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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农民中国”
对于中国农民的研究，仍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核心
文 | 李伯重
李丹（Daniel Little）先生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其研究涵盖了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许多专题，主要著作包括《科学马克思》（1986）、《理解农民中国》（1989）、《论经济模式的真实性》（1995）、《贫与富的悖论：描绘全球发展的伦理困境》（2003）等。
他对中国研究和中国今天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从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从方法论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总结。他去年曾应北京大学之邀，作了以《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响声：晚近欧亚经济史研究中的争论》为题的演讲。之后他还应清华大学之邀，作了《行动者、结构和社会偶然：关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的新思维》的演讲，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意见。
《理解农民中国》是李丹在分析和总结西方中国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他梳理了西方研究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争论，借此可以反映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农业的样貌。本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重视。
在本书中，李丹选择中国农业变迁作为主题。具体来说，他主要选取了农民的集体行动、市场交易的等级体系和传统中国农业的停滞与发展等一些主题，涉及有关小农行为动机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与巨区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上的技术停滞与突破的科技论与分配论；解释19世纪中国农民起义的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与地方政治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的争论等。
李丹一直跟踪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进展，为中文版增添了两章，即第六章（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和第十章（社会本体论、因果机制与社会心态）。
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像本书这种科学方法论的作品实为少见。而史学研究者惟有具备科学方法论的自觉，才能使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因此，刘北成教授指导研究生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这将对中国学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学界在中国农民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论等，都是一个积极的促进。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民，农民占了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从此意义上而言，今天的中国也还是一个“农民中国”。对于中国农民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中国研究的核心。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推动。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复调的新阶层
小说最终靠的，还是伟大的发现和想像力
文 | 刘震云
邱华栋的小说与众不同。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
大概是1996年吧，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城市战车》。作者在一门心思关注新生活和新人类时，主要关注的是惨烈的一面。生活的变化是，十多年过去了，这群流浪北京的人，竟有一部分人脱离了流浪的阶层，摇身一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人，少数人还成了亿万富翁，除了让人瞠目结舌，回头再看《城市战车》，就成了这些人的旧照片。
2000年，我读了邱华栋的新作品《正午的供词》，写的又是前沿生活，影视界啊。这一洼浑水，邱华栋又下了脚。但这回他的主题大变，表面是写鱼龙混杂、物和欲横流的名利场，实际上是在写生和死。这个主题可有些经典。是跟邱华栋年龄的变大有关系吗？接着他在题材上也会返璞归真吗？接着我发现我错了，2002年，长篇小说《花儿，花》出版了，题材依然很前沿，在新的网络大潮背景下，写了几个媒体人的婚姻变化。新旧交加，让人啼笑皆非。对了，看邱华栋的小说，常让人啼笑皆非。
到了这本新作《教授》，邱华栋写的又是眼下最热门的一个词——“新阶层”。他写了玫瑰浴、私人事务调查所、代人受孕等五光十色只有在当代的魔幻和拧巴的生活中才能出现的新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这个时代平静的外表下，充满着血的气息，钱的气息，性的气息，及这个时代独有的混乱的气息。
从结构上讲，小说的叙述是复调的。通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来打量一个经济学教授的生活；通过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婚姻变化，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激烈变动。最大的变动是观念啊。当然邱华栋还没忘了，他又塞进去许多他对当下许多问题，如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包括对文学和《红楼梦》的思考和看法。
当然，这本小说也有毛病。《教授》和邱华栋其它小说一样，内容也太庞杂了，信息也太密集了；查信息，我们不如上网。还有，往里边塞的各领域各学科的知识也太多了。如果为了授业解惑，不如给我们开一个讲座。我要说的是，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最终靠的，与事情的新旧无关，跟你发现的新旧有关；小说最终靠的，还是伟大的发现和想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