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0 尉文渊
1990年冬天，35岁的尉文渊被摆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坐标系的原点。他以首任总经理的身份，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之锣，推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启动之门。
他力主市场扩容、尝试取消股票价格管制、首创无纸化交易、推出国债期货……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里，尉文渊和他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引领着市场画出了一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A股进化曲线。在他因为“327国债”事件离任后，这个市场依然势不可挡地膨胀开来，2007年10月，当初低至95.79点的上证综指一度突破了6000点大关，A股总市值更达到过30万亿元的峰值。
虽然离开市场一线多年，但从尉文渊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里仍听得出浓厚的参与色彩，后来我们放弃了请他跳脱出来点评这个市场发展历程的图谋。他不必见证历史，他就是历史。
《中国企业家》：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哪些环节可以做得更好？
尉文渊：当时组建上交所，我们都是模模糊糊地做，因为大家都不懂怎样的机构才是最科学合理的。回顾历史，我们当时搞股票市场确实早了一些，条件都还不具备。比方说，我们需要的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认识与支持还不够，导致我们做事躲躲闪闪，要避免很多敏感的问题。
这些先天条件的不充分，给中国股市初期的发展带来很多制衡和影响。例如，我们早期比较注意改善股票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可是这样运行了一段时间，圈钱、不注意保障投资人利益等现象都出来了。还有早期搞的股票无纸化，很多证券公司借此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直到很久以后《证券法》实施才实现了第三方存管。
这些都是源自我们早期认识不足，可是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低层次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股票市场起步以后，这些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我们曾经受到过困扰。
《中国企业家》：能不能理解说，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希望等上几年再做设立上交所这件事？
尉文渊：倒也不一定这样讲。就中国的改革发展历程来说，我们当时受的教育都是“大庆模式”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从技术上讲，不具备创立股票交易所的条件。但是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改革发展进程来讲，那个时候是战略上需要在资本市场做出这样一个突破。那是特殊历史时期催生的。为什么当时选在1990年筹建，而不是1991年、1992年？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会暂停改革开放，甚至倒退回去。当时的中央领导毅然决定，告诉世界中国不仅不倒退而且要继续改革开放，在开放南方沿海地区的基础之上，还要把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拿出来开放。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我还很佩服小平同志等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评价近二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的快慢？
尉文渊：我觉得是快中有慢。和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比较，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年轻，但又发展得非常快，这是毋庸置疑的。
评价发展快不快的同时，还应参照发展得好不好。我们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制度的改革、对全民投资意识的培养与提高，都在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在市场体系中间，很少有一个市场能像资本市场这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起到这么全面、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快速发展，我们也就无法完成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所提出的需求。所以这个快是应该的。
为什么又有慢呢？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贫瘠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它先天不足，还要处理很多新兴市场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它都必须面对和承担。
速度不是一个可以主观假设的东西。当时的观念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市场观念转变了，觉得国有资产通过上市可以流通，资本市场提供了很多资产重组、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认识同样问题的角度就变了。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说“当初早做（国有股减持）多好”，但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而已。
《中国企业家》：这么多年过来，你最喜欢别人给你的哪个称号？
尉文渊：我当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时候35岁，人们赋予了很多赞誉。海外有人因为我年轻叫我“证券神童”，有的因为我当家叫我少帅。后来有的人说“股市创始人”，还有因为不了解情况的以为我是垂垂老者，叫我“尉老”，各种说法都有。但在我来说，对那些年轻的评价会更喜欢一些，因为那些语境能反映当时我们年轻人的青年奋发、敢为天下先，让我停留在那个青春的时光。
《中国企业家》：你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尉文渊：快，变化大。不光是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心态，整个社会的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30年的辉煌，绝对是中华民族近现代社会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东西。
(蔡钰)
8月，“李宁牌”运动服被选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圣火传递指定服装、中国国家代表队参加亚运会领奖服及中外记者的指定服装，“李宁牌”伴随亚运圣火传遍全国；
10月1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
1991 王遂舟
这又是一个销声匿迹的名字。现在谈起王遂舟，有如谈论中国商业的“史前史”——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过短短三十年，但在最为关键的第三个十年里，王遂舟彻底缺席。
1991年，“亚细亚现象”举国关注。六年后的1997年3月15日，郑州亚细亚商场总经理王遂舟宣布辞职。此时，亚细亚集团负债6.1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68%。这天是他40岁生日，他说：“如果亚细亚垮了，恐怕我的耻辱柱大些，而你们的就在我旁边。”这话听起来不像生日祝辞，更像是不祥的咒语。
王国崩溃的基因从一开始就种下了。现在，很多人仍然记得亚细亚商场著名的三板斧：大手笔广告、豪华硬件设施和堪称一景的服务。可惜，当中国的短缺经济已经变成过剩经济，那三板斧的魔力已经失效。更多的是对企业扩张失败的反思——有人说王遂舟不注重管理，企业成立9年来从未审计；有人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人说失败是个人的失败：王遂舟被政府意志、资本簇拥和成功的幻觉给挟持了。
今天，王遂舟也不过才50岁，但他在40岁生日那天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现在网上能找到他的一张近照——不用细看也能知道，照片上是个彻头彻尾的老人了。影像有话语所无法辩驳的说服力：这个男人已经失去斗志，正被岁月消磨。
当年牟其中当选“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说：“我看到太多的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涌现又倒下。”故事讲到这里，实在叫人疲惫。
（雷晓宇）
牟其中买了4架崭新的俄罗斯中型客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
宗庆后成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25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均瑶承包开通了长沙至温州的包机航线，成为中国私人包机第一人；
梁稳根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更名为湖南省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992 黄鸿年
黄鸿年人生的传奇性在于，它清晰地由几个“十年”组成。
1960年，12岁的黄鸿年从印尼来到中国，度过求学、下乡和初恋的十年。到他离开的时候，曾觉“荒度时日，浪费青春”，可后来，当他在中国展开投资后，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现在回想起那整整10年，我觉得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是一个无形的宝贵资产。”黄鸿年比外国人懂社会主义，又比中国人懂资本主义。在那个貌似群雄崛起实则所有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这个会背“毛选”的外来和尚正好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十年。
1992年，黄鸿年来到中国，迅速造就了“中策现象”，被认为是国营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他执掌的“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短短一年多时间在大陆设立了200多家合资企业，总投资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其中更不乏一夜之间“收割”一个城市的几十上百家企业的“一揽子计划”。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后来，“中策现象”备受争议，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时候，还是有朋友跟黄鸿年开玩笑，说，没几个外商的名字能上得了常委会的。
外资收购是孵化器还是收割机——这样的困惑如今还在继续被讨论着。但是黄鸿年的命运很快尘埃落定。2000年，黄鸿年出让中策所有股权，回到新加坡。
2008年国庆期间，黄鸿年在新加坡接待复旦学者，回顾三十年，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如果没有华国锋对‘两个凡是’的真正的反思和主动辞职，也很难有1978年底的那个转折点的到来。”
不要忘了，他是惟一一个完整见到过中国三代领导人并和他们交往的外商。
（雷晓宇）
长虹在倪润峰的一系列举措下，厂年产彩电突破100万台大关，跻身于世界彩电生产大企业之列；
曾宪梓与国家教育部合作，设立了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当时他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1亿港元；
在武汉商场总经理毛冬声的努力下，武商股票在深圳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商业异地上市第一股。
1993 禹作敏
关于禹作敏这个人，官方口径已经如此一致，如铅桶一般各就各位，还能说什么呢？他是暴徒、人犯、领主、起义者还是牺牲品？
今天再来看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命运，有些农民式的滑稽。用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乡小靳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的话来说，就是“他忒抗上了”。禹作敏以一个社区和他个人的勤奋、眼光和胆识塑造出一个改革开放在中国农村的示范典型——要注意，这“塑造”背后是强悍的政府意志的推动。相应的，禹作敏被抓也是一个政府行为。
学者秦晖的评论是：“政府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打死了人，而是因为政府管不了大邱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邱庄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如此说来，如果说抓禹作敏仅仅是体现一个国家控制社区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比较滑稽。”
以禹作敏的农民意识和教育程度，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和权力打交道。权力把他迅速推上顶峰，也迅速把他“整倒”。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4个月后，他以各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0年。6年后，禹作敏去世。
禹作敏已经成为一个静止的标本。在禹作敏之后，中国式的微妙的权力和商业的关系、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和模式……这些问题仍在继续。
（雷晓宇）
6月2日，上海新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其生产的“荣华鸡”带头与“肯德基”等洋快餐对垒；
中远投资在新加坡上市；
12月28日，南德集团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
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自杀；
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
1994 陶建幸
1994年，代表苏北家电制造业崛起的陶建幸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一年，他领导下的春兰成为中国最大空调生产基地、世界空调七强之一。此后持续7年高速成长，2000年，春兰的资产规模达到120亿元，净资产80亿元，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翘楚。
也正是从1994年起，陶建幸开始琢磨春兰的多元化道路。他以GE为标杆，先后涉足摩托车、卡车、小汽车以及镍氢电池等新能源项目。但由于投资分散，每一项都无法达到他“进入行业前三甲”的预期，相反拖累了主业。
改制受阻是促使2002年后春兰逐渐跌下神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当时“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已经成为普遍规律，陶建幸历时2年、大张旗鼓的国有企业改制最终成为“见光死”的标本。
随后，春兰日益陷入困顿，旗下股份公司ST春兰也已于2008年5月13日宣布暂停上市。但陶建幸仍坚持多元化策略，并表示对春兰的明天怀有信心。与一些目前仍在岗位上的第一代企业家类似，55岁的陶建幸仍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和傲气。去过春兰的人大多将那里描绘为“陶建幸的王国”。2008年，陶建幸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并明确表示，他不会离开春兰。
（孙欣）
一系列民营企业开始创业、扩张：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推销飞龙延生护宝液，发展速度居全国医药行业之首；吴炳新和吴思伟父子以30万元在济南注册成立了三株实业有限公司；史玉柱将巨人集团的“二次创业”目标锁定在保健品和药品产业。
1995 褚时健
这一年，褚时健告别了他经营了17年的红塔集团，从“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1994年）变成了贪污犯。
作为被惋惜的对象，作为被用来分析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例证，褚时健被提及的次数可能远远多于他担任红塔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民众对褚时健的普遍同情表现出他们对发展经济有突出贡献者的感恩心理，与此相关，他们认为褚时健获刑过重（无期徒刑），与众多的同类案件相比，对褚时健贪污一案的量刑并未体现法律的公平。
尽管褚时健案引起了长期广泛的关注，但对他的重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对同类犯罪的震慑作用。手段更复杂更隐蔽的贪污犯罪在国有企业中层出不穷，虽然，在褚时健之后，这些企业的高管已经开始享受年薪制等前所未有的待遇。“还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大就麻烦了。”2005年，已经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在云南哀牢山上对《中国企业家》说。
也是在那一次，褚时健对我们谈到了红塔山“神话”。“应该说这些事情，掌握规律后别人也能做到。这个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历史往后延长一点，还是有人会出来把它做好。”褚氏的自我评价如果发自内心，当可为他的晚年带来平静。无论如何，红塔集团所创造的奇迹（类似者有海尔、春兰、美菱等）在市场经济相对更充分的今天已不可能重现。褚时健们书写了中国经济改革激动人心的一段历史，也为经济体制先天不足付出了沉重代价。
（刘建强）
2月，首钢当家人周冠五的企业家生涯戛然而止。他和这个他奋斗了45年，一手带大的企业，划清了界限；
吉利集团成立，李书福出任董事长；1997年，李书福成为民企造车第一人；
张树新等创办了瀛海威，在中国互联网事业道路上扮演了里程碑式的角色，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比中国电信的ChinaNet还要早两年出世。1996年瀛海威被收购。
1996 史玉柱
史玉柱是中国企业界少有的“活”化石，在依靠保健品和网络游戏“活”过来之前，他涉足过高科技、保健品、服装、化妆品、房地产、金融等众多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被当成中国民营企业的典型失败标本用于研究。
1996年正是史玉柱的艰难岁月，巨人集团在汉卡、保健品等领域的利润被全数调来填补巨人大厦的资金窟窿，史玉柱开始学习香港地产企业卖楼花，不过也只卖出1个多亿，一年后，巨人集团终因资金链断裂破产。
脑白金获利之后，史玉柱还掉了巨人所有债务。2007年，在征途公司赴美上市之前，史玉柱坚持将公司改名巨人，他不愿用ZT作为股票代码，而是选择了GA（GIANT简称，巨人英文单词的音译）。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史玉柱从商的第19个年头。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在企业家阶层的进化史中，自己处于一个怎样的节点？你觉得自己和前后出现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史玉柱：任何人的故事都由所处的时代、历史做背景。我从一个出生在县城的学生，到有机会读名牌大学、去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到从开发软件开始做企业，到今天拥有一点成就和对办企业的认识，其中的沉沉浮浮、悲欢艰辛，都有深深的时代和历史烙印。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代人巨大的机会。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大转型，制造了无数的机会，才让年轻人有可能在历史潮流中实现自我价值。
很多人给我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我想最贴切的应该是创业者。下海创业，可以说是因缘际会吧。最初的创业是在深圳做汉卡，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点点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说到与其他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我的创业经历可能比很多企业家更富有戏剧性，成功和失败都轰轰烈烈。
《中国企业家》：在你经营企业的若干年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能够重新回去，你怎样选择？
史玉柱：最重要的应该是1989年开发M-6401汉卡。当时，电脑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也可以说是中国刚刚进入IT元年的阶段，好在国际大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使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有机会从开发汉卡起步，很快积累第一笔创业资本。如果重新回到当初，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更好的机会，应该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史玉柱：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巨人大厦资金链断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欠债2亿多。这个困难主要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做大与做强之间的平衡造成的。
从把企业做大到把企业做强，这中间的路最难。这可能是所有企业家，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必须解答的难题。没有人能从容跳过这道关隘，无论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是今后任何一代企业家。
当然，企业的强只能是相对概念。华尔街今天破产和被政府收购的那些大投资银行曾经都非常大非常强，次贷危机爆发前，人们几乎不敢想像这样的企业也会“死掉”。在别人“死掉”的情况下，谁能“不死”就显得相对更强。
中国的企业基本还处在怎么做大的阶段，只有极少数企业在摸索和有能力把自己“做强”。我想，经历这次美国金融地震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做大”的同时，更多地思考和探索如何真正“做强”。
《中国企业家》：对你经营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一个人？一句话？一本书？
史玉柱：考入浙大数学系是为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但进去后才发现数学是那么的难。
1988年，在深圳大学进修时，我听到了四通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这个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当时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题目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办企业的理想。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中国企业家阶层距离成熟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
史玉柱：中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企业家阶层在如何协调企业与社会、事业与未来等关系方面，需要更长远的目光和更开阔的胸襟。当然，这绝对不是企业家阶层单方面努力所能实现的，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进步，互相包容和理解。
（林涛）
“打假斗士”王海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打假为业务的公司；
长虹举起降价大旗，彩电全面降价18%，使国产彩电确立了市场主导地位，同时也引发了彩电等多个行业十年来连绵不断的价格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