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84 张瑞敏
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是年12月26日，35岁的张瑞敏进入青岛电冰箱厂。
1985年，张瑞敏抡起大锤砸烂了76台有质量缺陷的冰箱，并创立了海尔独特的售后服务标准，由此引发了中国企业对产品质量意识的普遍关注。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张瑞敏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用20年的时间将海尔打造成为全球第四大白色家电厂商，并响亮地喊出了“海尔中国造”的口号。这是西方商业社会认识“中国制造”的发端之一。
张瑞敏摸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企业再造模式，这并不亚于“持续改善”和“即时生产”管理的意义。海尔模式因此被无数国内企业争相效仿。
（程涛）
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便是万科的前身，王石为经理；
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格里希为一名德国人，他是中国国有企业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厂长；
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10月，中国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股票在上海发行；
11月，联想成立。
1985 周冠五
周冠五是又一个这样的人——他死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他还活着。2007年春天，周冠五去世，大家在热烈讨论的却是陈晓旭。这位首钢前任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几乎是沉默着离去的。这一来是因为周冠五生命的最后十年归于沉寂，二来，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还远未公众化到我们期望的地步。
周冠五的企业家生涯在1995年戛然而止。现在，人们谈论起周冠五的时候，往往喜欢加上这样的定语——“周北方的父亲”。《中国企业家》记者曾经在他去世一年前采访他，当时他对于受儿子牵连的经济调查和突然离职表现得很豁达，说：“心胸要开朗，再大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能否认，周冠五的确是一位有思想、有作为、善于权谋的红色企业家。周冠五之所以被人记住，原因有二。
他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从军人到企业家的转变。在进入石景山钢铁厂之前，他是二野某军分区副参谋长。最后被中央书记处任命为厂长，他的想法很简单——能从学生变成军人，也一定能从军人变成厂长。
1982年，周冠五提出在首钢试行承包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多年以后，他的秘书任为民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改革，就不会有首钢的今天。”他还说，周冠五这人大事谨慎，不合政策的事情是不敢做的。对于政策趋势的变化，他有敏锐的嗅觉，因此也有恰到好处的判断力加以应对。
离休的时候，周冠五的工资是1800元。任为民说，如果当时周冠五能有个缓冲期，培养一个接班人，后来的首钢不至于那么困难。
（雷晓宇）
赵新先携带“三九胃泰”等科研成果和500万元借款南下深圳，创办了南方制药厂，后发展成为拥有以药业为主、多业经营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1986 关广梅
“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的企业反而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这封信引发了轰轰烈烈“姓资姓社”大讨论，写信人关广梅成了1986年最富争议的商界人物。她的这封信被看作改革思想解放的又一把钥匙。
关广梅曾是辽宁省本溪市蔬菜公司所属“消防副食品商场”的营业员，承包租赁了辽宁省本溪市蔬菜公司一系列商店并组建东明商业集团。关广梅租赁、承包、股金三位一体的经营形式为改革提供了新鲜经验，也为国营商业经营形式改革提供了新尝试。1986年关广梅全部年收入44000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大约中国平均收入的50倍）成了最好的说明。
围绕关广梅的争论突显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新旧观念的冲突。姓“资”还是姓“社”，不仅影响着关广梅事业的性质，也影响着改革本身的性质。这场博弈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渐被人们认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也因这场讨论悄然提升。
如今的关广梅早已跳出改革先锋、新闻人物的光环与纷争，刻意保持低调。她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婉拒各路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
（袁茵）
一汽的第六任厂长耿昭杰挑起了换型改造和上轻轿两件艰巨的两副担子；
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它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原厂长石永阶背上“破产厂长”、“无能厂长”的恶名；
无锡漂染厂厂长王永寿，带领该厂成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创汇企业。
1987 马胜利
桌上还摆着两只包子、一碟咸菜和一只未收走的粥碗。71岁的马胜利刚刚吃过午饭，其简朴程度很难跟“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几个字联系起来。
1987年，工人出身的河北汉子马胜利决定在全国20个省承包下100家造纸厂、组建中国第一个跨区域的商业集团“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时，全中国都因为其所展露的超前、快速的商业革新能力而惊叹。
作为中国国企承包改革这已经是马胜利迈出的第二步辉煌。1984年，他就曾用一纸大字报换回了石家庄造纸厂的承包权并出任厂长。4年下来，石家庄造纸厂利润增长了22倍，“马胜利模式”更是在当时的企业改制大潮中成为一时之冠。他本人也迅速成为先进以推行承包制的典型而闻名全国，并被邓小平接见了4次。
在1986年那次被邓小平接见时，马胜利问了一个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面包不包括我们（企业家）？”邓小平闻言一乐，反问道：“你说呢？”他略沉吟一下：“不包括！”邓小平又一乐，没有再答话。22年后，马胜利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我们这些企业家先富很容易，我们要带动大家富裕。”在马胜利造纸集团一次一次的承包对象的选择里，非亏损企业不要；甚至在招工时，也有限考虑失足青年，“我就招劳改劳教的，小偷小摸的，最次也要派出所开有不良证明的。”
但光荣没有持续太久，马胜利造纸集团在享受了短暂的扩张快感后，在交通、通讯、地域间资源交流限制等种种因素束缚下，亏损、解散、破产轰然而至。太过稚嫩的市场并不足够支撑马胜利的雄心，1995年，56岁的他被免职退休。“太超越了也不行，扩张如果要脱离现实也会失败。”回顾那段历史，马胜利承认当时没有考虑现实因素。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再写那张大字报。”2008年，马胜利再次联合了部分国内造纸企业，谋求再续马胜利造纸集团之梦。此举不乏个人英雄主义与赌气的成分。“我觉得当年这事没错，我这人的性格就是想要把它做成。”这枚昔日在改革大潮中熠熠发光的71岁的螺丝钉对《中国企业家》说，他头上一根白发也没有。
(蔡钰)
43岁的任正非退役后，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以凑来的2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
1988 赵希友
1988年，赵希友决定对原沈阳市金杯汽车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1亿股股票。谁敢买？无奈之下，赵希友在中南海门前支摊贩卖。为此，他写了一周的检查，还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内容大意是：中国首位国企股份制改革家。
那阵子，赵希友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北京折腾着和被折腾着。小儿子听说金杯发行股票，虽然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但是，他还是东拼西凑了1000元买了1000股。“我就是相信我爸。”他说。
如今75岁、家住沈阳的赵希友给自己定了规矩，不接受任何采访。电话里，他坚持说这一次他不能破戒。于是下面就是跟赵希友的一部分聊天录音。
《中国企业家》：你被公认为国企股份制改革家，你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的企业家吗？
赵希友：在我退休后，很多人建议我写一点感触和认识，我说没有什么意义。我的认识有点极端。人在历史上，可能有一点点痕迹，但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我的家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我死了以后不留任何一点点文字和语言。我的骨灰也不留，火化以后，把骨灰立即扬到河里。我希望大家把我彻底忘记。
是不是企业家我认为不重要。还是我上面的观点。人活一世白白只做消费者？消耗世界的物质？什么事情也不做？不可能的！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赵希友：我自己回顾这一生，很多很多地方没有达到自己想像的目标。怎么讲呢？从我负责（金杯），我感觉（中国汽车和国际）差距太大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差距（重复3遍）。
赵紫阳当总理的时候，来沈阳开座谈会，谈到对国家的贡献。我对他说，我没有想到对国家的贡献，（我就知道）金杯现在有5万名员工，平均每个家庭3个人计算的话，就是15万人。这15万人要吃不上饭，将是沈阳最不安定的因素。
《中国企业家》：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赵希友：太多了。落实到我的职业上，我是搞汽车的，我做得太差太太太差了，不是一般的差。
《中国企业家》：如果能够重新回到过去，你有改变现状的办法吗？
赵希友：未必没有改变的可能。企业发展不理想，自然有很多遗憾。
《中国企业家》：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赵希友：从我退休开始。我的退休是马拉松式的。当时市长武迪生跟我说，你可以躺在医院、躺在家里干。谈到第7次时，我说你总不能找一个死人来干吧？！有那么多优秀的人，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是1993年圣诞节前一天12月24日正式退休的。对我来说值得纪念的日子只有两个，另外一个是我入党的日子。
《中国企业家》：国企股份制的日子你也淡忘了？
赵希友：……我感觉也不是特别重要。搞股份企业搞得特别优秀的人很多，你们应该把版面给他们。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看待仰融进入之后的金杯？
赵希友：……，我不愿意从我自己的角度评价别人。
《中国企业家》：这一生有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赵希友：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杨婧）
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马胜利与全国２８家企业签订了承包合同；
12月，供职于国务院某直属机关的王文京以5万元借款与苏启强合伙创办财务软件服务社，用友公司从2个人的软件服务社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中国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商。
1989 牟其中
这位在文革中因与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被判处死刑的玻璃厂工人，从1989年为世人点亮了他的商业传奇。以轻工产品换购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作为一个商人，牟其中显示出惊世骇俗的想像力。他是那个秩序混乱又极具魅力的时代的符号之一。
很快，他又因“金融犯罪”回到了监狱里，直到今天。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受到的是政治迫害。他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修养，有雄辩的口才，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已经被飞速变化的时代遗忘了。
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代我们完成了这次书面采访。
《中国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您的独特性是什么？你们之间有共性吗？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这一阶层成长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与意义？
牟其中：我是中国企业家阶层这个光荣阶层中的一员，当然具有其共性。但特殊的经历，又决定了我的特殊性。
1980年元月2日，去四川万县监狱释放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传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当场我表示辞去公职，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43天后，我建立起了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家形态完善的私人股份制企业。
因为爱国，而不是发财促使我走上企业家的人生道路。
当时我顶着反四人帮的光环，更有条件“学而优则仕”。但百年的民族沉沦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让我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是在一个强大中央政权领导下建立起商品生产秩序的努力。所以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改革开放事业，并且认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保障改革不至于失控，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本条件。而社会动荡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复活。
初期的个体户，大多是被旧体制边缘化了的草根。市场化的改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只有在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才可能与传统中轻商的糟粕决裂。我提出了“造就一代儒商”的口号。
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改革开放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一定也会产生巨人的时代。民营企业家阶层则是那浩瀚太空中最耀眼的一团星云。
《中国企业家》：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比如，它提供了哪些机会，扼杀了哪些希望？
牟其中：在耕耘试验田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投入监狱。第一、第二次是为中国民营企业争取生存的权利。第二次平反时，《人民日报》评论的题目是：《医治“左”的顽症》。第三次是为民营经济争取发展的权利。反对改革的万言书诬陷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认定我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果万言书得逞，又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任何一位民营企业家都不能幸免。
《中国企业家》：就您对目前商业环境的了解，它与过去20年有哪些明显不同？它离您所满意的状态还差多远？它有可能恶化吗？
牟其中：目前的商业环境比20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容乐观。自1997年小平逝世以来，关于民营经济以至于改革开放的激烈争论，从未中断，2005年达到高潮，刮起了所谓的郎旋风。秦晖最近说：“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于是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的‘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
不止一人在借讨论普世价值时，公开要求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维迎对此很悲观。他说：“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容乐观，改革任重而道远！”
我不悲观，认定形势比人强。社会公众永不枯竭的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追求，就是市场化改革会不断深入的强大动力。
君若不信，试看今年十二月必将举行的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
(刘建强)
9月25日，“傻子”年广久终没能逃脱牢狱之灾，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江苏宜兴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蒋锡培在捐产后当选为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