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粮食,或许就像廉价的石油一样,恐怕都已是过去时
[文]保罗·克鲁格曼
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是长期的累积效应、倒霉的运气以及不合理的政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国人开始更多地转向肉类食品。在新崛起的经济体中,越来越多富足的人,可以负担得起西方人以肉食为主的生活方式。而要生产出提供100卡路里热量的牛肉,却要消耗大约相当于700卡路里的动物饲料。因此,人们食物结构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对粮食作物的总体需求。
其次是石油价格的因素。现代化农业生产是高度能源密集型的:无论是肥料的生产,还是机械化耕作,农产品的运输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由于石油价格持续坚挺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能源成本已经成为农产品生产成本攀升的主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也与高油价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地, 这些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正与我们展开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包括石油和耕地,这就推动了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第三个客观的原因是主要的粮食产区接连遭受恶劣气候的影响。特别是澳大利亚,这个全球第二大小麦出口国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干旱。
这些是导致粮食危机的客观因素,但要说这些因素不应当归咎于任何人也不全正确。虽然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油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但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确使得伊拉克的石油供给量大减。
此外,恶劣的气候,特别是澳大利亚出现的旱灾,则可能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因此,那些对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行动设置障碍的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对当前的粮食短缺也负有责任。
乙醇及其他生物燃料的“大跃进”,是不合理政策产生恶果的一个明证。对生物能源生产给予补贴的政策,说是为了降低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帮助改善全球气候变暖。但是,这一承诺,正如《时代》周刊所挑明的,不过是个“骗局”。
这样的论断对玉米乙醇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即便是按照最乐观的估算,生产一加仑的玉米乙醇几乎要消耗掉等量的能源。那些看似很美的生物燃料政策,比如巴西从甘蔗中提取乙醇的做法,却也因为对森林物种的过度砍伐而实际上加速了气候变化的步伐。
同时,生长生物燃料作物的土地不能再用于粮食生长了,因此,对于生物能源的补贴正成为造成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可以这么说:美国的政客们能够从农业大州赢得选票是以非洲人民挨饿为代价的。
最后还有一点,粮食危机一下子变得如此严峻,是因为粮食市场的操控者变得太自以为是了。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和粮食交易商都会保有大量的库存,以防止因为粮食欠收造成突然的短缺。可是,多年来,由于人们以为农作物欠收的国家总是可以通过进口满足需求,以备不时之需的粮食库存被一减再减。
这就使世界粮食安全的均衡变得异常脆弱。如果许多国家同时遭受粮食危机,就会出现与当前复杂的金融债券市场高度相似的情形。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原本是为了分散风险,结果却使全球金融市场在遭遇系统性震荡时不堪一击。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当务之急是向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应当发出紧急呼吁以募集更多的买粮资金。同时,我们还应当抵制过热的生物能源热潮,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严重的错误。
至于这些举措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奏效,却也是未可知。便宜的粮食,或许就像廉价的石油一样,恐怕都已是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