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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另一种价值
那些在灾后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的商业力量，它们不但在维护生命的尊严，亦在维护商业的尊严
文 | 本刊记者 李岷
一个震动中国的时刻，一个“定格性”的黑暗时刻。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这是发育了30年的中国商业社会第一次面对数万同胞瞬间罹难的大事件。如何应对、怎么救援、什么态度、能否组织与动员相关力量，是顷刻之间放在政府、军队、公司、NGO、媒体等等组织面前的严峻挑战；官员、企业家、雇员，包括所有中国公民，面对这个“定格性”时刻交出的答卷，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他们不可抹消的自我定义。
汶川、北川，那几个几乎从未在中国商业版图上被人注意过的地名，因了那一瞬间，却即刻成为中国商界关注、甚至运转的中心。
我们必须向那些在震后第一时间即挺身而出、以各种形式手段投入到抗震救灾中的商业力量表示敬意——它们不仅在奋力抢救生命、维护生命的尊严，亦在维护商业的尊严。
回看32年前唐山劫后，在废墟里、在交通线间忙碌奋战的主要力量是人民解放军——政府在当时能惟一紧急动员起来的队伍，而其后的救灾与重建资金，只有财政买单、人民银行支援。32年来，中国社会历经数次大天灾，救灾主体开始多元化，商业的力量、公司的责任逐步清晰而深刻地显现（参见Ｐ31-34页所附图表）。我们不禁感叹，中国商业，确已到了而立之年!
然而，在灾情最危急、人命关天的关头，“中国商业成熟与否”这样的话题无能、无力、冷漠、苍白、几无意义。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向高举企业社会责任大旗并且确实身体力行的王石与万科，由于出言不慎，在这次赈灾中遭到网民的严厉批评。固然，商业有它的逻辑、企业有它的逻辑、企业家有他的逻辑，但社会、公众亦有其强大逻辑。每一个有远见、有智慧的商业领袖，都应该既是商业繁荣的创造者，也应该是让商业逻辑与公众逻辑有效对接的积极推动者，特别在当下许多共识尚未达成、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大灾当前，无数人重读关于过去灾难的记录与回忆，而笔者重新翻看的是德鲁克60年前的经典著作《公司的概念》。本来，这是一本德鲁克向美国最大工业公司通用汽车致意的书，却遭到通用最高领导人斯隆的排斥，因为斯隆认为该书提出大公司应受公共利益的影响，是对通用的公然不敬，他本人反对任何可能给公司带来超出经济职能的权利、权力和责任的事务。该书出版40年后，德鲁克在1983年版跋里写道：“今天我们知道通用汽车公司的态度是不合适的，无论它是多么合乎逻辑。”他在美国大公司崛起的20世纪40年代即认为，除了大公司的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美国商业社会的特征还将由第三点因素决定，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
在汶川大地震这次严重的公共事件之前，中国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呼应，乃至感召了中国人的社会信仰和希望？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个国家前进过程中一个沉重的顿点。和此前所有的灾难一样，它将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继而被超越。在废墟之上，在救灾重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正向更加透明、多元的方向位移；我们看到，这次大难有可能成为NGO在中国勃兴的全新出发点；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此刻放慢脚步，去除诸多虚妄之念，回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可贵……如此种种，无不托举着一个健康、有活力的商业社会的成长。
或许，人类总是勇于前行，同时善于遗忘。不过那令天地崩裂的一刹那，多多少少加速了中国商业和中国社会向人本价值的回归。明天终将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