府不是对立，而是相容的。我们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点的统一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原则。在大银行的管理理念上，我们也潜移默化的接受了这些传统的理念。
我们还接受了仁、义、礼、智、信这类道德准则。在西方，契约自由至高无上，社会道德要服从契约的权力和利益；但我国本土化的契约，必须尊重仁义礼智信，尊重社会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在白毛女的故事中，中国老百姓会同情杨白劳、憎恨黄世仁的原因之一。
另外传统文化中，老百姓不习惯借钱过日子，喜欢年年有余。在管理上提倡量入为出，在发展上讲看长远识大局，在日常操作中追求平平安安，不愿意冒险，求稳怕乱。相比之下，外国同行可能感觉我们胆子比较小，思想保守。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合理性，只是外国人不理解或无知罢了。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之前，中国的大银行没能进入世界大银行之林，而今天四大商业银行都已经进入了世界大银行方阵呢？是什么使我国大银行在这30年间得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我认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重要讲话中总结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结合。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中国模式，是对我们过去迷信的西方教条主义潮流的质疑。今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不是简单的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道路就取得的。中国的成功源于走了一条有特色的道路，这种特色就在于区别了西方的传统模式。西方的大银行的发展模式带有侵略性、垄断性和霸权性，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有明显的剥削和歧视。而我们的大银行发展模式不但没有侵略性，反而带有合作性，我们提倡和谐、互动和双赢。
正如北大潘维教授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说，中国模式的特色在于，它不再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而将两者结合；不再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对立，而将两者结合；不再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将两者结合；不再将公私对立，而将两者和平共处；同时也不再将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竞争对立，而将两者结合。换句话说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和”。
大银行的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调整，它宣告的是一种复合型的、更为灵活的、更为和谐，也更为可持续发展、更富有竞争力的模式，今天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