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归国后的留学幼童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当中大多数在十多年的逆境中坚守了自己的价值
文 | 姜鸣
我们都知道，中国出去的第一个留学生叫容闳，他在1847年由一个叫布朗的传教士带到美国去读书，于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学成回国以后在上海的“外企”工作。1860年，容闳到南京去拜访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并提出了七条建议。
容闳给洪仁的七条建议是：（一）依照国际规范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大批有学识的军官；（三）建立海军学校；（四）建立公民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五）创立银行制度；（六）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我们看到，容闳谈中国近代化最为看重的有两点，一是军队的问题，要有一支良好的军队；二是学校的问题，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各种实业学校。这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国近代化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以后，洪仁并没有理会，容闳也只有继续在“外企”工作，后来也下海经商，卖丝绸和茶叶，也发了点小财。
后来到了1863年，容闳到了安庆去见曾国藩，又跟曾国藩提出中国要近代化。他向曾国藩建议，中国要近代化，一定要派人去国外学习现代化的知识才行。曾国藩后来和李鸿章向清政府写了一个奏折，从1872年起，选120个幼童去美国留学，分成四批，每批30个人，一共去15年，从小学读到大学，这个幼童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说过，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但是我想从日本和中国当时的留学生情况来比较一下。
第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大量的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869年他们派了50个人，1870年他们派了150个人，到了1873年，有上千人在欧美留学，而中国这时候才刚在1872年派遣了第一批30个学生去美国。在日本派遣的学生中我听到一个故事很感动。当时天皇讲，我们派遣学生到外国去，我们不但要有科学家，我们不但要有专家，我们还要有伟大的母亲，所以他派了五个女生到美国去。这五个女同学当中，有一个是詹天佑的同班同学。有一个旅美学者叫高宗鲁，这位老先生告诉我，他在查詹天佑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单的时候，发现他总是排在第二名。那第一名是谁，结果就是一个日本小姑娘。那个日本小姑娘总是考得比詹天佑好一名。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呢？叫山川舍松。这个山川舍松回国以后，嫁给了后来担任日本陆军大臣的一个很重要军事家叫大山岩。
甲午战争的最后，清朝的海军中曾有一部分人逃跑。在追击的过程中，这批逃跑的军人没有一个出来抵御，结果他们不是被日本的军舰击沉了，就是被日本人俘虏了。在这些被俘虏的清朝海军中，有一个是留美第二批幼童中的蔡廷干。被俘以后，蔡廷干向这位女同学山川舍松寻求帮助，希望在《马关条约》签订中日停战后可以把他留在日本，不要送回中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大家同样是在美国留学，一起读书，而这个男生最后却要去请女生帮忙。男生回国后不过是一个海军的管带，而女生却已经是陆军大臣的夫人了。钱钢有本《留美幼童》的书，里面就有他找到的这位女士的照片，我们可以一睹芳容，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1875年日本驻中国公使森有礼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双方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森有礼是1865年由日本鹿儿岛藩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专攻数、理、化学科，1868年6月学成归国。
李鸿章问：“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有礼说：“整三十岁。”
李问：“森大人到过西洋?”
森说：“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李问：“中西学问如何?”
森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
森说：“五分尚没有……”
李说：“日本衣冠都变了，还说没五分？”李鸿章大笑，他说，他对日本的一切成就都很佩服，惟一不理解他们将衣服改成了欧洲式样，衣冠是忆念祖先之物，后人理应世代相传。
森说：“倘若祖先们还在世，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之事。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只因发现中国服比从前的穿着要好。四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无人愿改成本朝装束(指留辫子)，后来却毕竟改了。当然，这是强加于你们的……”
这是当时在总督府森有礼与李鸿章的一番对话，比较当时日本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外交官，我们中国却用像刘锡鸿（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手，以保守和反对西方文化著称）这样的完全不会讲外语，完全不懂国际法，完全不懂西方任何文化的人做外交官，这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个例子，我要讲一下关于唐国安的事。清华大学把唐国安定为清华的创始人。这个唐国安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他是1878年到美国，在耶鲁大学读到二年级的时候被召回的，清政府说我们不派遣留学生到国外了，因为这些留学生到了国外都学坏了，他们把辫子也剪掉，他们跟着房东进教堂了，那我们还派遣他们出去干什么呢？所以他们都被召回了，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极力支持下成行的这120个幼童留美计划也就宣告夭折了。
1881年的时候唐国安回国，清政府当时对这些小孩也不重视，完全是一种不用他们的态度。当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写奏折要送这些留学生去美国的，所以他们回国以后，自然李鸿章希望任用他们。当时有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提出在天津建一个医学堂，专门教授西医，这个西医以后还可以为军队所有，成为军医。这医学堂第一届招8个学生，以后每一届招4个，李鸿章同意了这个计划，并开始思考由谁去筹建。当时从国外回来的幼童中，有的进了军队，有的进了电报局，李鸿章就想，正好这时候又有一批学生回来，就从他们之中选8个人去这个医学堂好了，而且一定是要好的学校在读的学生。所以唐国安就被选中去天津的医学堂学医去了。
但是，唐国安是学法律的，让他去学医实在是学非所愿。而且，当时这个医学堂的确是非常的烂：只有三位教师，这些教师都是一些教会的医生，而且全是兼职的，条件非常差。所以唐国安后来就逃掉了，借口说他妈妈生病，要回家探望，从天津逃到了上海，进了旗昌洋行当翻译。他想，他进了旗昌洋行做翻译，应该就不会被以前的熟人碰见，不至于被抓回去。可是，碰巧旗昌洋行要开辟天津业务，就把唐国安派到天津去卖军火给李鸿章。他就很尴尬，因为他当时是逃走的，而在出国之前是和国家签过约的，回国后一定要为国家服务，是官派留学生，是不可以逃走的；你逃走了吧也就算了，我看不见就看不见，可你现在又出现，而且还要卖军火给李鸿章。
于是，唐国安想了办法，他说我捐两千两银子给那个医学校，赞助学校买点书，那么我就算是报答了国家的培育之恩了。但是这个钱我没法一下付，要分几年慢慢给，因为我现在还很穷。他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报告给李鸿章。唐国安的叔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买办，叫唐廷枢，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都是唐廷枢开发的，他为唐国安就此事做了一个安排，把报告递上去以后，李鸿章看到了，就批示说：“学生唐国安，出洋肄业九年，曾费公款，刻值用人之际，按照奏定章程，本难听其自谋别业，姑念旗昌洋行在华承办军火事宜，需人翻译，暂借该生应用，俟旗昌原订期满，仍饬恪遵中国差遣，以付定章，不得违误。所请报效津贴医馆经费银二千两，姑准赏收。”这样，李鸿章就默认唐国安逃走之后，又可以在他面前出现了。于是，唐国安先生也就这样回到了天津的官场，开始做他自己的买办业务。
容闳开创的留学生留美计划是在重重阻碍下夭折的，幼童回国以后清政府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幼童心中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在十多年的逆境中坚守自己的价值。
这个唐国安先生——我们清华大学的创始人、伟大的教育家，清华公开的所有信息中，都没有提到他逃出医学堂的这些事情，他后来的这些事情也都没有提到。他们就说唐国安回国后，一直很努力，努力到了1909年去了外交部，后来就创立清华学堂，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云云，而这之前他的情况都没有交代，实际情况怎样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到了1909年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1909年只做到了外交部候补主事，候补主事也就相当于一个候补科长。清朝考进士，只要考中，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去翰林院做一个翰林，是比较高的；第二个是去各部里做主事，相当于科长这样的工作；第三个是派到地方去做一个县令。唐国安1881年回国，到了20世纪初，他才到外交部做了一个候补主事，我估计他是靠老同学提携了一把，才回到了外交部。然后人家说我们这里要办一个外语学校，你到那去管一管学生，于是唐先生就去了这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后来却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所以唐国安就成为了仅次于唐绍仪、詹天佑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虽然还有很多材料我们拼不起来，但是它却反映了一个现实：这些幼童总体上是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国家是不需要这样的人才的，甚至是蔑视这样的人才的，直到后来才慢慢崛起受到重用，有的还当了大官。
那他们后来怎么又被重用？是因为他们多数投靠了袁世凯。像唐绍仪他们，有好几个都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一个显赫的地位，就因为他们曾经都是袁世凯的幕僚。光绪皇帝死了以后，上台执政的醇亲王，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认为因为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才造成了光绪一辈子的不幸福，所以就把袁世凯赶回了河南老家，而袁世凯留下的这批幼童就正式上位了。比如第三批幼童中的唐绍仪成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理，第一批幼童中的梁敦彦做到了外务部大臣，还有好几位都当了外交部的要职。
（姜鸣，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历史学家。本文是姜鸣先生2008年9月27日在十乐会所举办的传习社讲座“晚清政局与人物”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呼应·延伸]
艰难的学习曲线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有一个挨打之后，进步，退步，再进步的周期
文 | 肖知兴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界的时髦是反思以费正清为首的“冲击－回应”模式。我从一个外行的角度，却觉得离开了这个模式，可能是无法理解晚清以来从精英到大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压力之下的种种行为和表现的。各种“后现代”、“多中心”的论点，从学术推陈出新的角度也许是贡献，但对于我们这些局内人，现代化与西化这些问题却是柴米油盐一样，已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
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总结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有一个挨打之后，进步，退步，再进步的周期。进步和退步的程度，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有时候是进两步，退一步，不可一概而论，但这个“挨打－进步－退步－再进步”的周期却是共同的。当然，这不是什么科学，只是帮助自己认识这段历史（包括留学史）的一种启发性工具。喜欢琢磨这段历史的人如果觉得有点道理，不妨同样拿它来理理自己的思路。不喜欢，觉得牵强，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调整。
第一个周期（1840-1894）的挨打是鸦片战争，进步是以国防工业为主的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退步是反洋教运动，其高潮是1870年几乎让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几乎“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然后的再进步是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与电报总局等各种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的创办为核心的第二阶段的洋务运动，其代表是李鸿章幕僚薛福成、郑观应这批当世最有眼光的人提出的“商战”思想。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是这个大周期中一个复调性的小周期，表面上的进步之后（拜上帝教），迅速退步到了封建宗法专制之后彻底失败，连再进步的机会都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进入中国权力中枢，成为这一个阶段的肱股人物。姜鸣先生这里谈到的他们大幼童留美计划是这个再进步阶段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第二个周期（1894-1928）的挨打是甲午战争，进步是戊戌变法，退步是“始乱终弃”，最后让大清王朝颜面尽失的义和团运动。急性子、书生气的戊戌变法没有改变中国，清末民初的新政却让中国完成了很多实质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和民国初年在形式上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科举让一代读书人失去了理想和饭碗，而两者皆足以让大清王朝的气数终结。议会民主在各派军阀的粉墨登场中沦为笑谈，性子越来越急的中国精英开始寻找其他解决方案，17年的民主议会的试验最终被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终结。这个周期由于冲击的来源是“东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留日学生，而曾李幼童留学计划一个风落之果（Windfall）则产生了庚款留美计划。
第三个周期（1918-1949）的挨打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以战胜国的地位遭受战败国的待遇的耻辱。五四运动的激烈反传统让中国精英最终转向西方。从勤工俭学的赴法留学生到公派的庚款留美、留英学生，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求真理的西游之路。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广泛思想谱系，都在中国找到了各自最热诚的拥戴者。蒋氏专制的退步终于让他付出了丢失大陆的代价（当然，如果他“民主有量”，在当时国共相争的局势下，是否能够改变命运，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在台湾，通过以庚款留美归来的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的滴水穿石般的努力，中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个周期学习和进步的曲线。
第四个周期（1937年至今）因为更晚近些，不容易看清楚。抗日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让越来越多中国精英选择了共产主义，从四面八方向延安汇集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用脚完成了他们的投票。中国向北靠拢，苏联成为新一代人的留学目的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一度响遍中国。中苏决裂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象征性地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维持着。这个庚款留美归来的教授们培养出来的西南联大毕业生，拿着同样留学归来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等人设立的穆藕初（同样是留美归来）奖学金留学美国，取得了中国人在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后衣锦还乡，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贵宾。文革一场大梦初醒后，中国终于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1978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生、加州理工大学博士、时任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建议下，邓小平拍板：“要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越多越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莘莘学子，自东徂西，重新又踏上古老中国那条艰难崎岖的学习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