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规划师是不得不和权力打交道的职业。许多规划师在领导意志与公众利益之间左右为难。这些知识分子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笼罩着一种虚妄的历史责任感
他们都叫我“市长杀手”（人家给市长做规划报告总要修改，我能一次通过），可我从来不是什么“市长杀手”，开玩笑地说，我是市长的“帮凶”。
我前些天才刚从厦门回来，跟市领导班子开会，讨论一个开发区方案。规划局长们已经养成习惯了，规划好坏得市长定。图纸放在市长面前，他说一句“行，做着看看，我看挺好嘛。”——决策就是几分钟。这也是中国特色，受市场经济驱动，全方位得快。当年日本六本木新城做规划就用了七八年，最后建设完成用了十几年。
所谓“中国式造城”的核心，就是“市长意志”。曾几何时，市长们要亲自来确定城市的规模——一定要大，来制定城市的道路——一定要宽，来划定城市的广场——一定要阔，来设定城市建筑——一定要高，来指定城市的景观——一定要绿。“一年要开工，三年见成效，五年建新城”的高效计划，最终苦了城市的计委忙立项、规划局催图纸、土地局搞指标，而设计师熬夜加班，施工队挑灯夜战。
这是一个体系问题。市长们主要看重什么？核心还是要看经济效益。形象工程就是政绩。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态，我称之为“官商共同发展”。他们知道，土地可以换钱。要兑现，就由开发商和建设单位来实现。房地产商是全世界著名的惟利是图的阶层。
最典型的官本位加利益驱动就是招商引资。对于小城市来说，它是一个被动关系——你招商，希望他来投资，一谈判就是妥协的关系。你说容积率2.0，他说我超过3.0行不行？行，你赶快造吧，而且希望你造高一点。其实土地的价格是一定的，你多造房子，成本就会降低，国家土地出让金就受损失了。但是没办法，客大欺店。
但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现在是一个主动关系——政府等在这儿，你来找我开发，这时候城市建设就很规矩了。我们去年接了一个项目（匡晓明指着办公室里一个像白色小鸽子笼的建筑模型），李嘉诚投资的上海真如中心。这么大的集团来了，一样得按照规定审批、拿土地、坚决不允许压红线，比如建筑不能造在路边上，必须退15米等。
说到生产环境，雅各布斯两个重要观点——“多样性”和“街道眼”，对我影响很大。
所谓多样性，城市是有生命的，不仅需要高楼大厦，还需要窄小空间，不仅要有新房子，还要有老房子。所谓街道眼，街道本来是有灵魂的，是人们交流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建设的同时，管理得太严了。比如说，上海沿街是禁止小店铺的，结果，街道很好看，两边都是绿化，但是很可怕，因为没有活力。从经济上来讲失去了商业机会和安全感——按照雅各布斯的说法，街道两边都是店铺的街道犯罪率会减低，因为两边都有无数眼睛在监督。
我做过温州新城区的规划。我们发现，温州城市主干道附近散落着一些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庙宇，于是决定把这条主干道从直的变成弯曲的，以展示这些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筑。当时是有争议的。一个副市长说，我们温州的老城区就是弯弯曲曲的，烦死人了，好不容易搞一个新城区怎么还是弯弯曲曲的。他担心堵车。后来我越过这名副市长，直接说服了决策者。我的理由是：第一，主干道不需要太直，同样可以保证不堵车，便于输送。第二，道路弯曲比道路笔直更有层次感，这就是所谓的“悟性空间”。
温州方案挺顺利，可在北京通州新城的改造方案中，有更多的妥协。通州是古老运河文化的起点，周边形成了很多依附于码头文化的塔庙、店铺、老城区。同时又有很多从城区内迁过来的工厂，在历史遗迹和工厂之间需要做一个平衡、配套。旧城改造的核心问题是——改造成本太高，开发量上不去就没人愿意开发。你要是想保护的话，肯定费钱。
我去法国考察过旧城改造的课题，获得的经验和灵感竟然来自消防车和灭火器。我们常说，北京胡同的消防通道没法大于4米，一旦起火，消防车进不去，所以有安全隐患，必须拆除。可是法国人怎么做的？人家造了一种更小的消防车，问题一下解决了。再比如，我们一个2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得有20个灭火专区——这多浪费？就不能想出别的灭火手段吗？我们往往就因为一个机器的掣肘而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文化。
现在是个觉醒的过程，学者觉醒，媒体也在觉醒。中国需要产业升级，2020年要从劳动密集型变成创新型的大国，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在非常短的时间搞城市大跃进。我就很清楚几个城市说要实现70%甚至75%的城市化，这个东西不能急，不能放在十年去搞定，这种状态是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