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震中：失踪四天的CEO
一个震后余生的董事长面对20位员工遭遇不幸的残酷现实，将是怎样一种心灵的磨难
文 | 本刊记者 杜亮
“谁能想到发生在四川的大地震会冲击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建德呢？”这是5月20日中午，浙江建德市副市长吴铁民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前一天傍晚，吴市长刚刚陪同在这次地震中曾四天音讯全无的新安化工集团董事长王伟回乡。还有20名新安化工集团员工，则永远地留在了汶川。
事实上，汶川大地震对建德造成的影响，不啻于又一场“地震”。在建德市，新安化工集团是绝对的第一利税大户。
5月12日，地震突袭之时，王伟等人带领的新安化工集团赴川认养大熊猫的车队正行驶在震中地区。45人的认养团队中，包括王伟和党委副书记蔡连岗在内的新安化工集团员工有27人。
是日上午10时，王伟一行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参加大熊猫的认养仪式，整个活动持续到下午近1时才结束。据当事人回忆，整个车队并未同时出发，王伟等6人分乘的两辆小车，最后一批离开卧龙，准备前往控股子公司、位于汶川水磨镇的阿坝州禧龙工业硅有限公司视察工作。时间为14时10分。此前，载有8名随团记者和工作人员的一辆中巴车和25位新安化工集团员工的一辆大巴车已先后离开。
5月12日，8名随团记者乘坐的中巴车遭到崩落的山石的撞击后倾覆，所幸没有坠入悬崖另一侧的江中。3个多小时后，路过的村民将车中的8人救出。
14日凌晨，一位脱险的灾民徒步走到都江堰，将8人安全的消息带给了他们的家人。此时，外界仍无王伟等人的消息。
5月15日，新安股份（600596·SH）发布公告称：董事长王伟、党委副书记蔡连岗及部分子公司代表、劳动模范代表共27名员工在5·12汶川震灾中下落不明。
当日，新安股份股价重挫近7%，收于65.99元。在化工界，58岁的王伟威望甚高，他领导的新安化工以“九年八次应诉反倾销”而为业界称道。
5月12日当晚，坐镇建德的新安化工集团总经理季诚建即宣布成立救灾领导小组。第二天，就派出了两个副总经理带队的搜救小组前往四川。建德市市长洪庆华、副市长吴铁民也先后亲自前往灾区指挥搜救工作。
地震四天后。5月16日下午17时50分，在救援部队和汶川县政府的帮助下，安然无恙的王伟等人向外界报了平安。
“王伟获救，是新安化工的大幸。但谁也兴奋不起来。”吴铁民说，“毕竟有20名员工遇难。他们中很多是新安化工历史的见证人。”地震当日，那辆载有25位新安化工员工的大巴车被滚滚而下的巨石冲入岷江。当时，有8人被甩出车外，其中5人获救，3人被巨石击中而亡。其余17人随大巴车被泥石流掩埋。吴铁民曾在武警部队的护送下去遇难现场察看，只能望石兴叹。
“劫后余生，决不能忘了那里的人民！”新安化工集团董事长王伟对有关媒体表示。5月22日，新安股份召开临时董事会，决定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3050万元。此前，公司组织了员工捐款，其中王伟个人向灾区捐款10万元。
对于平安归来的王伟来说，心灵的磨难也许刚刚开始。
梁冶中：“我只是想让自己大五岁”
谁来担当抗震救灾总指挥？梁稳根把目光投向了自己24岁的儿子梁冶中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5月12日下午，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正在上海开会，对突然发生的灾难他没有任何感应。后从驻川机构获悉此事，梁没顾得上去想地震会给自己企业造成多大损失，立刻打电话给总裁唐修国：冰灾后制定的应急预案马上启动。
5月13日早餐会上，三一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梁稳根自任组长，所有可能与救灾发生联系的部门高管都参加，但不久前冰灾给梁稳根的教训是全体动员其实很简单，整个集团的情绪都能够迅速点燃，只是最初往往陷入慌乱，必须要有一个总指挥协调方能提高效率。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梁冶中。
24岁的梁冶中自英国留学归来后，已在三一多个部门“实习”，还开始列席公司董事会。2008年3月他刚从财务部资金结算中心副主任职务转为三一共青团第一届委员会书记。三一1.9万余员工中有团员5600名，据说是全国团员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
当日下午，三一营销公司紧急联系重庆客户，获得谅解后将客户已付定金购买的设备腾出来直接投入救灾。14日上午，三一捐献的价值1500万元的起重机等重型设备全部开赴灾区。梁冶中热血沸腾，准备第一时间到现场，不过总指挥的职责将他暂时“按”在了长沙。“父母当然担心，如果我坚持要去他们也同意。”梁冶中说，“我母亲说‘你去我也去，我是医生，到那儿还能救人。’”
请求去灾区的青年职工每天追着梁冶中跑，“多数是独生子女，所以很重视身边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很重视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喜欢发感慨，习惯用行动表达同情心”。他小小的办公室内挂起一张硕大的四川地图，自己动手描出上面所有灾区的点。前方信息不断反馈过来，哪一条路通了，哪里不安全，是否可能初现疫情。三一救援队有300人，2/3都是“80后”。三一行政总监李标志28岁,举行完婚礼的第二天就去了灾区,负责一线指挥,每隔几小时就与梁冶中沟通,电话中的声音越来越嘶哑,情绪越来越激动。
三一救援队开着起重机、挖掘机分赴绵阳周边的九岭镇、平武县、安县三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三处均是交通堵塞的重灾区，余震不断，道路破损。刚抵达安县时，总裁助理朱丹愣在现场。“通往各个镇的道路上堵着大块的石头，普通工具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转移开，外部救援人员无法从陆地进入，伤员、物资运送都极度困难。”朱丹告诉梁冶中，“已经遇到6次泥石流了。”
5月16日，三一救援队从安县转战北川。由三一机械操作手驾驶的起重机是最早进入北川的大型工程机械。道路打开后，救护车络绎不绝地进北川，不断有幸存者被救出。
这时正是三一每年的产销旺季，任务繁重，人员极度紧张，梁冶中需要和各个部门协调，精确计算如何在不严重影响生产的条件下投入资源。而最大的挑战是克制自己的情绪，说服救援队员从最危险的地方撤下来，“总不能救一个再搭一个吧。”
5月20日，部署妥当后，梁冶中抽身奔赴四川，梁冶中说他并非去寻觅震撼。“我只是想让自己大五岁。”
互联网“三人帮”：“哪怕只救出一个人”
三天时间，30多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没能亲手救出一名生还者。面对“作秀”的指责，37岁的周鸿很愤怒
文 | 本刊记者 林涛
5月16日，整整一天就要过去，还是没有任何发现，所有成员都有些泄气地坐在一座医院的废墟上。在距离汶川40公里的绵竹汉旺镇上，这支特殊的地震救援队伍有大约30多人，他们身着迷彩服，脚上穿着厚厚的军靴，他们不是军人，大都来自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其中包括35岁的王雷雷、38岁的周鸿和27岁的戴志康。
压抑的气氛在救援队伍中蔓延。周鸿开始“努力跟大家搭讪，说一些话让大家活跃一下，大家好像都有点吓傻的感觉”。
这时，一位老汉找到王雷雷，告诉他自己的老伴被压在自家房子里。
“哗！”听到这个信息的所有人都起立即围拢过来。从瓦砾堆中救出幸存者，哪怕只有一名，是这群志愿者此行的最大目标。
老汉带他们来到500米外一个两层小楼的废墟前告诉他们：“好像被压到里面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座小楼已经完全坍塌，没有重型机械根本无法开展救援，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一位重庆志愿者开着一辆上面歪歪斜斜用毛笔写着“重庆志愿者”的吊车经过。用吊车将大块的预制板吊走后，众人开始挖掘。
老汉说的第一个房间里没有人。
最终，他们在一楼的门口发现了老太太的遗体，仍保持着生前夺门而出的奔跑姿势。到夜里11时，他们将老太太的遗体完好地交给老汉。
回到成都驻地已经是凌晨3时。
第二天，周鸿等人准备前往最为危险的汶川运送物资，物资装了满满一车，突然前方传出信息：“路又断了，什么时候修好还不知道。”而部队源源不断地进驻，北川等地的救援现场和道路也逐渐被封锁，志愿者们只能退回成都搬运物资。
“去不了危险的一线，带一帮人到成都去给人搬东西，心里真是堵得慌。”将带来的所有物资捐献到都江堰后，一队人员继续留在成都充当自愿者，周鸿等人则回到北京。
到灾区去
TOM易趣CEO王雷雷出身军人世家，做事雷厉风行，他在地震第二天就带着公司几名退伍士兵到灾区开始救援行动。在电话中，王告诉奇虎董事长周鸿前方的搜救正在展开，人手紧缺，需要更多人前往支援，周鸿立即附和。32年前，周鸿在唐山大地震半年之后曾经到过唐山，6岁的他对当时的惨状记忆深刻。他马上想到了公司里的数名退伍特种兵，“书生可能干活能力有限，不能去那儿光做个样子吧”。于是他决定带一些退役的士兵过去。
5月14日晚，周鸿给戴志康打了一个电话，周不仅是奇虎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戴志康所创立的康盛创想的投资人，两人私交甚好。“你去不去？”他问戴志康。
“去。”受周鸿的鼓动，正处在震后迷茫中的戴志康热血上涌。他告诉家人自己要去外地开会，开始准备行李。周鸿也同样没有告诉家人。
5月15日中午12时，电脑屏幕上突然开始出现从北京到成都的飞机票，他们立刻订了下午4时的航班。下午，周鸿、戴志康一行14人带着一大批账篷、药品、水、衣服以及救援装备出现在首都机场。得知这支队伍前去救灾，机场工作人员没有收取他们的行李超重费。晚上7时，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不过这支志愿队伍当时并不知道北川等地的受灾更为严重，所以震中汶川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但是灾区的消息在不断变化，前往汶川的道路并未如期打通，不少地方被限制进入。最后他们听说，只有前往绵竹汉旺镇的道路尚未限行。
先去汉旺镇与王雷雷的队伍汇合，时间定在16日早上7点。明确了第二天的行进目标，一路上，每个人都在幻想着能亲手解救出一位幸存者。“我的特种部队士兵多，可能我们干得更利落一些。”周鸿也这么想。
事实上，刚刚进入灾区，所以人都已经感到了疲惫，“坐在面包车里面走山路非常颠，又热，我们又都是全副武装，戴一个大口罩，身上穿很厚的迷彩，里面要穿一个背心，然后戴一个大头盔，路上经常磕到车顶。”
此时的王雷雷已经在灾区忙碌了三天，可惜没有救出一位幸存者。两支队伍汇合后，德阳救灾指挥部将他们安排在东方汽轮机厂附属中学，这里有几百名学生被埋。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刻，他们看到有人“抬了一具遗体出来”。而这所重点中学新修的体育场上，摆满了一地黄色塑料袋，全是遇难者的遗体。
四处都是可能掩埋着幸存者的废墟，然而却无从下手，那些水泥块看起来很碎，事实上却又都由钢筋等连接在一起，没有大型设备事先作业，周鸿等人带来的铁锹、铁镐根本无法派上用场。而现场的大型机械有限，在有生还者可能的地点，各种救援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队，最前面的是国家地质救援队，然后是消防、海军陆战队、武警，每半小时一次轮换。
“跟我们一样都等着，确实是有力使不上。”周鸿回忆。
急着想挖出幸存者的他们换到另一个救援地址，一家医院，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工作。戴志康选择了一把铁镐，周鸿的工具则是一把铁锹，一群人轮流上阵，劳累了几个小时之后，消防人员最终确认废墟里已经没有生还者，开始用推土机挖掘……
然后，他们等到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四川老汉。
身心疲惫
“救一个人真的很难！”戴志康叹息道。
5月21日下午4时，一天没有吃饭的他在接受采访中觉得饿了，于是转移到食堂继续，他一口气吃下了五个包子、一块夹心派，还有一海碗稠稠的西红柿鸡蛋汤。
“这两天回来之后，就是不想做事。我回来以后第一天就没上班，不是不想上班，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干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从四川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戴志康的嘴唇上仍然有一圈明显因缺水而出现的白色裂皮。
“据说到救灾现场的人需要心理干预的百分比要比经历灾难的人心理干预比还要高一些。”戴志康分析。
与戴志康一同回到北京的周鸿同样无心工作，在汉旺镇挖掘废墟时周鸿还经常和其他人开玩笑，回到成都时所有人在一块吃火锅时也没有觉得异常。但是回到北京，他说自己感觉“心里好像特空。有大量的自责和内疚，会觉得我就这样回来了吗？然后又想如果那天我不去那儿呢？我要去北川我就能救出人来呢，不断地产生这种想法。”
在自己的博客里，戴志康写下了自己的思考：“我们的GDP，真的只能算是建立在包括我们自己，尤其包括那些农民和穷人们在内的这些‘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我们还真的很穷，我真心地想邀请那些自以为神通广大、腰缠万贯、惹人艳羡的生意人，一同去自我怀疑一下：我们有那份对宇宙生命奥秘的敬畏感和从属于某种比自我更大整体的感觉吗？”
周鸿在商界以脾气火爆和不按规则出牌而闻名，他的言行总是惹人关注，面对“作秀”的指责，他“觉得很愤怒，我犯得着到那儿去作秀吗？至少我还在那儿一镐一镐地挖，一锹一锹地去弄。”
周鸿仍然不能消除自己没能救到幸存者的挫败感。“有时会有很多假设，想自己能够再去救人，会买一些生命探测仪、千斤顶，应该买一些大型机器直接自己开过去。也曾经想过这样的角色。”
王石的尴尬
在沸腾、火热的语境中，高调展示理性，很容易被贴上冷漠的标签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王石蹲在椅子上，喝着罐八宝粥，他刚勘查完水库回来，旁边坐着位女网友，专心记录他喝粥间隙说的每一句话，她自称是王石的粉丝，为老王最近痛挨板砖而不平。
这里是四川省绵竹市遵道镇，街上两侧的楼房已无法判断本来有几层，两三页课本在风中翻滚，本来应该长满金花梨树的田野，放眼全是蓝色的帐篷。
风暴源自捐款事件。地震当天，万科捐赠了200万元人民币，在舆论中,这200万元被频频拿来与万科2007年48亿元的净利润相比对。
“这是万科一贯的做法。第一，我们不会去采用立台募捐的方式；第二我们也不会自己决定拿多少钱，要由股东大会决定。”王石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他还条分缕析地做了计算：万科股东大会批准每年可为慈善捐助1000万元。今年特殊，年初的雪灾就捐了300万，再加上其它公益项目，今年只剩下200万元的额度了。
5月15日，王石写下了一篇为他和万科引来无限口水的博客，他这样申辩“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即使（董事会）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已不愿回忆写这篇博客时的心情，只是承认说了一些“赌气的话”。5月15日晚，他已来到四川，在北川和都江堰，他看到军队向里开，灾民向外冲，缓慢的运输，残破的楼宇，“不到现场，那种生命的顽强和无奈你根本没法感受到。”王石说，此刻万科的救援队也开始一个镇一个镇地送物资。
第一次赴川，王石目的是研究震区中的住宅，分析其受损情况。他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渐渐找到答案，即万科对灾区最有价值的努力方向在哪里？
王石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卫、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等在抗震应急指挥部沟通。他希望选择一个点来参与重建，先建过渡房，再建正常的住宅。万科选中了遵道。王石在都江堰等地发现政府力量非常强大,相对而言，企业可以做的事情不多，而遵道灾情严重，80％的房屋倒塌，四位镇长中有三位遇难，政府力量薄弱。
来遵道之前，万科谨慎征求了新镇政府的意见。“按照我做四年NGO项目的经验，一定要先和政府接触，不要觉得政府一介入肯定没效率，把双方摆到对立面。”王石说，“很多企业有钱、有人，但是参与不进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赈灾中如何与政府对接。”最简单的例子是，抢救伤员时不分什么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谁的房子都能拆，但到了重建阶段，哪怕是搭避震房的用地也要政府出面协调，更不用说拆除旧楼了。
5月18日，万科第一批工程机械推开挡在路上的残砖断瓦，驶进遵道，早在附近驻扎数日的草根志愿者一起鼓掌。“我们热情很高，但没有装备,不能提供效率最高的援助”,来自唐山的志愿者武永辉指着一个临时仓库说，“这里面方便面吃两年都够了，我当时问镇长最缺什么？他说是临时住的地方，21号就会下大雨。”
5月20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在遵道镇为重灾区临时重建、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包括微利项目)的开发。万科为该项工作的净支出为1亿元人民币。
此公告并没有把万科带出网络舆论的漩涡，“显然是危机公关，以此来挽救公司及王石个人形象，说明不是出自最原始的本意，是被动的”。有网友在天涯上发帖说，类似评价人气颇高。
关于王石“公开道歉”的消息通过那位女网友迅速传播，“一是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但据记者现场记录，王石多个前提下的歉意，不如说是为写下那篇讨论捐款博客的悔意。
万科参与救灾的过程，延续着王石一贯冷静的思维，他相信条理和秩序，认为这是商业力量能在灾难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基础。这次他只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在沸腾、火热的语境中，高调展示理性，很容易被贴上冷漠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