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 —— 二○○八
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质上是一个政府调整与市场及企业关系的过程
什么样规则与文化的博弈,将决定中国拥有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从叛逆者到博弈者
—30年政商关系演变简析
允许博弈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在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博弈是要有底线”的
文 | 本刊记者 杜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那一年,张宏伟做了城里人鄙夷的“黑包工”,成为夹缝中求生的“叛逆者”。
15年后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年,张宏伟成为首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民营企业家之一。参政议政权利的赋予,使得中国的商人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政治地位,也成为拥有一定政策参与权的“博弈者”。
改革开放30年,本质上是一个政府调整与市场、与企业关系的过程,或者说政商关系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的过程。而1993年,无疑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年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令改革开放从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放松,演变为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力大爆发。令经济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垄断,逐步让位于民间市场主体参与的多方博弈。
张宏伟们,从地位卑微的“叛逆者”到开始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博弈者”,是政商关系演变的历史进步。但是,即使博弈时代开启,旧体制形成的印记依然明显。
同在1993年,一个叫做沈太福的私人老板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捕,一年后人头落地,罪名是“贪污、行贿”。时至今日,依然有识者认为沈太福罪实不符、罪不至死。沈太福的存在,不过是在中国合理不合法的民间金融现象的一个极端标本。只是,和已经登堂入室的张宏伟们相比,沈太福没有博弈的力量和机会。直到2004年,悲剧仍在上演。戴国芳,一个钢铁业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因为一个宏大的产业梦想,撞上了宏观调控的枪口,再次成为博弈失败的历史标本。
30年改革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成功”——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转折年代的企业家陈东升认为。但是展望后30年,它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成功的最大挑战,而迹象其实早已出现。
近几年,“再国有化”成为学者们开始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政商关系的正向演进随着政府、国企势力的强大,似有回潮的趋势。而曾经习惯于呐喊的张宏伟们,现在也改变了博弈的方式,认为桌面下的交流比公开的博弈于己更有利。
“隐蔽的博弈”是对公开规则的一种伤害。而在开放的问题上,另一种公开但“扭曲的博弈”依然让人忧虑。有的企业家以民族大义、经济安全的名义,公开挑战契约的严肃性,挑战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建立的市场经济规则,居然也应者云集。
允许博弈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在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博弈是要有底线”的。否则,市场经济只会乱象丛生。这是学者李曙光所称的“混乱的市场经济”。
从混乱的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从隐蔽、扭曲的博弈到公开、规范的博弈,应是我们未来30年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