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言：从小便器里的“苍蝇”看东西方的人性管理
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大批中国企业英雄，从牟其中、褚时健、禹作敏……到周正毅、顾雏军……再到今天的张家岭，他们当年无不勇立潮头，大胆开拓，超常发展，靠过人的胆识与拼搏的作风开打下了江山，建立了自己商业帝国。但是这些当年勇冠三军的统帅，却在家大业大之后纷纷折戟沉沙——大批中国商业明星最终沦为商业的祭物，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
尽管中西方商业文明在源泉、本质与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这一切并不说明西方的商业文明就有着天然的合理性，而我们的商业文明就必然产生一个又一个的“张家岭”。我们承认几百年来被异化了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戕害了国人对道德本质的真正良知，但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的本性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对人性的管理方式。
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借助他人的合作来实现自己意愿的一种调控行为。不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出发点在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其中，“人性恶”假设的结果就是“不合作”。如何处理由于“人性恶”而带来的不合作现象，一直企业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从人性的角度讲，合作不能是一种强迫性行为，只有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时，人们才愿意合作。
例如，张瑞敏在初到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时，发布的第一条管理命令就是：“禁止随地大小便”。在今天看来，这条管理条例显示出了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当时的青岛电冰箱总厂的管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有厕所，员工也不合作，随地大小便都成了普遍现象。
二、张瑞敏当时尚不懂得人力资源管理。
我不知道张瑞敏发布的这种生硬的“人事管理”式的命令背后附加了什么样的惩罚措施，但是，在长期的企业咨询管理工作中，我知道：惩罚只能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最aihuau.com低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要受惩罚了），而只有奖励才能使人到达最高标准。
男性小便时总是喜欢四处“扫射”，这是一种人性的基本流露，因为“扫射”更有快感。但是这给厕所卫生管理带来极大不便。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即使是厕所管理也开始由“人事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管理”，于是，很多厕所的墙上就出现了“靠近文明、贴近方便”等引导口号，或“请您靠前一步，免得弄脏了您心爱的裤子和皮鞋”等人性化的温馨提醒，但是，收效同样甚微。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讲，靠宣传来制止某种行为的有效性很低，尤其在隐蔽的生理习性方面，更是几乎为零，一句口号怎么能会扭转人性？没有人会因为你让他“贴近”他就会听话，我们说，只有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们才愿意合作——男人不会为了一句温馨提示而放弃“扫射”的快感。
西方的解决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不是扭转而是顺应人性——在小便器的中心位置画上一只惟妙惟肖的苍蝇。当男人小便时，你不用引导更不用宣传，他必然会刻意瞄准“苍蝇”射击，以便“击落”它，因为这比漫无目的的“扫射”更吸引人，这就是人性和基于人性的管理。
经证实，这个小设计将男性小便的飞溅率降低了80％！
西方男厕小便器里的“苍蝇”证明了西方人也并非天生就素质高，关键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引导。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光靠空洞的“提高国民素质”并不能解决“张家岭”的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商业规律并针对人性特点，找到合适的出发点、路径和解决方案，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张家岭现象”的一再上演。
由规则组成的世界叫“天堂”
——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出发点
其实，人在本性上并无善恶之分，人性只不过是人类在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中流露出来的自然本性。人性管理的本质就是引导人的本性使之向符合善的结果转化。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最实用的工具就是实行人性管理。但是，真正的人性管理不是扭转人的本性，而是顺应人性的管理。
西方建立了以诚信为基础的商业文明也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就“人性善”，而是他们找到了人性化的规则，从而把人类原本发乎本性的各种行为转化成了善的结果。
由规则组成的世界就是天堂。但规则的基础并不是“大公无私”，而恰恰是“人人都自私”。但是长久以来，我们中国式商业文明对“自私”进行了狭隘化的理解，把“人人都自私”改写为“只有我自私”，忽略了“别人也自私”，于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位。这种“旁若无人”的自私方式使我们远离了通过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己要求的协作精神，也意识不到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
我们说，现代商业文明是现代商业精神的载体，但是精神重建并不是要重新建造精神。我们不必像引进外来物种那样，把外在于我们的、纯粹属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一精神引入我们的民族和社会，而是要把我们内在的精神中自然本性的地方转变为善的结果或者把原本就是善的部分发掘出来。
因此，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出发点不在于各种宣传口号，“存天理灭人欲”的做法只会导致人性的进一步扭曲。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那只“苍蝇”——只有用人性化的规则引导人性，才是真正的人性管理。也只有站在人性管理这一出发点上，我们才能找到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正确路径和最终的解决方案。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路径
大批企业明星的陨落，决不会只是某一个企业家自身的偶然，因为重复出现的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规律——这其中必然反映出中国式商业文明的基因缺陷。这种基因缺陷不在于几千年封建传统塑造了畸形的道德本质，而在于我们缺乏合理的规则来调节这一道德。
在中国，最根深蒂固也最容易学到的东西就是帝王思想，中国人历来就不缺乏当国王、当皇帝的欲望——打江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坐江山。但是，这种源自农耕文明的帝王思想在现代商业文明契约精神的碰撞下必然变得畸型：打江山靠得是出奇制胜的御敌之术，但守江山靠得是屡试不爽的契约规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坚决拒绝第三次连任总统，为以后历届美国总统树立了榜样。因为华盛顿知道一个人长期把持权力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渎职等问题——以往成功的经历容易强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容易导致决策的经验主义。较之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约束自己不出问题，不如让自己及时远离可能出问题的位置。
可见，西方人也并非天生就具备高度的职业文明。西方的职业诚信最初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上帝所应许于人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人，除了要忠于上帝，还必须要有另一种忠诚——必须忠诚于自己的职业。calling和vocation这些表示职业的英文词汇，都含有宗教的意味：神的召唤——也就是上帝安排的工作。
在中国，对工作同样也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呼：天职。职业的是天定的，天是要敬的，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神圣性，要有敬畏，该做的坚决要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这就叫敬业。你不敬业，业不敬你。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也是如此，打江山的负责打江山，守江山的负责守江山。
因此，避免“张家岭现象”的根本途径不是如何想办法约束他们自身，而是靠规则和制度从根本上区分创业与守业的不同职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才是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基本路径。也只有通过这一路径，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根本解决方案。
建立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解决方案
1841年的一天，美国两辆火车相撞。这本是个偶然的事件，但美国人却从中看到了必然。这起事故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公众纷纷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事故的真正原因是铁路运输企业的老板没有能力管理这种复杂的企业，要求另外选择有管理才能和专业知识的人担任企业的经理，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则只拿红利，不参与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这在企业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此，美国出现了真正的职业经理人。
东西方商业文明的差异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东方商业文明推崇对财富的绝对占有，并讲究按血缘关系把财富逐次地传给后代,它甚至不主张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社会中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商业文明。从很早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基于共同的信仰而不是血缘、乡土或其他的什么关系,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宽容和法律的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冲破了种族、文化,甚至宗教信仰的樊篱。这使得企业能够在最广大的范围内寻求可用之才，也使得美国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经理人市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这个市场甚至超越了国界。
职业经理是伴随现代大企业的出现而出现的。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对专业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所有者管理企业的能力显得越来越不足，对职业经理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出现了大量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小企业多数由所有者自己管理。这是大企业与小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重要区别之一。
中国经济在21世纪能否实现飞跃，能不能像预期的那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增长的源泉能不能从新的小企业的创办转向现有企业的扩张。换句话说，现有企业的规模不能扩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很难继续保持下去。企业的扩大，就需要职业经理人的管理。但是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往往愿意转向老板，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很难发展成国际性的大企业。从这个角度讲，建立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创新中国式商业文明，需要的不是把“人性恶”转变为“人性善”，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我们需要根据人性的不同表现，用规则加以区分和引导，因为真正的“天堂”不是由善人组成，而是由规则组成。
原载：《销售与市场》战略版2008，8 作者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