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30年商业与文化的解放，是人类又一出出走——归家的故事。失散的野孩子在“归”，文化的脉流在“归”
李皖
著名乐评人
《武汉晨报》副总编辑
著有《听者有心》、《民谣流域》
《五年顺流而下》
文 | 李皖
编辑约稿，并一古脑儿问出这样的问题：30年（1978－2008）文化变迁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如何从奴役到解放，从乌托邦到市场化？中国有西方嬉皮式的反主流文化吗？经济崛起能带来文化复兴吗？
说实在话，我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苏格兰有个乐队叫“世界党”，唱了一首叫《这像不像今天》的歌，漫画式地描写从古巴比伦观测星星到人类登月漫游太空这期间科学和理性的变迁。每次变迁后人类都问一句其酷无比的话：“怎么就到了这一步？”而这是人无法回答的。结果人就去问上帝，上帝想着要回答，结果“！”，脑子就爆掉了。
为了脑子不爆掉，我们先从最粗浅的地方说起：流行音乐。
放出人性，放出“我”
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里，流行音乐曾遇到的明确冲突，只有两次半，都发生在80年代。第一次冲突是邓丽君、刘文正进来，被批为流氓歌曲、靡靡之音。第二次是李谷一用气声唱法唱《乡恋》，唱《妹妹找哥泪花流》，被批为黄色不健康、资产阶级腐朽没落。
邓丽君没有唱什么吓人的东西，无非是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唱了《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李谷一也没有唱什么颠覆社会主义的东西，歌曲歌词甚至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唱得太软，太绮靡。但在1980年代，个人、人性、爱情，都还是危险的东西，居然把这样的东西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出来，很不得了，很不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它在官方受到了批判，在民间也显得很不正经。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刘文正的大包头喇叭裤，在那个时候的父辈眼中正是流氓的典型形象。在广大的社会大众眼中，他们，和模仿他们的时代青年，也十足是痞子流氓无疑。但是李谷一的时代已经与邓丽君的时代明显不同，只是官方文艺批评家这么看，老百姓基本不这样看，相反，他们喜欢这样温软的、柔情的主流歌曲。不管报纸怎么批，李谷一照样成为那个时代“群众欢迎”的头号女歌手（当时叫青年歌唱家）。
我发现，把人性的、个人的、世俗情欲的东西放出来后，摆在音乐面前的道路事实上已是一马平川。两次冲突——批判背后的主旨可能更加宏大和深刻，表面上批的是靡靡之音，根本性的问题却是集体的、人民的事业中允不允许私人感情。
80年代末，摇滚乐横空出世，崔健出来了。许多现在的论者，想像摇滚乐这头文化野兽，想当然地以为与主流文化必有一番恶战，其实不然。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摇滚乐并没发生主流舆论界的批判，要说冲突，这次冲突只是半场。崔健不准上电视，不准开演唱会，但他的磁带照出，歌照唱；即使是用语生猛的《解决》，去掉了印刷歌词后照样出版，没谁过问和批判。
崔健同样是小流氓，但这个小流氓不唱你爱我爱了，他唱个人的痛苦和迷茫，唱对这个国家的思考和感受。在社会转变的大局下，流氓的力量永远不可小视。流氓实际上是：在社会生活里与传统习俗不合拍的人；在文化政治中与统治规范相忤逆的异类。在每一次社会变局中，前卫分子都有点儿像流氓。流氓只是大家看不惯，等你看惯了，社会变局已经形成，时代进境如斯。1987年，邓丽君被内地音像公司正式公开出版。差不多7年时间，肉麻情歌不再是黄色小调，唱“爱人呵”、“哭泣呵”不再被人当作女流氓。
捋出时代大变局中文化的变迁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看起来我们都是经历者，但每个个体都不可能完全经历。时代大变局是全面开始的，既非单因单果，也非多因多果的简单累加，而是错综复杂、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互动互生的如海洋一般的万顷波涛。
影响全局，被几乎所有人感知到的另一个风波是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化名潘晓的两个青年以《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登上了《中国青年》杂志。围绕着它所展开的大讨论，甚至大批判，最后落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新时期的变种；私下里却以更露骨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蔓延。这个讨论，在理想和信念的层面放出了“我”。
30年文化症候
诗歌、小说、电影一度也是大众的领域。
诗歌的新旧冲突由“朦胧诗”引发，围绕着徐敬亚、孙绍振关于“新诗潮”和“两个崛起”的诗论，交战的是“诗的好懂不好懂”。这种边缘的、好像故意不谈正题的论争，是时代开端的征兆——时代的大变局总是从边缘开始，总是从看似意义不大的鸡毛小题开始。但迅速地，“诗的好懂不好懂”指向了背后的政治立场，形式与内容之争指向了“西方颓废的现代文艺”能不能借鉴的问题，而官方意识形态严肃地拿出“文艺是为谁的”的质问。
小说和文艺理论界的新旧冲突，则围绕着“异化”、“人道主义”进行。有人从马克思哲学里放出异化，从伤痕文学里引出人道主义，确实是煞费苦心。很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兴起。异化和人道主义，手法曲折，引出的无非是人，力图以人情、人性、人道的感伤，反省国家、革命、政治机器的沉重与残酷，它引来自上而下的、由中央亲自策动的对自由化思想的大批判。
电影以“第五代导演”、“探索电影”为争鸣焦点。它既有表现形式的激进，节奏沉闷、情绪沉重、情节反故事；也有表现内容的反动，许多电影表现蛮荒、不开化、贫困、愚昧、生理和生存冲突；客观上形成了对形势大好、热情昂扬、地大物博、社会美好和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冲击和刺激。直至90年代，认为第五代导演是将中国的丑陋、愚昧、落后展现给洋人看，以博得洋人奖赏的舆论，依然有一定市场。
现在已经乏人问津的哲学、艺术领域，80年代一度也是冲突发生的主战场。哲学最先从美学破题，产生了“美是什么”的大讨论。借由这个基础性问题，美感、意识、唯心等禁忌，从禁区中露了头、破了题。“星星美展”是艺术上的焦点事件，它在风格上反叛现实主义，以粗陋的写实主义击破美化的、高大全的、所谓典型手法的假现实主义，其后不久，陈丹青以一组西藏的生活场景实写，骤然脱离绘画的“集体的政治目的”。
边缘上的另一个破题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三论提出，让一些核心问题从边缘向中心渐渡；哲学的内部战斗、经济学的制度之争，渐次发生。
回顾各个领域的一场场骂战，或许今天可以用一句话说：80年代的母题是“人”，对立的是强大无比、铁板一块的“集体”、“国家”、“主义”。而文化的症候，社会舆论的反应，凸现的是一个“批”字，露头即狠批，即痛骂。
如果我们用正面的词汇评价，称这一场场骂战为“思想解放”；那么，80年代的“思想解放”得的都不是正果，每一次大批判，它的结论和结局，无不是主流舆论界加强了它的声音，强调了原有的“政治性正确”，义正辞严地亮出“鲜明的旗帜”。但是正确的、引导人的大批判的结局，却并不是现实的结局，问题作品继续，现实继续，“错误的东西”在人群中扩散生长，并在未来无宣布、无声息地占据舞台，就像邓丽君7年之后的悄然“从良”。
到了90年代，文化的症候，社会舆论的反应，像是一个“拆”字。文学界的王朔小说，影视界的《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把意识形态、社会道德的老一套，统统拆除。它们采用戏拟、模仿、调侃、反讽的手段，通过完全大众化的形式，在生活的而不是文化、政治的场景中，引爆电视观众和读者的笑，由是，一个时代的幻象彻底溃散。
出走——归家
在美国60年代文化反叛史的叙述中，商业史被大部分评论者忽略了，但商业所蕴藏的力量，有时超过了文化本身，颠覆着一切。苹果、IBM、微软的产品曾经被吹捧为解放的设备，MTV成就了可口可乐的富托邦（Fruitpia）。当年的嬉皮后来变成雅皮，到公司上班，成为新的社会栋梁。
反观中国，伊甸园大门的开启从来不只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商业的力量有时更凶猛。
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姓社姓资”的论述，是国家主政下的思想解放，比文化圈的每一场思想争鸣都更具有脱胎换骨的推动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彻底打破全民平均的经济现实。在人的自尊构成中，经济的差异其实是最本质的差异，很快，人的三六九等、高低尊卑被收入水平重新划分，并最终将原有全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德观、意识形态根本瓦解，新的等级尊卑形成新的个人荣辱。文化在哪里？文化人已经找不到北了。
90年代新的文化争鸣，都与这种力量的表现有关。它们不再源于书本、思潮，而是源于经济现实的新景观。涌动的经济大潮让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文化的边缘化、精神的边缘化曝了光。而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贫富现实的产生，导致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互联网的兴起展开了技术力量的非凡影响。30年成功拆解的一切，在交互的、全民参与的平台上变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笑剧。2000年代大众文化的症候，社会舆论的反应，变成了一个“笑”字。当年王朔只嘲笑作协，迅速地，作家也被嘲笑，诗人也被嘲笑，王朔也被嘲笑，我们迅速进入一个以一切尊严、骄傲为耻的时代，所有崇高的、宏大的、有名的，都会引来众声的哗笑；任什么东西，只要能够进入大众视野，就不产生意义，只是笑。那种哗笑虽然透着无知和精神的荒芜，有着否定一切的没心没肺，却也分明散发着小民的普通欢乐、健康人的正常情怀。
这个时候，中国文化中再不产生伟大的事件。大众视野中的文化和舆论，似乎是一片荒漠。但在这空无背后，所有的思想、学科、艺术、创造，都在不被关注中做专业领域的生长。以崔健为例，他再没获得哪怕相当于当年十分之一的反响，他在思想上显得无能，但是他的音乐，一直在跳跃式地跨进，不断开拓着音乐的新疆域。中国文化的一切领域莫不如此，音乐、文学、文艺理论、艺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莫不在其专业领域开拓进取，筑起新的建筑。
伊甸园里无知的人类，因为食了禁果而变得智慧，而走出大门，而动荡倾覆。而走出才会有回归，才会有重回幸福与平静的渴望。这是人类又一出出走——归家的故事。失散的野孩子在“归”，文化的脉流在“归”。在深藏内部的专业文化成长中，我们发现了归，这是向着曾经断裂掉的所有传统的接续，向“五四”、向中国传统文化上溯，重新发现，薪火相传。而在信仰、精神的大道方面，大厦曾经崩塌，现在它也在归，有的归向基督，有的归向佛陀，有的归向古兰经，有的归向孔子，有的归向毛泽东……这代人终于发现他并非此一世代的孤儿，而有着人类的种姓延续。砸碎一个旧世界不是全部砸烂，新人、新信仰、新精神不是从空无中诞生，人类智慧和精神的大道，从来都无法在一张白纸上描画。
被颠倒的众生，正颠倒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