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南洋往事海南鸡饭 海南往事(下)



复苏 

 冼笃信又回来了,第一次是被逼回来的。

 1999年后国务院给海南处理烂尾楼多项免征营业税、契税的政策和专项补贴,大大降低了重启成本,不过大批烂尾楼的业主音空信渺。2000年,时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王富玉用了个狠招——炸楼,先在三亚大东海旅游区炸了几座。“王富玉这个人有些‘李卫当官’的劲头,”廖逊说,“这个消息震动全国,一下把业主都炸出来了。”冼笃信赶紧把在三亚的楼盘全部卖掉。“其实这时收购烂尾楼肯定能赚大钱,但我的资金都占在其他的项目上,另外还有一个官司。”

 那个官司就是曾千呼万唤请他去的湖南衡阳项目,他聘的湖南高管把公司账目修改之后卖了1600万的资产。冼笃信来到自己的办公楼前,迎接他的是一把大锁,他找到对方,对方说钥匙在保安那里,可保安怎么也不出现。“他公开说‘你拿我有办法吗?你又不是本地人。’”冼笃信气恼不已。

 庄子通抓住了机会。2002年他回到海南收购“烂尾楼”,楼价不过300多块钱每平米,还没有多少人敢沾手。庄子通一算账,拿过来装修一下,好楼盘能卖到一平米2000多元,一般也能卖到1200元以上,每平方米还有300块补足。只要有胆量,这是相当不错的生意。

 昙花一现的繁荣让海南付出了多久的代价?学者有不同的分法,按照迟福林的研究,2003年烂尾楼开始盘活,海南平稳提速。

 另一个复苏的信号从蒋晓松所在小渔村发出。这位前导演1996年7月才破土动工建度假村,那正是海南最黑暗的日子。一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出现,日方合作伙伴退出,蒋晓松不得不把自己的汽车卖掉了,但始终没卖地。然而正因这次蔓延危机,促使亚洲国家产生了搭建交流平台的需要。

 2002年4月12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召开,昔日的小渔村顿时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中心,这里被确定为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它成了海南、甚至中国的一个符号。“博鳌论坛是海南复兴战略中的一件大事,”迟福林曾参与博鳌策划,“但目前它对海南的价值远远没有开发出来,不过是提高了海南的知名度,带来了一些旅游资源,我们设计的目标是通过它让海南成为连接亚洲的桥梁。”

 土地肥沃的海南似乎重新青睐这种无心插柳式的成功。天涯论坛,创始人邢明当年仅把它作为海南在线的一个聊天室,由于流量太大差点把它关掉。如今在缺资金,缺人才,又不是互联网重地的海南,天涯却成为华文社区中的一面旗帜,可能于2009年上市。邢明有意把天涯打造成一个虚拟社会的综合交易平台。“做到100亿人民币的收入应该也不是幻想。”他说,“如果能实现,海南这个人口小省就能成为网络大省。”

 若没有农垦跟进,海南的发展是残缺的。这个庞然大物占有海南1/4面积,1/8人口,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少数堡垒之一。1952年它成立就是为建设天然橡胶基地。但56年来,海南并未因盛产这种重要工业原料而获得太多利益。农垦局局长王一新正全力推动上游原材料整合与下游深加工,把新组建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带上市。这位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的前办公厅主任,将企业中的经验移植过来,“中海油的改革路线图对我有很多启示,”王长吸一口气,他刚上任一年多,“我把自己逼得很紧,开会时我常说‘弟兄们,海南农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赶上近两年的机遇,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王一新、蒋晓松、邢明,这些明亮、新鲜的创业者们代表着海南新一代的变革力量,他们站在下一个20年的起点。

 2005年冼笃信彻底回到原点——龙桥镇,据说镇政府曾多次请他回来建设家乡,村里选举村长,他连续被选中三次,由于不是党员就辞职了三次。回到家乡他运作了三个大项目,每一个都是动辄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但现在看来都遇到了麻烦,他把项目前期铺垫全部做好之后,政府又想引进更有实力的投资者,要重新洗牌。

 见惯了人情冷暖,他很坦然,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人。“我会不停地做事,只要不停下来总有机会。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没有什么担心会失去的。”

 如今顺风顺水的庄子通也是“十年怕井绳”,只要有宏观调控的风声他就看看手里的楼盘,能到达盈利目标就出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政协会,工商联,都是新面孔,老面孔只有一两个,有的领导说老庄你这人不错,你没麻烦过政府。”他淡淡地说。

 海南已再次崛起了吗?农垦局的一幕暗示着尚不到下结论的时候。2008年9月的一个下午,阳光清澈,从会议室到办公室,这段不足15米的路,王一新走了足足10分钟,每一步,都有许多围人上来。

 “刚刚开的会代表农垦改革中最艰难的一战,将触及20多年来沉淀的大量既得利益。”一位参会者悄声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会议桌上都举手赞同,但一散会,很多人都觉得有不吐不快的意见。

 

下 篇 反思

 

 2004年初,陵水县本号镇来了一位客人。穿着随便,手拿草帽,说话和气,和镇党委书记唠了一会儿家常,又在村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清苦的村民生活。这里是黎族聚居区,山高水阻,信息不畅,客人自我介绍后镇党委书记才知道他是新任省长卫留成。

 卫留成上任不久就把海南18个县市转了一遍。2004年1月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海南仍是欠发达省区。有人担心这种提法是否会影响干部情绪,否认前任的工作成绩,卫留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基于此判断,在已确定的建设“生态省”总目标和“一省两地”(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基地)产业发展战略下,卫留成发挥领军中海油的经验,以抓“大”为风格,引进一批大企业,带动一批大项目,还把海洋开发提上日程。“老卫在用管理企业的方法管理一个省。”他的一位老部下说,“本次繁荣虽晚却很健康,是创造财富而非转移财富。”廖逊也如此评价。

 然而之前海南也不乏有魄力的领导者,更不乏机会与政策,为何20年后这个简称为“琼”的省仍然丢不掉谐音的咒语,被其他特区甩在身后?

 一种说法是天时不济。海南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最后时刻建省,恰恰是矛盾集中的一段。原海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克勤在他的著作《海南建省》一书中就认为,作为中国最大、最新的经济特区和实验田,这个曾为流放之地的边缘岛屿实际屡屡成为风暴的中心,干扰不可避免。

 1990年后,政策中心转移到上海浦东,海南既不再是最“特”的特区,也不再是最“后”的特区。上海一开放,广东、深圳,甚至香港都有失落感,更何况海南?“上海开放意义重大,否则中国不敢那么快就加入WTO,但是此举对海南的冲击也确实沉重。”廖逊说。后来天津、苏州等地相继崛起,海南所享受的优惠不久就变为了普惠。

 另一种说法是缺乏“地利”基础。海南与台湾风物相似,建省初衷也有与台湾竞赛的政治含义。但海南建省前的定位就是国防前哨,长期处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状态,大中型工业和加工业都不能搞。据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用于海南的国防建设经费为200多亿元,而用于经济建设经费才80多亿元。

 “海南最初规划时曾比照深圳,但它无法向那个方向转。深圳周边有庞大的配套加工体系,有通向内地的市场,有背靠香港的资本运作空间,还能享受海外和香港的产业承接,这些海南都不具备。”文哲认为珠三角非但不能拉动海南,而且还吸纳了东南亚一带的投资资源,“海南完全没有做实业的味道,说白了,只有投机。”由于没有工业,只要宏观大势一去,地产萎缩,整个经济就滑坡。

 海南的民营企业长不大,也留不住。“内地很多民营企业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一下子就做大了,但海南国有企业少,做好的更少,没有很多机会。”冼笃信说,“1994年之后,海南哪家民营企业拿到过贷款?政府也刚缓过来,有心无力。就是政策来了,只是白纸一张行吗?靠自我滚动生存没问题,要壮大就快不了。”

 资金短缺是严酷的现实。1994年之后,国内外金融机构都将海南视为炼狱,2005年前,海南中小企业20万余家,但每年能够办理“贷款证”的不过1/50,到2005年已没有一家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很少。四大国有银行的海南分行几乎被总行打入“冷宫”,不但不敢轻易发放贷款,还将大量信贷资金上存总行。直到2006年海南才摘掉“投资高风险地区”的帽子。

 还有人指出海南商业环境中“人和”的缺陷。“很多人怀念特区的优惠,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在海南这么多年看到了两个‘特’字,一个‘特’字意味着将优惠作为大胆试验,主动‘趟地雷’的交换,这是积极的。还有一个‘特’,意味着腐败和权力寻租,寄生性和腐朽性的一面也很突出。”廖逊说,他还记得海南所享有的特区政策中,最“肥”的一条就是外贸。当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出口都要结汇,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企业要获得美元就需要到海南来出口。海南一时冠盖云集,22个外贸公司是全岛人民最羡慕的工作,手中抓着配额,扬眉吐气,但1994年1月1日外贸体制改革,原本在海南办理出口的全国客商纷纷返回本地,海南外贸一落千丈,22家外贸公司5年之内统统破产,负债高达200%,职工全部下岗。

 自“汽车事件”开始到建省前6年的繁荣,都属于政策性繁荣,把政策榨干是常见的做法,中规中矩在这种环境下反难有成就。“第一批海南创业者的特质很明显,他们有能力、有热情、敢冒险,也不太守规矩”。迟福林说,他主管股份制改革时,曾给李耀祺批过5个公司,对李很痛心,“他有才干,但把摊子铺的太大,不可收拾,另外和下属的人际关系搞不拢,至于私生活的问题我不便评价,正是这三件事要了他的命。很多人的结局都可以预料,但那种情况下,劝不住。”

 第一任省长梁湘,曾将海南与深圳做过比较:深圳像一张白纸,正如毛主席所讲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海南是一张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经被画过多次,改过多次的旧纸,要在上面重新作画,不知道比深圳要难多少倍。

 如今交到卫留成手里的这张纸,不但被涂改过,还曾经被揉搓又展平过,他将如何画下去?

 (本刊记者鲁菲、杨婧对此文亦有贡献)

 

陈峰:我与海南同进退 

文︱本刊记者  杨婧

 

 曾经有两个诅咒:如果想从亿万富翁变成千万富翁最快的方法是什么?答:开一家航空公司。如果想从千万富翁变成穷光蛋有什么方法?答:1995年以后还在海南。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先后做了这两个选择,但是结果截然相反。15年来,海航成为了中国的第四大航空公司,从当初的千万资产发展到700亿元人民币。

 1995年,华尔街的投资者并不知道海南岛的位置。陈峰问道:“你们知道越南吧?我们就在越南边上。越战和韩战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打的,美国人怕死,中国人民不怕死。”此后,金融巨鳄索罗斯两次投资海航。海航今天已经成为了海南的标杆性企业。

 《中国企业家》:海航的发展与海南的建省历史息息相关。你如何看待海航与海南的关系?

 陈峰:海航的发展是海南特区发展的一个缩影。海南最后一个建省,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建省之初,海南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问题,投资者和旅游者不可能坐船来。所以海南没有发达的航空运输,根本不可能(发展)。因此,海南一直就希望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当时的中国航空业是相对垄断的,没法满足海南省的需要,只有自己修机场,创建航空公司。

 我来海南之后,省长(刘剑锋)说:“你正好是干航空的,在国外还学这个,给你1000万人民币,成立航空公司”,当时这钱还不够买飞机翅膀的。但是海南是穷省,没有足够的资金,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六七亿元。

 海航很多次重组得益于海南省政府和人民的支持。2000年8月成功收购和重组了海口美兰机场。2002年6月,海南省委托海航集团运营管理三亚凤凰机场。2007年,这两家机场的旅客吞吐量1300万人,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架上了空中桥梁。

 《中国企业家》:你无疑是到海南闯海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否也是困惑最多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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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峰:如果从改革开放30年来说,我们应该是第三代。第一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特点是政企不分。比如说,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他在北京一个国有的大厂。第二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和民营企业家的出现。第三代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过程中的企业家。

 我感觉第三代企业家很幸福,比第一代幸福,比第二代阻力小。但是,第三代的风险大。因为第三代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变得错综复杂,国外企业进来加剧了竞争,加上不完全的法律环境,使企业的发展中受到各种政策的影响起伏很大。

 比如海南建省初期就遇到宏观调控。那真是尸横遍野,遍地都是烂尾楼。面对突然的萧条,我们无可奈何。当时海航刚成立不久,我们必须走出海南,把航线开到全球各地。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只能抓住新的生存的机会。

 《中国企业家》:你会离开海南吗?

 陈峰:不会。我和海南共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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