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乘许多航班,见到过不止一个女人和更多的男人
文 | 雷晓宇
说到长途飞行,有一个南美小说是这么写的:当飞机在三万英尺高空持续飞行的时候,你内心深处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恐惧——它会永远这么飞下去,并且它再也不会回到陆地了。还有一个南美小说这么抱怨:现代人其实都不喜欢坐飞机,因为显然,坐飞机没有坐马车那么好勾搭姑娘。几百人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共处十几小时,其实你也很难闻到她脖子上的香水味——即使她用的真是“午夜飞行”。
这两个说法都非常之“南美”。南美就是一个为南美人而生的魔幻之地,节日快乐,死而后已。南美人的精神导师博尔赫斯说:“我曾远渡重洋,踏上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他还说:“强劲的想像产生现实。”
我未曾经历过有乘船渡海之远的旅行,却也搭乘许多航班,见到过不止一个女人和更多的男人。我现在坐在电脑前,开始回忆这些人的时候,我也难以确定他们到底是真实存在过还是出于高空稀薄氧气的捏造。
我只在机场见过一次采访对象。上个礼拜,我从北京飞上海。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十分完美,正好够你欣赏一个陌生姑娘的美而不至于感到厌倦。在传送带边等行李,我远远地看到了我的采访对象。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是当时,或者几小时后给他打的电话。总之,从话筒那边传来的声音是:对不起,因为航班延误,我现在还在北京,恐怕不能接受你的采访了。我不知道该相信我的眼睛还是该相信我的耳朵。如果我看到的是真的他,那么我听到的是谁?如果我听到的是真的他,那么我看到的又是谁?
还有一次,我竟然在飞机上注意到了一个不起眼的男人,因为我知道,他是我一个朋友在商学院的同学、一个不会看施工图但是仍然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他往往这样被谈到——“他呀,老是逃课。一开始我们以为他有生意要谈,后来才知道,他一到周末就拎着箱子去澳门赌博。”我一路都在猜,他随身那箱子里到底有多少现金?
更早些时候,也是在上海虹桥机场的行李传送带边——顺便说一句,这里的行李传送带简直是大千世界的象征物,如果你真能做到站在这里伫立不动,那你真也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环游世界了,因为你自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风景。
那一次,我先是注意到有几个女孩在等行李的时候叽叽喳喳,还不时拿出手机拍照。她们的眼神里有那种埃及人谈起大祭司的不安。我顺着她们的眼神看过去,我看到的不是乔装打扮的国际巨星,而是我在飞机上的同座。
这是一个年轻的外国男人,而他的外表实在值得一谈。我之所以在飞机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因为我一直坐在他右边,因此也就一直只看到他的右脸。现在,在从正面打量过他之后,我就得承认,姑娘们的惊奇是有道理的。他两眼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了!近得让你觉得他的左脸和右脸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像一只斑马那样几乎互相平行。这样的眼睛让你拿不准他的神情到底是过于惊讶还是仅仅是有点斗鸡眼而已。
慢慢地,他可能知道有人在看他,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难堪。于是他从随身的电脑包里摸出一本小说看了起来。他的肢体语言同样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双手把书举到眼前,而前臂和上臂始终保持互相垂直的状态。他就这样看啊看,看啊看,任凭周围的行李和人群怎样穿梭,他始终扮演一个不为所动的角色……最后,他变成了一根深深插入水泥地、笔直伫立的铁钉。
当然,这最后的结局是出自我的想像。事实是,我不停绕着他转圈,想看看他到底看的是什么书。答案比这人更妙——他看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云中命案》。小说中,一位年轻男人用一只有毒的黄蜂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坐在他旁边的年轻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