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企业力量空前壮大，被赋予更正面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同时也对社会公益的担当有更多要求
文 | 本刊记者 谭相宜
四川大地震之后，在2008年被认为是NGO年和中国慈善元年的背景下，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思考并重构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6月22日，由三星商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中汇传媒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合主办的“企业公益和企业家公益”论坛在上海举办。
论坛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认为：“现在企业力量的空前壮大，使得社会赋予企业更正面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同时也对企业对社会公益的担当有更多要求。”他特别提到2005年10月颁布的新《公司法》第五条：“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比如有的人说企业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连做企业的基本法律都不清楚。”
资中筠女士是国内较早开始研究国外慈善基金的专家，著有《财富的归宿》。她反对在聚光灯下的“慈善秀”，对各种对慈善家的“评比”、“颁奖”持保留态度，“觉得某一企业、某一企业家捐得不够，就大加批判，这是不健康的现象，这也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理解，至少还没有成熟，把公益捐赠看成一种‘均贫富’、‘吃大户’的观念。”（详见附文《企业社会责任之我见》）
在这次四川地震的救灾活动中，跨国公司的捐款表现也得到空前的关注。三星电子营销副总裁曲敬东介绍了三星多年来在中国的公益慈善活动，包括援建希望小学、白内障手术计划、赞助残奥会等，“但是外企决策链比较长，我们6月15日首批捐款就有3000万元，可能因为没有做专门的捐款仪式，曾经上了‘铁公鸡榜’。三星成立70年，我们的创始人认为企业就是要分享——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国家创造税收、改善员工待遇。”
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等作为民营企业代表的企业家们也都从各自行业和企业的角度，对企业慈善在社会公益事业中承担的特殊使命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作出了精彩表述。
[附文]
企业社会责任之我见
财富流向何处，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提出社会责任的要求不能算是对企业家的苛求。至少法乎其上，仅得其中
文 | 资中筠
由四川地震引发出所谓“捐款门”事件（有些企业家因捐款不符合某些人的期待，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再次引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我也想对企业责任的全面理解再谈一些看法。
一般人们谈到企业家大多与“富人”等同起来，又把企业家本人与所属企业等同起来，认为其社会责任主要是慈善捐赠，似乎企业家的优劣和道德水平与其公益慈善捐赠成正比。这种看法失之简单片面。中国百年来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就总体而言，民族工商业应该代表先进生产力。近代以来无数“实业救国论”者应该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我充分理解，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企业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与潜规则、恶势力同流合污易，而坚守、抗争难，甚至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由于财富本身代表一种力量，它流向何处，必然对社会产生影响，不是好就是坏，所以提出这个要求不能算是对企业家的苛求。至少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有没有这个理念是大不相同的。
当前中国企业的主要责任
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几个层次：
首先是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是赚钱，对社会和民众的利益有大有小，有的行业甚至危害社会（如有害青少年身心的网吧、严重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业等）。有的开发商毁坏大片良田，使成千上万村民丧失生计，建造只供极少数人消费娱乐的顶级奢侈设施，无论“经济效益”如何，即使成为当地“纳税大户”，或以捐赠博得“慈善家”之名，也不足为训。相比之下，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建立了不论是“低端”还是“高端”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产业，提供了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为我国经济繁荣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做出贡献，其本身就尽到了企业最基本的责任。所以企业家从选择投资方向开始，就有优劣之分。
第二，保障本单位职工的权益。西谚云“慈善始于家门”。企业最起码应做到对本单位职工负责，保证合乎标准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如有余力，进一步对职工进行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其素质，从而造就新型劳工。据我了解，1949年以前有些民族企业就有自己开办职工培训班以及职工子弟学校的做法；当前，也有以全面培养文明的新型职工为理念的企业家，如果这种理念和行动大面积普及开来，每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成为培养现代文明劳动者的基地，将对提高国民素质，增进社会文明有重要意义。
第三，最起码守住底线，合法经营。不言而喻，依法纳税、不行贿、不进行扰乱市场的恶意竞争、不欺骗或坑害消费者等都是企业应遵守的底线。当前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是腐败。对企业家最低要求是不扮演催化腐败的角色。
以上几点看似老生常谈，但在法治不健全的市场中要真正守住底线并不容易，一个负责任的“好”企业的持续发展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而我们与美国不能作简单类比。美国独立就是从抗税开始的，其立国就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美国的资本家从来就是国家的主人，自以为有责任也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道路。当代中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期间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坎坷的道路，其合法地位和积极贡献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逐步得到承认的。保护私人财产进入宪法还是四年前的事。而且，中国企业在税收上与外资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也还是最近的事，至今与国营企业的生存条件是不平等的。比起美国企业的根深叶茂，中国民营企业刚开始生根发芽，有点还立足未稳。简单以美国500强的捐献与财富的比例同做比较，得出中国企业家“素质太低，缺乏社会责任心”的评价就不科学，也不公平。
公益捐赠原则
本文首先强调企业的基本责任，旨在澄清一些误区，说明慈善捐献的数目不是衡量一个企业或企业家优劣惟一标准。这不仅是对个人的道德诉求，而主要是社会的客观需要。尽管民营经济有艰难处境，事实上今天已经有大量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不论当初财产的来路如何，亿万富翁已经形成。而且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状况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有眼光的企业家都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是与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息息相关的。自己既然掌握社会资源和财富，相对处于强势，那么责任与能力理应相适应。作为一个群体，企业家有责任也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包括社会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乃至社会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先发达的国家的企业家也有相似之处。
关于公益捐赠需要强调几点：
1）民间性：民间捐赠的意义在于把社会的余财、游资导向有利于民生的渠道，缓解社会不公，满足政府财政覆盖不了的林林总总的需求。所以政府办慈善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在我国，主要的慈善机构是官办基金会（GONGOs），而资金来源则主要来自民间，这应属于过渡时期的另一种“中国特色”。
2）自愿原则：捐赠必须是自愿的，每一个解决了温饱的个人都可以做。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聚集的财富比较多，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捐赠的主力。但无论是捐赠的数量还是对象，都应出自捐赠人的意愿。在胁迫或利诱之下的捐赠不能持久，也无助于发展健康的社会公益事业，而且弊端丛生。但强调自愿，决不是无视公众舆论和社会监督。对一些知名的“富豪”，群众有理由有所期待，得出自己的褒贬，因而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适度的情况下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只是我国缺乏正常的民意表达渠道，遇到某个热点问题很容易爆发出非理性的“起哄”现象，这在短期内也难以避免，随着公众对这一领域的认识的成熟，可望逐步理性化。
3）雪里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严格说来，公益与慈善有所区别，前者更偏向“治本”，后者偏向“治标”。
现代公益事业不是单纯地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作捐献，而是从各种社会需求中选择覆盖面广、现实需求与社会长远发展相结合的那些领域进行捐赠。所以，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几乎是各国公益捐赠普遍的重点，其长远意义不言自明。上世纪初，远在美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之前，卡耐基率先出资建立“教师退休基金”，使中小学教师无后顾之忧——同样的捐赠，其效力可以大不相同。
至于临时性的救灾、济贫，当然也是必要的，在非常的情况下，如刚发生的四川灾难，则有非常的行动。江苏企业家陈光标第一时间带领自己大型机械工程队伍赶赴灾区，运用本公司的特长对救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使我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卢作孚以他的民生航运船队全力助政府实现大规模的战略撤退，其精神和做法都是相同的。
这次短期内聚集的巨额救灾款也说明在关键时刻是不乏捐赠意愿的。但是我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事实上每年大小灾情不断，假设有的企业在舆论压力下，一次预支了计划内几年的公益捐赠资金，以后就难以持续地满足需要。另外，现在许多组织已经有不少经常性的公益项目，其资金都来自某些企业的经常捐赠，这些并不都在公众视线之内。所以，我仍然认为一次性的捐赠数并不足为衡量标准，在媒体、特别是网络的聚光灯下作捐赠“比赛”，不应成为惯例。
至于捐赠动机，有各式各样。我主张“双重人格”论：在商言商，当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只要做到企业的基本责任，不越过“底线”，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利润。同一个人在经营企业中可以“惟利是图”，很难同时又“利他主义”；但是在做慈善捐赠时，则是以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为目的，展现人性的另一面。作为个人，追求以“慈善家”名垂青史，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企业，应与企业经营分开，不应以捐赠为变相广告。例如盖茨基金会的捐赠与促销微软产品毫无关系。捐赠者可以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确保捐赠到达接受对象手中（例如李连杰要求壹基金接受者按手印的收条），而不能提出为企业做宣传为交换条件（例如前几年太子奶与青基会的纠纷）。
尽管还有种种“中国特色”的主客观负面因素，总的社会发展方向和需求是共同的，人性的“双重性”也有共同之处。如卡耐基所说，“科学地花钱”所需要的才能和智慧并不亚于经营企业，甚至过之。我国现在也已经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和有现代眼光的企业家，有条件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有长远意义的公益事业，在这个领域中也一展长才。社会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公益事业也应该细水长流，百花齐放。从长远看，民间公益事业的壮大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财富的流向足以引领社会风气。期待我国企业界的有识之士更自觉地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