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海南，一批中国创业者的启蒙之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台风又来了，微微褪色的条幅竭力从椰子树上挣脱，条幅上写着：“热烈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20周年”。
绿荫笼罩的小院中，冼笃信踱来踱去，掏出手机，又放下。将要到访的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妻子，他规划中的几笔生意都需和刘永好搭档。
这个肤色黝黑，鼻梁微塌的中年人，年轻时很少焦急等待别人。现在，他偶尔会站在海口秀英码头，看粗大的锚链此起彼伏从海底升起。就像岸边的波涛每日奔腾翻滚，往事无人提起，但那些条幅让他的记忆又爬上来。
如同19世纪中期加州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淘金者的胜地，大国商业的幼年也许总需要一片释放狂野能量的土地，海南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20年前，像冼笃信这样最富冒险精神的一些年轻人在这里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但似乎大多数故事并没有什么好的结局：部分耀眼的尝试已抹成粉红色的伤痕，残留的则在岛外生根发芽。
“走到今天，海南必须要牺牲这一批人，牺牲这一批机构，那些倒下的人和机构已经完成了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海南证券前总经理文哲说。
今日金融界、地产界中的佼佼者，十之五六都拥有自己惊心动魄的海南往事。你会看到，出现在本文中的名字有：冼笃信、庄子通、马蔚华、方风雷、文哲、陈峰、冯仑、戴志康、蒋晓松……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而我们将从冼笃信的故事开始。
上 篇 盛宴
芝麻开门
冼笃信祖籍海口市郊龙桥镇，初中毕业前做过不下二十种生意，高中时搞了批沉香贩运到湖南，回来的路上遭遇“严打”，被抓后拘留了40多天。在四季常青、撑不着也饿不着的海南岛，冼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每次出海归来都被乡亲们围着讲故事。
第一次“海南热”1983年4月就已启动，当时海南尚隶属广东省，中央给海南下放了八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与冼笃信同时代的海南商人多从这一时期掘到第一桶金，例如现在海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庄氏集团董事长庄子通，他也出身贫寒，推销化肥袋和苗圃袋起家，后来办了一家小型食品加工厂。
这一轮“海南热”后期完全转变为买卖免税进口汽车的“汽车热”，冼笃信和庄子通都曾涉足，冼笃信倒手过100多辆汽车，每辆车最少赚1万元。从1983年1月到1985年3月，海南进口免税汽车花掉外汇10多亿美元，给国家金融捅了个大窟窿。“汽车事件”被调查，海南沉寂三年。此时冼笃信和庄子通均已脱身，冼笃信的兴趣转移到地产，而庄子通则动手搞建筑材料。
1988年4月13日，海南各地街头充斥着节日的亢奋，到处是音乐、彩带与旗帜，这一天海南成为中国第一个特区省，而且获得了最特殊、最灵活、最优惠的政策。
冼笃信至今还记得“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壮观。海口市中心的三角池，晚上数不清的外地人操着各处方言，拉着吉他手风琴，摆“人才食摊”。中午他们则聚拢在某个政府机关的食堂吃几毛钱一份的“人才饭”。
“虽然改革开放已10年，但大多数地区还属于‘冻土地带’，没有配套的环境和体制。”海南证券前总经理文哲说，“但海南不一样，就像哪个地方下雨、哪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动物趋之以往，闯海南的人都是自驱动的，而不是国家驱动的。”
这一年，马蔚华39岁，戴志康24岁，陈峰35岁，方风雷36岁，冯仑29岁，潘石屹27岁，王功权27岁，今日商场上活跃的海南留痕者，许多与冼笃信有过生意上的来往，周末常去郊区喝茶聊天。
第一届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来自广州，省长梁湘来自深圳，按照他们开发特区的经验，建省后需要寻找巨额投资，除了贷款借款、招商引资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政府手上的土地变为资金。“中央把能给海南的全都给了，下面就看我们自己的能耐了！”许士杰在一次讲话中说。
1989年，冼笃信买下三亚西河西路南段的250亩土地，还通过河堤填方硬造出一百多亩地，为此他先后投入500余万元，当时以他的财力尚难以支撑，他通过将另外几块土地倒手，又拉上银行做合作伙伴凑足了这笔钱。
然而此时地价尚未升温。1988年建省激起的狂热1989年迎面就遭遇几盆冷水：年初是“洋浦风波”，在政协会上，海南开发洋浦的新模式被一百多名政协委员联合上书国务院反对；接着是政治风波；10月份，一场真正的风暴降临，三次强台风先后登陆，海南一片狼藉。
1989年夏，海南又陷入小低潮，多数公司的项目基本停下来，开发西河西路北段的公司准备退出。而赌性很强的冼笃信决定逆势收购，买下了整条西河西路。
能赌赢吗？冼笃信没有把握，但是“汽车热”的经历告诉他，只要政策一来，海南就如同念动了一句芝麻开门的咒语。
那一年，海口市大概是全国惟一还没有装上红绿灯的省会城市，这似乎成了海南商业环境的一个隐喻。
疯狂的地产
“做什么都难，除了赚钱！”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海南商人愿意跳出来认领这句豪言。
1990年、1991年地价开始缓慢升温，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布后，在“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鼓舞下，低地价、低税收、气候宜人的海南成为房地产公司的福地。
据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回忆，时任三亚副市长的江上舟，从廖主管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挖”去了一个叫夏明文的人，担任三亚国土局副局长，专管土地拍卖。夏不负所托，第一块地就拍出了每亩380万元，当时可谓天价。舆论哗然。“省政府非常紧张，担心这么高的价格会把各地投资者都吓跑了。但没想到恰恰相反，全国的商人全都被吸引来了。”廖逊说，“那时哪有什么开发商的概念，有人发现原来发财如此简单，成立一个公司，划一块地，拿这块地去银行贷款，盖个房子，一涨价就抛出去。”
海南地价就像个汽油桶，一根火柴引燃，轰的一声冲出去。1989年每亩几十万元拿到的地，1992年已飙升至每亩300万元以上，一年后能涨至每亩500万元，往往一幢大楼尚未封顶已“转嫁”几十次。海口的海秀路和滨海大道上拉满了五颜六色的地产广告横幅，阳光只能从缝隙射进来。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一共60人，有30人离职去搞地产，廖逊急得没办法，只好提拔女干部。
地产拉动性强，海口一夜间遍地黄金。擦皮鞋的一天可挣300元，路边拣易拉罐的乞丐一天可收入近百元。最先带动起来的是建材行业，庄子通记得最初钢材、水泥等都在计划供应范畴内，主要依靠一些能获得内部指标的机关企业向外倒卖，随着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拿到上万吨的钢材也不是难事。“反正蛇有蛇路，龟有龟路。”他说，地产红红火火的时候，一艘满载钢材的船来海南，遭遇台风，晚到港两天，结果就多卖了几百万。
庄子通垄断了海口60%高层建筑所需材料，但他还有点不甘心，“用了我材料的人，有些还是我垫资，盖一个房子就能几十倍、上百倍的赚，我却在挣辛苦钱。”1991年的时候他也成立了一家名为“海南昌盛”的地产公司，操作尚算扎实，置地一片，开发一片，也因而损失了不少“快钱”，这个遗憾后来反而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
冼笃信的巅峰时刻不期而至。他出手了西河西路的土地，价格翻了近10倍。最多的时候，他在海南拿下的土地接近5000亩，海南商界开会，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人物，走在路上身后跟着两种人——想从他手上买地的和想把地卖给他的。他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协代表之一。1993年在北京参加政协会时，他通过当下尚不多见的“大哥大”指挥海南的生意。政协会闭幕，他就卖出了价值2.6亿的土地。
冼笃信称自己重情义，他的励志读物很大一部分是金庸小说里快意恩仇的故事。海南地产界的风云人物郑先平曾是他的司机，后来树旗单干，还曾涉足金融，据说拥有海南最“牛”的车牌号。冼在郑创业之初鼎力相助，他对郑先平非常欣赏，因为觉得郑先平和他一样，“如果有哪个朋友的项目需要50万、100万，二话不说就送过去。”冼笃信说。
“重情义”的气质延续到他的投资风格。北京海淀区政府曾找过冼笃信，希望请他去开发，看重哪块地就给他哪块，价格很便宜，好的地段不过二十来万／亩。冼笃信组织了一个3人小组在北京住下来，准备放手大干一番。但这一计划突然终止。他匪夷所思地将投资调到湖南，因为湖南对他更热情，长沙市多位官员4次带队到海南考察他的公司，号称未来的开发区他想要多少地就有多少地。最终他也没有在长沙落子，而是选择了二级衡阳，因为那里有“朋友”。
所谓的“重情义”，也隐含了早期海南商人中的一种基因，他们倚重私人网络，特别是政商之间的距离模糊不清。冼笃信对这种含混规则的脆弱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当时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以为已修成了“不坏金身”，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随意使用各种资源。
金融泡沫
为地产输血的是金融。冼笃信喜欢和银行捆在一起，合作伙伴中甚至包括哈尔滨等地的银行。通常是银行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这个公司与冼笃信合资，各占一半股份。“我要钱银行就给我，银行看重的是我能拿到地。”
海南也具备足够宽松的金融环境，“总行有各种管理办法，但在海南这些限制都可以突破。”文哲说，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处工作，建省后和“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师兄张志平创办了海南证券。他还记得曾在总行看过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要整顿全国金融机构，后面加了个括号：海南除外。
五道口一派精英集聚海南，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1987年就来到海口要办个“国际信托公司”，没想到一涉及“国际”审批流程就长，筹备了大半年觉得没戏，又回到北京。2001年他再次来海南，在张志平与文哲帮助下以海南省证券公司基金部经理的身份创办富岛基金，这是国内最早的养老基金之一。
“海南等于获得了一个框子，在框子里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至于其中有什么风险不清楚，当时那么多有朝气、头脑活跃的人放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第一个念头肯定是创新。”文哲大笑，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岁月。戴志康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海南你不一定成功，但海南代表着一种希望，一种主导自己命运的可行性，而在老的环境中，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海南证券的金融创新令同行羡慕，除富岛基金外，还首创了中国第一个房地产投资券——怡和房地产投资券，承担中国第一家溢价发行股票的承销，尝试过国库券、债券等几乎所有有价证券的买卖业务。“你们太快乐了！”外省分支机构的同事常这样告诉张志平。
1991年，其他省份面对股份制争论不休时，这股浪潮早已从海南岛翻涌而起。“琼”字头最早的5家上市公司中4家都由海南证券包装。
海南证券包装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琼能源登陆深交所前夕，公司一位高层找到文哲，想以1元／股的价格给他和张志平一些原始股指标，文哲给他拉了一张名单，自己和张志平一张没要。“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这件事（推动企业上市），一定要有很多人支持你，怎么支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必须成为股东。最初我给他们的是风险，他们毕竟要付出每股1元钱的成本，以后涨起来了这个钱也不是我给的，是市场给他们的，他们需要理解股市的概念。”
上市后琼能源涨到20块钱，开始有人雇很多马仔走街串巷去收购原始股的股权证。这也给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原省长航空事务助理陈峰受命创建海南航空，只从省政府拿到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不够买个飞机翅膀，他就是通过流行的私募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股，将注册资本扩充到了2.5亿。
有一天，文哲对张志平神神秘秘地说：你猜经我们手送出去的那么多家原始股现在值多少，2000多万！
“不是因为我们清高，而是当时海南的金融机构待遇太好了，我们一切消费都可以签单，吃完饭刷卡就走，每个高管都有车，内陆同级别的银行高管没有这么潇洒的。”文哲说，“那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在海南，搞金融的人都经历过这段神仙般的日子。内地银行抢着给岛内输血，通过同业拆借，前者可以坐享很高的利差。据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计算，从1991年-1993年，每年全国银行有超过400多亿元短期资本流入海南，海南最多时云集了1600多家银行机构网点。人们说，“海口大街上银行比米店还多”。
信托业曾是海南的一个标志。1994年之前信托本就是并立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特区”，当它和海南这个全国最大的特区叠加在一起，海南信托业就成为“特区中的特区”。高潮时期，海南信托类公司达21家，让其他省份都瞠乎其后。信托公司80％的资金投向了房地产，而贷给企业搞实业的款项中又有80％间接投资在房地产。干柴遇到烈火，地产与信托互相推动，飞速膨胀。
海南金融由此呈现出“银行里有信托，信托里有证券”的特有模式，这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引爆它们的将是与之环环相扣的地产，后来信托全面清理，又导致证券经营机构大幅重组。
中 篇 疗伤
爆发
每一次危机过后，人们才知道一切从开始就不可避免。对亲历过海南那段疯狂岁月的人来说，上帝又一次玩了这种游戏。
1992年10月，一次省政府组织的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只有廖逊表示“谨慎的乐观”。言毕全场哄堂大笑，当时的省长秘书问廖逊为什么“谨慎”，廖的逻辑很简单：全国的资金都跑到海南来了，别的省也要搞建设，谁当家也要收拾你。只是现在十四大还没有召开，要维持大好形势，但绝不会容忍海南继续这样下去。
当时参会的部分企业界人士听了廖逊的话，将手中的地产匆匆出手。但1992年过去了，没事，1993年1月、2月也没事。当时有人骂，“谁听这个姓廖的谁倒霉！”廖逊也觉得很没面子，但是3月份，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告诉他，目前有20个省的人民银行备付金吃紧，中央可能要收缩银根。
由于所处位置，马蔚华可能已深感寒意。有一次冼笃信和郑先平请马蔚华吃饭，马蔚华和冼、郑二人说，尽快把手中的土地丢掉，把项目处理掉，宏观调控要来了。冼笃信不以为然，宏观调控又不是第一次来。马蔚华意味深长地说，“这次和以往不同。”
怎样的不同？冼笃信并不理解马蔚华的意思，但也没当成耳旁风，他准备卖掉在三亚0.7平方公里地块。找银行的合作伙伴商量，行长说你缺钱花吗？为什么要卖这个？冼是个爱面子的人，这句话把他问住了，有两个项目别人都开了支票，他还是没卖。“如果听马蔚华的把手里的地卖了，差不多能回笼10个亿的资金。”
他还希望再上演一次逆流而上，计划在三亚和海口各盖一座三星级酒店，地皮都拿到了，已经预付400万元给工程队开始打桩。这时一个马来西亚人托朋友找到他，请他介绍了几位省领导，号称要投资海口美兰机场。他特别对冼笃信的宾馆感兴趣，建议他停下来都建成五星级的。冼听从他的建议，原来12层的设计改成了20层，两人还跑到香港，找专业人士做设计评估。
宾馆工程既然暂时停顿下来，冼笃信就把准备好的资金调度到其他地方，恰逢有政府官员建议他去五指山去投资，他就调了几千万过去，既然整个资金部署全部打乱，索性又调了几次资金出去。这一时期有人还动员他把自己的腾龙公司上市，冼拒绝了。“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又不缺钱，上市以后怎么管理又弄不清。”他就这样放弃了过冬的棉袄。
此刻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万通六君子已全身而退，他们直觉来自何处有多个版本，但可能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很容易计算出，小小的海南集中了当时全国15%以上的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全国人口最少的省，商品房销售额却在全国各省市中增幅第一，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
庄子通在宏观调控前已有察觉。他知道钱只能收进来不能放出去，建材发货不敢一下子停止，只好慢慢收线，该发100吨货就发20吨过去。房产出手较早，还小赚了一笔。
廖逊那三十个下海的“兵”也在泡沫破灭之前齐刷刷清盘，三十人一个也没被套住，算是个小奇迹。“或许因为他们毕竟在机关工作过，对政策敏感度高吧。”廖逊猜测，“套进去的全是贪吃最后一口的。”
1993年6月底，中央突然下了一个文件，7月1日即生效，要从海南抽走绝大部分投资房地产的国有银行贷款，数百亿资金被冻结。“当时房地产主要是建办公楼，很少建住宅，从1988年-1993年平均每年有万把家企业来海南登记注册，那时在海南注册公司简单，宏观调控来了投资者又都看淡海南，1994之后每年又有万把家公司迁走。没了客户，再加上银行断血，房地产全线萎缩。”迟福林说。
此刻冼笃信再想把资金调回来修宾馆已是回天乏术。马来西亚人承诺的投资迟迟不能到位，他一气之下出国找对方，最后在一个修车房找到了。一看那破烂的办公环境，冼笃信心就凉了，对方给他开了两张支票，每张200万美元，而且一再承诺剩余资金马上拨过去，冼拿着支票去银行一验，假的。
这并不是一次迅疾的、直截了当的崩溃。1994年海南房地产尚有48亿元投入，冼笃信还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在第四，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想再搏一搏。
万泉河入口处的一个荒凉渔村，一个叫蒋晓松的人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1992年来到这里想建一个度假区。蒋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商人，住在镇上计划生育办的一个套间，整天穿一件有点皱的短袖衫和一条大短裤，没事就跑到河边、海边看水，晒得和渔民一样黑。1993年蒋晓松才拿到批文，等于踩到这一轮地产热的尾巴上。斟酌之后，他决定坚守下来，接下来整整三四年他都埋首度假区的设计。
这个小村叫博鳌。
艰难岁月
这一次，冼笃信赌输了。
他数次试图翻身，但此刻才发现公司埋下了如此多的隐患。他也曾意识到家族式管理利益纠葛，目光短浅，从外省引进很多“高人”，没想到两股力量马上形成对立。当着冼的面相安无事，他一转身，就有老部下给新人画漫画，搞小动作。他请来的总经理辞职前说：冼总，你那帮人我根本一个也调不动。所以他一再随心所欲地冒进时，身边无人敢给他刹车，如今陷入困局，也无人能给他指路。
另一个机遇从他的指间滑落。1994年前后，民生银行筹建时发起人要拉冼笃信入股，冼笃信报了5000万，冼的好友刘永好报了6000万。冼笃信盘了一下资金，能拿出的现款只有3000万，虽然那时地产已萎缩，他要把手中的地块出手也并非难事，但一闪念间，觉得3000万不够也就算了。“实际如果就以3000万入股，现在也是几十个亿了。”他慨叹，“如果银行能再多支持我一年，我就能把节奏调过来了。”
银行的确无法帮忙，它们有自己的麻烦，整个海南金融大厦就要坍塌了。1995年后，政策滞后效应全面凸显，海南从此进入艰难时期，大批公司倒闭、外迁。由地产泡沫引发了金融灾难，形成不良贷款至少在1000亿元左右。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对海南金融有约法三章：大陆的银行不能再向海南拆借。“金融机构之间没有机会流通，一下子把血管掐断了。”文哲说，“大饼已经摊出个形状来，但没有东西支撑，钱只能烂在里面。”
最初金融机构的变通之法是通过违规的国债回购“补血”。1995年8月国债回购中止，海南仅信托业所欠岛外债务达到200亿左右。深知房地产回升无望的海南各金融机构开始拼命挣扎，几乎演变成一场违规竞赛。信托公司存款利息最高到36％，挪用证券保证金也成为信托公司的常规武器，这最终耗光了最后的氧气。
此期间还有过一次回光返照。1995年8月18日，海南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海发行）开业，这是海南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由海南省政府控股。它背负“收拾旧山河”的厚望。然而199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出决定将全省28家信用社全部并入海发行。当时信用社已是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大量贷款用于房地产和娱乐餐饮等第三产业，无一例外采取高息揽储的方式吸收存款，有的年利率高达25％。进入海发行之前已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
1998年春节过后，海发行各营业网点前出现了取款人的长龙，原因是海发行吸纳信用社后信用度降低了。有人将定期变为活期，牺牲利息3万多元，还自称“胜利大逃亡”。越向后，海发行规定的每次取款数额越小，愤怒的取款人指着“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承诺破口大骂。1998年6月，海发行被迫宣布行政关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关闭的银行。
按照省政府要求，多个机关事业单位都将开户行转到海发行，海南发展研究院就转了800多万元过去，这些存款至今仍无下文。“10年了，不要说‘国资冰棍’，就是冰棍杆也化没了。”迟福林慨叹，“那真是个令人痛心的时代。”
除这次大张旗鼓尝试外，已执掌海南证券的文哲还暗中酝酿了另一个突围的宏大计划：他准备杀出海南求生，在全国已建立8个营业部。文哲计划收购20家营业部，同时增资扩股，做大盘子。1997年某日，文哲收到了马蔚华转给他的文件，人民银行总行同意海南证券扩股，但两天后马蔚华又给他打来电话，把文件收回去。总行给海南证券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必须要与大型国企港澳国际的子公司港澳信托合并。
港澳信托当时也麻烦缠身，文哲与港澳信托的总经理王志刚交换意见后，签备忘录，交换资料，但最后关头因港澳国际董事长李耀祺反对而终止。“港澳信托在全国有20个营业部，李耀祺可能觉得与我们合并不甘心，但他们在证券业务的专业化程度远远不如我们。如果当时两家合并，马上可以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证券公司，这实际上是在海南再创造一个金融奇迹的机会。”文哲感叹。
让李耀祺出乎意料的是，他虽然拒绝了海南证券，但1998年1月，按照中央部署另一家央企接管港澳国际，查账过程中暴露出共亏损33.2亿元，李鲸吞资产数千万元，被判死刑。
海南第一代风云人物几乎全线溃退，与李的轨迹类似，惨淡收场的金融大亨还包括华银系两位负责人夏鼎钧与石雪、中金丰德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罗贤平等多人。海南证券的高管倒是全部平安着陆，文哲希望重组海南证券，先后与德隆、国美沟通，最后选择了高盛，曾两入海南的方风雷是交易的牵线者。
离开的并不仅是候鸟，冼笃信把只剩下一个壳的公司交给哥哥打理，重新开始企业流浪汉的生涯，从一个生意跳到另一个生意，他做过防伪标签、监控设备、旅游网络等。或许因为挥霍了太多好运气，坏运气开始频频光顾，总在他爬到一定高度时向下拉一把。就在防伪公司酝酿上市前夕，因冼的一个下属私刻公章被查封了，类似的玩笑命运还和他开过多次。庄子通则在1997年后去广州发展，做了几个盈利颇佳的项目。
人事几经变迁，留给海南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海口、三亚遍地枯楼，风吹雨淋，市中心好像经历过台风，每座烂尾楼最少能牵扯出七八个官司，二十来个债权人。曾经是不夜城的海口，大批酒店、歌舞厅、商店关张，新开张的都是典当行、跳蚤市场和一元钱一位的“老爸茶馆”。
1995年、1996年、1997年，海南GDP增速都在全国倒数之列。1998年之后涨幅虽大，但廖逊认为这是靠“县市大排队”、“末尾淘汰制”等畸形手法逼着基层干部把数字抬上去的。到2000年，海南只剩下琼海和海口两个市的公务员能足额按时发放工资，2001年琼海禁止赌博，一年下来少收入几千万，就只有海口能足额按时发放了。
当年进行私募的一百多家海南公司中，只有25家上市，25家中又70%进行过重组，使海南成为国内证券市场中的“壳”资源地。还有1家退市，5家迁出海南，留在海南的，还有几家除了官司以外几乎一无所有。
跌跌撞撞中，海南走入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