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在写小说的同时在写商业报告，内心或冲突或平静，体验着生活的可能性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雷晓宇
现在，让我们换个口吻在商业杂志上来谈论一下作家。近20年来，这一群体遭遇到的轻蔑至少与它曾经享受过的荣耀一样多。
也许是下面的事实导致了这一变化：在与市场经济结盟的过程中，除了农民企业家，艺术家们（包括作家）是最先心领神会的一群。对作家们的轻蔑来自于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和不屑（哈耶克等人出过一本小册子《知识分子反对市场》）。当市场经济融入日常生活，对作家们的攻击也停止了（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张贤亮等作家下海吗？）。2000年后，更多的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孩子（如你所知，韩寒、郭敬明等）把成为畅销书作家当作自己的理想，为比他们更幼稚的读者提供读物，对此，已经没有人有力气说三道四了。
作家们未曾在80年代释放完的想象力促使他们迅速找到了诸多立身的行当。一大批小说家、诗人成了书商，而且成绩斐然，如曾出版《黑镜头》系列的四川诗人万夏。有的作家成为了职业编剧，比如刘恒和杨争光，或者，还可以加上刘震云。还有一类，就是我们下面要讲到的，他们仍然在写作，但身份是公司高管，并且后者带给他们的货币往往远多于前者。
第一个应该想到的是海岩。他管理的酒店和他出版的小说及相关影视作品都大名鼎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要写到的几位作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一点可以肯定，海岩对写作的理解与以下三位不同。海岩可能从未想到过要用自己的写作“为汉语做出贡献”，而这一目标在蔡恒平、冯唐等人的写作生涯里无时或忘。尽管如此，他们很容易取得了与商业的和解，商业对他们并不构成压力。甚至，他们称得上热爱商业。比起那个在布拉格的保险公司里虚构世界的名叫卡夫卡的人，他们显得正常、健康得多。
蔡恒平：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亲近的朋友们都管他叫“蔡”，他在那些自传色彩浓郁的短篇小说里也如此自称。现在，他的身份是北京鼎视数字电视传媒公司总经理。
作为公认的北大80年代“最耀眼的才子”之一，蔡最耀眼的小说和诗歌基本都完成于北大。读书时，他的同学、诗人、现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的臧棣问他为什么不想着发表发表，蔡说，《启明星》（北大中文系自印刊物）就很好了。蔡的懒散（他自称对生活没有远大的志向，一些亲近者则称之“浪子情怀”）让他的光芒随着1991年硕士毕业而消散。直到2002年，《古金兵器谱》出版，作者王怜花让为数仍然不多的读者感到晃眼，只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盗用古龙小说人物名字的家伙就是蔡恒平。
“我算不上作家吧。”蔡与记者商量。好吧，我们叫他“写作者”吧，这是一个更显谦卑与自负（如果自称的话）的称呼。“我有一定的文学才华。”蔡说。“我的诗歌比小说好一点。”蔡说。“我现在不会写诗了。”蔡说。他的平和让人感到亲近。他无话不谈。他对数字电视市场门儿清。他没有把光芒带到现实中来。他因此看上去深不可测。
1991年，留着长发的蔡来到福建电视台，制作纪录片，因为这与文学还沾点儿边儿。想不到的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对他影响很大，他在报纸上看到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挺激动。“我想，中国终于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而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
1996年前后，蔡“突然就有了功利之心”。“从大方面来讲，觉得媒体掌握到我们这帮人手里，肯定能影响一批民众，从自己方面讲，也想当官、被提拔。”1997年，电视台新闻改革，每晚有一个半小时的综合新闻节目，蔡是制片人。1998年底，福建电视台创立新闻直播频道，蔡成为三个创始人之一。蔡说，这是除台湾外，中国大陆第一个用汉语播出的新闻直播频道。蔡找来很多北大毕业的学国政、法律的师兄弟。蔡与同事们付出心血，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分配机制让他们不满。这时候，蔡已经放弃了当官的打算。他想自己得去做企业，得挣钱。
商业上，对蔡影响最大的人是日本八佰伴公司的老板。据蔡说，八佰伴破产后，七十多岁的和田一夫在家门口租了一个小房间，开始做互联网生意。蔡由此体会到，一个人要是学会了做企业，一辈子都无所惧，因为倒了能够重来。而当官则不行，付出的精力很多，倒了就倒了。会做生意，任何时候腰杆都是挺直的。蔡对商业的感觉是，“突然之间你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不再依赖体制什么的”——是为蔡氏人生经验之一。
2000年，蔡有了经营商业的机会。福建广电准备投资数字电视项目，主管者找到蔡。他成为福建广电有线电视网络节目公司董事总经理。2002年，福建有线数字电视开通。蔡说，这是中国第一个商业运营的数字电视项目。一年后，用户发展到8000多户，广电总局推出送机顶盒措施，这让采用机顶盒售卖形式的蔡的公司停滞不前。2004年初，蔡应邀北上经营鼎视传媒，回到了让他的普通话大为改观的北京。
“我天性喜欢商业，工商管理是无师自通的。”蔡说。在他看来，最难的是艺术，其次是做学问，需要的才华少一点儿，第三才是诸如商业等专业技能。他认识了王石之后，经常泡在万科论坛，发现自己有管理企业的才能。蔡曾经认为文学、艺术的价值高于别的价值，但现在觉得它只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尽管他读书的80年代给了他最初的荣耀，他仍然认为，那个年代总体上是不正常的。“一个正常的社会，追逐财富是它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社会是庸俗的，但是没办法。”
2006年，蔡创办了“汉语江湖”网站，服务器由做互联网公司的朋友免费提供，版主都是热爱汉语的志愿者。他希望在这里收录对汉语有所贡献的文学、新闻、政治、法律写作文本。这个网站日益冷清。他有个庞大的计划，出100种《汉语江湖》系列丛书。2007年，这一计划开始实施，第一本就是改名为《江湖外史》的《古金兵器谱》，第二本是他的朋友写作的《门阀旧事：谢安在他的时代》。
写作带给蔡的收入如下：《古金兵器谱》，两万多元，后出版公司倒闭，蔡得书500本，目前尚有不少。《江湖外史》，一万多元。
蔡讨厌任何工作。他说，如果衣食无忧，他会整天呆在家里，“读书有乐趣，偶尔写点儿东西也有乐趣。”现在，他不得不每天早上应闹钟铃声而起，直到周末来临。在不用工作的日子到来之前，蔡宁愿做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不是一个创业者或者股东。“职业经理人下了班就可以不再想公司的事，但是股东或创业者不行。”蔡的又一个人生经验是，要把职业和爱好分开，他扮演的职业经理人角色满足了他的要求。
在《武林外史：走过大地，不留痕迹，那无名的老僧》中，蔡写到他的一位同学。“我的同学韩卫东，学汉语专业，熟背中原音韵，精《五灯会元》，英语也好，当年他多次和我说到，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是做收发室的看门人，与世无争，自在生活。韩并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人，相反，他吃喝玩乐样样精通，桥牌打得好，足球踢得好，生机勃勃。他之所以能那样想，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内心是平静的。也许有大学问在身，但不是一定要当教授和院士。当然，他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历尽劫波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职业经理人生涯，加入乏味的中产阶级的队伍。即便如此，我想他依然能寻求到内心的平静，因为以他的智慧，外在的一切已无损心灵的修炼。”代“韩”以“蔡”或无不妥。蔡承认《江湖外史》是仓促之作，才情远逊早年的《谁会感到不安》、《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但他对“生活可能性”的兴趣贯穿始终。
蔡的下一本书就叫《生活的可能性》。他准备了十多年——这应该是懒散的别种表达。在蔡的设想中，他将选择《道林·格雷的画像》、《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小说中的主人公承担他分派的任务，对了，还有《肉蒲团》中的未央生。“为什么高更40多岁了突然有一天抛妻别子去小岛上画画了？这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我迷恋这个东西。”
透露这个写作计划有点儿不负责任。不过，蔡迷恋的东西别人未必迷恋。关键是，“最耀眼的才子”实在不多。
冯唐：
咨询和写作都有快感
冯唐，男，1971年生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妇科肿瘤专业，美国Emory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居香港，就职于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从事旧时被称为军师、幕僚或师爷的工作。已出版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
这份冯唐提供给我的自撰简历在他的书和网站上都能看到。它可能体现出撰写者的自负。冯唐否认别人提起他的经历会给他带来虚荣。“我只是做我喜欢的事儿而已。”他说。
对冯唐的采访基本在MSN和电子邮件中完成。他在电话中说，晚上到北京，第二天飞澳门，接着回香港，时间紧迫。“我每周80小时全职工作。再加上写作，再加上爱好。你自己去算。”
但是他感到愉快。“商业给我源头活水，不给我足够的时间写出我想写的所有东西。我对商业没有包袱，它是我擅长做的极少数事情之一。”
2000年，在美国学习两年后，冯唐进入麦肯锡。现在，他是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其中2004年到2005年在招商局国际做内控和审计总经理）。7年中，他写了“北京三部曲”。他的同事们知道自己身边埋藏着个作家时间不长，最常问的问题是：“你怎么找到时间来写的？”（至于他们是否接受他的作品，“和我没关系”。）
冯唐每年有4周假期，用来写小说。平时，周末，用来读书和写短文。他强调不看电视。这是一个勤奋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从小背英语词典，读古籍，记日记。在《我知道的巴金》一文中，冯唐写道：“我想，我再使劲儿活，也活不过百岁，我还有六本长篇小说要写，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想，我就剩这么一点理想了，我要用文字打败时间。”并且，他志向远大。“对汉语做出贡献。现在，没人的汉语比我好。继承伟大汉语传统并创新，我没看到别人比我更适合干。”他在MSN上说。“不吹牛地说。”他补充道。
作家生活让他付出心血。“积攒下来的21本日记、450封书信，现在都可以烧了。该灰飞烟灭的，不复记起。该成鬼成魂儿的，不请自到，梦里过木桥。至少没了诱惑。到了70岁，没了一箱子日记和手写书信，可以在阴天打开检验，重新阅读，也就不会问了再问：这他妈的都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北京北京》序）
尽管冯唐不承认自己的写作受到影响（“写作，归根到底，是个人的，其他人影响不了”），但无疑会有人从他的小说中看到王朔和王小波的影子。关于这两位作家，冯唐都写过文章评价。“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有趣味。…… 第二，说真话。……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第一，文字寒碜。……第二，结构臃肿。……第三，流于趣味。……”（《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他愿意说出来的喜欢的作家是司马迁。
身在商业咨询公司，但他对自己小说的商业前景并不在乎，至少他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后记中是这么说的。“出版家熊灿先生和我反复强调情节和故事对于一个畅销长篇小说的重要，我反复强调，我不是在写一个中学生早恋故事，我要唠叨，我要写作的快感，畅销与否，对于我是次要的。为了对文字负责和自己的快感，在故事情节与还原状态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后者。”只是不知道，此处所说的“唠叨”和“快感”与王小波的“流于趣味”有否差别。
比起2000年出版《万物生长》时，冯唐的名声如今应该大了许多。而且，《北京北京》的收入也比《万物生长》“高出百倍”。冯唐有自己的经纪人，负责中文和法文之外的版权事宜，以上两个语种的版权则由他自己安排。对于版税，他拒绝透露。他的写作收入与他在公司的薪酬“没有可比性”，想来是后者远大于前者。他在前引后记中写过：“回想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这绝对是个‘熵’减少的过程。老老实实做咨询报告，一张A4纸，按幻灯格式横过来写，可以收两万。”不过，他自称要求不高，只写小说可以维持想要的物质生活。“其实早就可以退休了。”他说。
他不能讲述自己的咨询案例，“所有项目均属保密”。他不能在公司拍照，因为“办公室保密原则”。最后，他后悔接受一家“商业媒体”的采访。
在这之前，他说：“明年开始，集中精力写我第二个三部曲‘怪力乱神’，关于淫乱，关于权力，关于宗教，关于灵异。”
难以想象一个作家飞来飞去给企业提供商业咨询吗？它并不比一个医学博士去读工商管理更让人难以想象。
他说，将来有可能成为职业作家。
黄彦达：像阿西莫夫一样在写作的时候挂掉
看起来，他是又一个忠实型的年轻人，一个温和、看上去安静的人，举止略显得拘谨和歉疚。
“他是MAX。”朋友说，“他很好，我们都爱他。可惜他已不是单身啦。”
噢，MAX。名片的另一面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黄绍麟，另外一个则被框在一对法令纹似的括号里，显出纳闷的表情——黄彦达。工作的时候他是黄绍麟，一名IT公司高级职员，曾任新浪网台湾网站总监、台湾大哥大营销副理、3G威宝电信营销经理，目前担任上海51.com董事长助理及新闻发言人。在写字的时候他是黄彦达，一名自由撰稿人，以“IT资深人士”的身份给媒体写稿子。后来我看他的博客，签名是这么一句话：“我要不断地写，直到我写不动为止。”
让人能记住的还有这么些话——
“观察周遭工作超过10年的人，当年可能也是热血澎湃的年轻人，然而10年后却变成画家几米笔下想着要在天上翱翔，实际上却被关在办公室里的‘职业上班者’，主要工作就是‘上班’，而且每天想着下班。”
“‘你有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不贡献给公司，却要在媒体上发表！’下班前一个小时，上司大吼……我对虚名的体悟：‘任何大师都是有上司的’以及‘别以为抢到了媒体的麦克风’。”
MAX心目中的事业是写科幻小说。“我希望能像阿西莫夫那样，有一天在写作的时候挂掉，鼻子插在电脑键盘里，而身后的作品多得可以把自个儿埋起来。”
他看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是《科学怪人》。后来上大学，为了让父母放心，他和很多孩子一样选择了稳妥的机械专业。
这个时候他重看了小时候最喜欢的《三国演义》，看到的不再是青龙偃月刀独走华容道，而是发现“原来江湖无处不在”。他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哈尼一样，把《战争与和平》当成了不起的武侠小说来看。
青春期的时候，他喜欢的作家是张大春。“我看他写一个男人因为饥饿吃掉了面前所有的食物，然后吃掉了桌子，吃掉了椅子。一开始你知道这一定不是真的，但是看完之后你会一直想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男人存在？”因为张大春的影响，他开始看南美魔幻小说。
有的时候，MAX感到就像塞林格那样一生拥有一部《麦田守望者》那样的小说就足够了，大慰平生。有的时候他又觉得，像阿西莫夫那样被自个儿写的书砸死也是太快活的一件事了吧。
他今年36岁了，这位“卑微的企业员工/行业的大师级人物”，开始酝酿人生的处女小说。然而危机感也如期而至。“写作十年让我变老。”他说，“我觉得自个儿骨子里还是个孩子，人家已叫我前辈了。我到底是谁？”
他不怕跟我一个陌生人说他的恐惧，因为他越来越感到一个人要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就必须要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他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年轻时候的梦想还没实现却发现老之将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要来到“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上，青春期没过好，中年又快来了，对世界的兴趣在减少，但是似乎喜欢干的还没上路。
但显然，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自“改革文学”以降，很少有作家有兴趣把公司、商业、企业家作为题材。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曾在保险公司工作过，他在打开公文包时说：“这一边是诗歌，这一边是保险，不要将两者掺和起来。”
1950年代，《穿灰法兰绒西装的男人》描述了当时美国经理人默默无闻（在他们成为商业偶像之前）的状况。前些年，台湾作家王文华（正职是迪斯尼台湾分公司经理）曾写过两三本以办公室为背景的畅销小说，如《蛋白质女孩》。这两年在大陆商界流行的《圈子圈套》、《输赢》、《青瓷》等，走的也是通俗路子，据说实用性大于文学性。
也不能要求作家像茅盾写《子夜》或周而复写《上海的早晨》那样主题先行，除非是不合适宜之人，如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他并不以宣传思想意识形态为耻，“问题是你写得好不好”。陈映真曾在跨国公司谋生，1970年代写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夜行货车》的结尾至今读来如空谷回响：
“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