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憎分明 哪里是书生,分明是商人



身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和《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深深地参与了这场“启蒙运动的生意”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陈建芬 

两年前,沈昌文75岁的时候,沈从文的孙女沈帆给他画了一张漫画:一个乐呵呵的老头,背个大书包,拎着两大捆书,说:废纸我买!这画后来被沈昌文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所谓名片,翻过来一瞧,还真是从一张废纸上裁下来的。 

沈昌文的名片就是废纸一张——这话是事实,也是自嘲。身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和《读书》前主编,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名片了,他的脸就是名片。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三联、《读书》已经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时代。 

再过几天,家里人要为沈昌文庆祝77岁生日。他自称“77岁的后生小子”、“不良老年”。现在,沈昌文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起来上网,一般每天都能收到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头、90岁的舒芜发给他的新邮件。中午自己做饭吃,“年纪越大越喜欢吃童年时候的东西,比如宁波人的臭豆腐。”下午出门见人,没事就待家里看电视。“只看《海峡两岸》和《重案六组》,看女警察抓坏人。” 

见沈昌文的那天中午,刚好遭遇刘翔退赛事件。老先生很平静,表示自己是“避运”一族。奥运会叫他激动的不是比赛,是那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从《共产党宣言》里受到的教育都说同一个世界、两个梦想。这下说同一个梦想,我非常感动啊。” 

最近几年,沈昌文的话比退休前多多了——“我都77岁了,活着也没多少年了,所以好说话。”他简直拿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当自家客厅,在这里约见客人、接受采访。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熟人。墙上挂着王世襄和黄苗子的书法,那都是他常来往的朋友。隔壁桌的女士过来打招呼,叫“老沈”。那是《读书》的现任主编、吴祖光的侄女吴彬。 

不过,这可能是沈昌文第一次接受一本商业杂志的采访。回顾自己十年的书店总经理生涯,他说:“我哪里是书生,我就是一个商人。” 

这话应该不是自嘲。 

总经理生涯 

沈昌文的商人生涯是从1986年1月1日开始的。从这天起,他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 

虽然做了总经理,可手头没钱。上头拨给国营出版单位的30万块经费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某年某月某日,沈昌文拿着前辈的一封介绍信,“去中信见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后来,沈昌文在口述自传《知道》里回忆:“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当时沈昌文“连一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都没见过”,可还是老实告诉王军,三联书店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100万。” 

当时王军的反应是“笑了一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一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对客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让沈昌文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1000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口气很大,可能也是事实——对照现在的中信出版社,沈昌文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呀。 

这可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未果的融资。现在回想起来,沈昌文还是觉得懊恼又滑稽:“哎呀!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100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1000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1000万的出版规划……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所谓小打小闹,也是自嘲。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里,三联理所当然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出版《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等,轰动一时。“当年的畅销书可能更赚钱。”其中,《宽容》初版15万册,《情爱论》初版120万册。后来著名的还有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现在三联书店内部有句话——捡蔡拾金,不知道是骂沈昌文的,还是捧沈昌文的。” 

不过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用沈昌文的话来说,就是“计划经济的尾巴”。当时沈昌文一挣钱就紧张。 

“以三联的牌子,出书当然不会赔。但我真是非常害怕说赚钱。”他说,“比如计划的利润是100万,可意外畅销赚了300万,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多出来的200万得上交,上交了上头也不念你的好。我就想方设法把多出来的200万花掉,给作者预付稿费,算是长期投资。有长期投资才有品牌,有了品牌上头也让你三分。” 

他也承认,自己可能算个好领导,但算不得一个好商人,因为几乎不懂市场。当时他面临的局面,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很荒诞——如果出版社不赚钱或者亏本,那他这个总经理反而好办得多。他要负责的不是营销产品,而是控制印量。“书要少印,不能多印,你订一万五,我只给你八千,以免犯政治错误。”就算作者稿费也不能给太多,“给太多了会助长他的资本主义思想。” 

沈昌文总结自己在三联书店的成就,不是挣钱,“无非是出了些书,盖了栋楼”。不过,他这个总经理没有在美术馆东街这栋大楼里工作一天。他的总经理生涯是戏剧性地结束的。1996年1月1日上午9点,沈昌文接到了一位人事负责人的电话:“你已经在昨天下午5点钟退休了。”这个电话距离当年的调令正好十年。这样,他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包括书店出版业务和《读书》杂志的编辑业务。 

后来,沈昌文告诉自己的继任者董秀玉:“在国营单位里当领导,你要是不贪污,就什么好处也没有。贪污呢,又犯不上,也不愿。所以,最好别当。” 

这话算是有感而发,出版半生,沈昌文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宿命地觉得,当年就是“把出版跟炼钢一样对待”。“这样带来很多的问题。任何出版社的领导人,过多少年就要退休,所以他缺少一种文化上的责任感。但出书这个事情,恰恰就需要长期的关注。现在大家都去做Best Seller,做畅销书去了。” 

说白了,对于出版这门生意,沈昌文还算开明的,他的好多同行都不喜欢别人称他们“出版商”,只承认自己是“出版人”。许国璋曾经给沈一个告诫,“没有钱干不成文化事业”。他也喜欢那本《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他后来帮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主意,“它钱多得我简直惊讶,一年利润上亿元,我听都没听说过这些事。” 

即使现在,文化单位都在改制,沈昌文也并不乐观,因为不允许出版社私营。“三联当年成立的时候是股份合作制,我们现在也都在说出版公司化——出版形式越先进越好,可以公司化,可以集团化,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体制不改,很难有什么大变化。” 

 爱憎分明 哪里是书生,分明是商人

文化离商业有多远 

十几年前,《读书》杂志搞读书会,一帮文化人高谈阔论臧否时事。有一天,读书会上来了一个让沈昌文记忆深刻的人物——牟其中。 

“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换飞机和炸山的事大家都知道,他来参加我也不意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很豪爽,每次走的时候都留下几张支票,表示他买单。” 

后来,沈昌文又接触过更多的企业家。第三极书局的欧阳旭在他眼里“算是个小孩”,当当网的俞渝则是他女儿的同学。洪晃的父亲和沈昌文有交情,他也常去参加“洪晃她们的姑奶奶聚会”,认识了洪晃的闺密张欣和她老公潘石屹。在他看来,潘石屹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文化圈里得到承认的商人。“第一因为他自己也写书。第二他肯在文化上花钱。”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当然了,从个人经历上来说,没有比他更土包子的啦。” 

后来潘石屹办《SOHO小报》,沈昌文帮过不少忙。不过他觉得,要是中国往后真能出一个现代出版家,潘石屹这样的还是不成。“企业家、商人这些是暗的,明的是讲文化。”对于上世纪末那些从商的作家,比如张贤亮、韩少功,他“始终有戒心”,“觉得跟商业太近了以后就有点麻烦。” 

很容易感受到这群文化精英和商业的隔膜,这一代人都下意识地和商业保持着距离。编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甘阳说,“80年代经济改革从来不是我们的话题,经济是很Boring(乏味)的东西,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 

想来想去,沈昌文还是喜欢黄集伟给他的封号:“思想经纪人”。 

尽管自称商人,可有时候沈昌文自己也觉得困惑:“在外国,多半是企业成立一个基金来资助文化,这样建立了企业和文化之间一种互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为什么在中国建立不起来呢?” 

不过,在2007年,沈昌文一位故交的后代似乎完成了文化对商业的并购(抑或相反?)。这人就是于丹。于丹的父亲是解放后中华书局第一任总经理,后来担任过万里的秘书。沈昌文和他不熟,但于丹也叫他一声“沈叔叔”。沈叔叔对世侄女的看法非常让人意外——“看起来没有法律了,总要有个信仰吧?这就是领导人弘扬国学的原因?”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国学意味着沉痛的记忆。“当年我参加批林批孔、批判《新华字典》,就是要把我们固有的传统扔掉,回到纯粹的马列主义。我老跟反对于丹的人说,她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孔子说话的,你们不要这样。通过她,能把中国否定的东西恢复一点,把我们所得到的、歪曲的马列主义给丢掉,这样我觉得很好。” 

2008年,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属于我的时代过去了。”当年信仰的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都被颠覆了。“我现在走到了怀疑主义的地步。比如‘读书无用论’,我就想,现在出生的一代,将来是不是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我自己已经靠‘百度’过日子了。社会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化变成什么东西了?” 

退休以后,沈昌文和辽宁教育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合作,开始关注台湾文化出版动态。这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困惑:“看到台湾的民主发展成那样,好像也成问题。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极权体制下的非常发达的社会?当然,这极权可以慢慢改善。不过,这都是我身后的事情了。” 

他感慨道:“改革开放30年我还是高度评价,是伟大的,是非常值得的,所谓不足的地方就是步子还可以再快点。当然,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快到往哪里走……” 

沈昌文1931年出生,邹韬奋1932年创办三联书店。回顾一生,他说邹韬奋是抗争,老上司范用是焦大,而自己一生性格软弱,做过首饰店学徒、肄业生、校对员、秘书和编辑,最后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如果邹活在今天,恐怕和活到解放后的鲁迅是一样的结局。” 

有人评价他的性格是“外圆内方”,有江南宁波人曲折务实的生存智慧。他从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里学来一个词,并且引为自道:跪着造反。他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来——“他跪着造反,他委曲求全,这后头有复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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