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岗位职责 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是研究科学



中国社会的希望在于中间派变成主流。但我们好多中等收入者阶层,都要把自己装成是弱势群体。这个现象很奇怪,也令人忧虑

文/本刊记者 杜亮  

《中国企业家》: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 

吴敬琏: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学的。而经济方面的改革确实在我们的种种改革中走得是比较快的,应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所以经济学家的作用可能显得突出,这是肯定的。 

《中国企业家》:但是感觉近些年,经济学家作为改革决策智囊的地位有种下降的趋势。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吴敬琏:也许这种估计原来就不对。你刚才提到两个词儿,智囊、下降。智囊不智囊对经济学家来说,是第二位的工作。作为一个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他的职能首先是认识经济活动的规律性。而在中国,常常是以政府作为尺度来判断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记得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社科院那时候还叫学部,有一次开会,考古所所长夏鼐提了一个意见,他就觉得奇怪,到底宣传是依据科学还是科学根据宣传的要求呢?不能把这个关系放倒了。  

政府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制定经济政策,他们应该去向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请教,然后根据政治上的考量来决策,而不是相反,经济学家听政府的指导,然后来发明一套理论。 

 战略研究岗位职责 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是研究科学

你所说的经济学家地位下降,可能受前几年的那场讨论影响,丁学良说过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人之类的话。他就是看到了确实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功底是比较差的。按照美国或者香港教授的标准,可能我们确实是有一部分人不符合,但是他不能反过来说不超过5个人。就是按照他们香港科技大学的标准,10个、20个都有。我自己觉得我们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是受过比较严格的训练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为人们所承认的,7、8个至少是有的吧。  

《中国企业家》:撇开功底问题,从公众层面,对于经济学家的公信力也有很大疑问。比如,一些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成为利益中人。对此,您怎么看? 

吴敬琏:每一个人都是利益中人。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发现客观规律,作为一个人,他当然也要追求体面的生活。但是既然以研究科学为职业,他就要靠这个职业来谋求改善生活。不是说要求他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他也可以去经商,但是不能因为他的商业利益去扭曲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是素养好的人就能够超越狭隘的利益。  

《中国企业家》:现实中,好像具备这样素养的人不多。所以有人称您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这个我不敢当。我想说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良心,诸位更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大家也认为中国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但是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出一种理论来,好像还没有看到。  

吴敬琏:有一本书叫《转轨经济学》,是美国人写的。你看一看他引用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在总结各国转轨中的贡献,并不比国外经济学家少。当然达到科尔奈那样水平的很少,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至于要专门讲中国,科学这个东西好像不大分国界,那是应用经济学的问题,不是理论经济学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道路,是我们前三十年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但是大家现在开始思考,顺着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我跟有些经济学家不太一致。我只说双轨,不说渐进,渐进、激进讲的是速度问题,这是说不大清楚的,是很表面的东西。双轨这个东西,就是说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很大,同时市场也配置了好多资源,两套体系。在早期,它正面的作用肯定是主要的。但是我认为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的弊病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我看负面的东西是主要的。双轨制这两套体系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权力寻租,权力搅在市场交换中间,到处都是腐败之人,腐败制止不住。所以要摆脱双轨制。如果不消除的话,社会振荡是不可避免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双轨制更加强化,政府那一轨在强化。它本应该是逐渐消除的,却在强化,那么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个人运用他掌握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这种现象太严重了。而且,这几年有一个倾向,一些群众不满,不满就把火引到企业家身上去,引到一般的富人身上去,引到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去,就是这个办法。这是玩火。  

《中国企业家》: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一种中间状态?  

吴敬琏:是的。我把它叫做重商主义。最终的状态,或者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坏的市场经济。我说过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企业家》:您认为往哪个方向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吴敬琏: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希望它向好的方面走。但是要让权力自觉退出市场很难,社会的希望在于中间派变成主流,他们能够让极端派都服从于公开的规则。危险在于社会一分为二,形成两个极端派,什么工人阶级压倒资产阶级。  

《中国企业家》:从中间派的崛起来讲,您觉得中国还是挺有希望的。是吧?  

吴敬琏:有有希望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方面。从经济基础来说,我觉得所谓的中等收入者阶层在这30年里面,成长壮大得很快,这是有希望的一面。没有希望的一面,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他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这个环境由两个极端派把整个社会撕裂了,中间派就会消失,或者变成多元化的了。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苗头。你看我们好多中等收入者阶层,都要把自己装成是弱势群体。他都不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中产阶级,我们就是主流阶层。  

这个现象很奇怪。在现代社会里面,一般都以自己是中产阶级而自豪。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个倾向,撕裂的倾向,变成两个极端派。中间派躲在一边,躲到弱势群体里边去,否则的话他就可能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你看现在反腐、反腐,反来反去就反中间的,而不反真正的权贵。所以我有悲观的一面。  

环境问题是这样。我说中间派自己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利益自觉不够,不知道作为中等收入者阶层他的根本利益在哪里,就满足于我有一个好房子,生活不错。再一个毛病,就是公民意识不强。所以,对于中间派来说,要清楚你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是这个社会的主人,要勇于承担。  

《中国企业家》: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  

吴敬琏:一方面唤起大家的自觉,唤起大家的公民意识。另一方面还是要呼吁法治来使这个社会环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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