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超级都市带来什么样的超级变化？
最近，德意志银行发布了一个关于世界超级都市的研究报告。30年前，全世界1000万以上的超级都市还只有墨西哥城、东京和纽约这3个，现在却有了20个。其中一半在亚洲，上海按人口仅排在第7位，北京甚至只排在第17位。
中国大都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最为惊人，数据显示，中国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已有近100个。而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20个城市里，中国占了10个，其中深圳更是世界冠军，人口在1975年至2005年间翻了23倍。苏州是世界季军，第4名、第5名是商丘和南充，厦门是第20名。德意志银行对超级都市所带来的超级变化、超级机会以及超级烦恼，进行了深入分析。
超级都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因为在这些城市里，所有问题和机会都将会放大。仔细观察这些超级都市，你才会对我们身处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变革有全新的感悟。
超级都市为何涌现全球？
我们正迈入一个“大城市时代”，这对于人类是一个诅咒还是恩赐？有哪些挑战以及如何战胜这些挑战？
我们的研究是一系列分析的开端，这些分析试图描绘出答案，给操作者以建议并揭开其对市场参与者的暗示。本文的焦点在于新的巨型城市、大城市，因为在这些城市里，所有问题和机会都将会放大。很明确的是，未来10年里大城市的挑战是巨大的，当然机会也是巨大的。更明确的是，一条适合所有城市的通用方法是不存在的。
超级都市：无限制地增长？
从2007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头一次住在城市里的人比住在农村的人更多。城市化进程在各个大洲都非常明显，并且将在未来10年中继续持续下去。（参见图1）
人们还不曾熟悉的城市规模产生了，如今共有400多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是30年前的两倍还多，在20个人口密集的中心有超过1000万的人口。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产生了这些大城市，一半以上的这些城市群位于亚洲。
国民经济的开启促进了大城市的产生，世界人口的强势增长以及在农业中生产率的提高是大城市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国民经济的开启和科技革命更额外地增强了大城市的发展。
还在200年前，只有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30年前已经约有三分之一。联合国估计，如今是历史上第一次居住在城市的人比农村的人多。从1995年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了6亿。另外一个重要改变似乎是程序化的，联合国专家们的预测被证实了，地球上城市人口到2030年每10天平均增长160万，这相当于汉堡的居民人数。25年内将有几乎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住在城市。
如何区分一个大都市（Metropole）和超级都市（Mega city）呢？一般只有面积非常大的城市才是超级都市，居民人数并不是决定性标志。也就是说超级都市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面积最大的城市。反之，大都市只取决于其居民人数。在文献中对大城市的状况有不同的限定，常用的定义出自联合国，只有拥有1000万以上的居民人数的城市才被称为超级都市。超级都市中只有个别的是国际大都市（Global city），因为后者必须在金融、商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人口却不一定非超过1000万。
大城市的产生仅仅是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小部分，城市化进程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而近50年来它的加速度已经很明显地可以被感受到。在1950年近7.5亿的人居住在城市，约为当时世界人口的30%，如今地球上65亿人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城里。城市人口以每年约2.7%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人口仅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
1975年时全世界有179个百万人口城市，2005年时超过了400个。特别是亚洲和非洲这些城市完全是爆炸式地增长。仅在中国，联合国统计就有将近100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而30年前仅有3处人口密集地区拥有1000万以上的居民（墨西哥、纽约和东京），如今已经有21个这样的大都市——而其中只有4个在工业国家（纽约、洛杉矶、东京和神户/大阪）。
亚洲超级都市的崛起
现在世界上存有的20个超级都市中（参见图2），有一半以上都在亚洲，四个在南美，三个在北美（包括墨西哥），两个在非洲，一个在欧洲（莫斯科）。两个大都市巴黎和伦敦还是没有进入到这个名单，不过可以想象它们离这个名单并不遥远。东京的经济开发区是最大的人口密集区，共有3500万人口在此居住。另外四个城市分别住有2000万人口（墨西哥城、纽约、圣保罗、孟买）。
现有的超级都市的分布已经很引人注意了，它表明了过去哪些城市拥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当人们把目光着眼于过去30年，亚洲进程的活跃性更加明显。过去30年里，所有20个人口增加最多的城市不在亚洲就在非洲。中国有10个城市进入了这个名单。中国的深圳是其中最明显的，从1975年到2005年其居民人数增长了23%。苏州是世界季军，第4名和第5名是商丘和南充，南阳第7名，信阳第12名，泸州第14名，烟台第15名，内江第16名，厦门第20名（参见图3）。全球化和工业化是其最主要的催化剂。
近来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城市增加，国民经济上升，另一方面是工业国家的势弱。在工业国家的大都市地区，10年来每年最多只迎来1%的新居民。东京地区的增长率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4%急剧下降到80年代的不足1%。在很多欧洲和美国大都市只能看到边际增长。而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却完全相反，这些大都市人口以每年近4%的速度频繁增长，很少低于2%。当增长率为每年2%的时候，每35年居民数增长一倍，当增长率为4%时每17年增长一倍。虽然在过去10年里在这些城市也出现了增长放缓的现象，但也略强于工业国家。
为什么现在产生了超级都市
无论是1000年前的偏远地区，还是500年前的纽约，抑或是几十年前的深圳，城市都是提供交易市场并促进分工和贸易的。即使贸易在千年中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对城市发展的基本机制直到今天依然适用。例如中国的深圳到1980年时还是个小城市，直到它被定为经济特区后，它才享受到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便利。自由贸易的实现带给这个城市一个无法比拟的飞跃。现今根据联合国数据深圳有700万居民，是其30年前的23倍。这一切只有通过开放型经济和参与到国际商品贸易中来才能实现。
那么为什么现在超级都市产生了呢？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人口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国家巨大的人口增长，这在过去10年里才刚刚发生。世界人口直到1750年才达到了第一个10亿。到那时世界人口是以平均每年0.05%的速率增长的。之后增长开始加速，迎来第二个10亿甚至用了连200年都没到的时间。这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二战后，世界人口增长的速率加速到了每年2%，因此在70年内世界人口增长到了目前的近70亿。人们理论寿命的增长和更高的新生儿存活概率，也就是医学的进步和卫生学的改善后所带来的最大的产物便是超级都市。（参见图4）
农业的前景：更多的资本投入，不仅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给工业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另外，工业化的前进引起了持续的气候变化和大量耕地面积的损失。仅中国每年就减少3000平方公里到6000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非洲也同样严重地受到了土地损失的侵袭，这也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因为我们可能是头一次面临如此彻底的环境变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小型农业用地的减少，也可能会导致未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入。
国民经济的开启：20世纪国民经济开始高速的增长加剧了两大增长因素。一方面，这种货物、资金和人力更高的流动性实现了更强的世界性分工，这又使城市趋向于增加，因为那里是最大价值产生的地方。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实现了信息的数字化，信息和知识可以更快、轻而易举地传播到整个世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互联网让世界变成平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这些大城市将对投资者有非常多的机会——不仅对于房地产投资者，还包括房地产的使用者。
超级都市的超级烦恼
如果人们减少城市化，就不会有历史上成功的经济发展，也就不会有城市扩展。事实上对许多居住在像孟买、圣保罗或者墨西哥城这样的超级都市中的人们来说，也有很多由这种密集而带来的数不尽的烦恼：高昂的房地产价格、环境污染、交通问题、健康的损害、犯罪问题，最后，还有隐藏在这一切问题背后的政府的控制力。
烦恼1：密集引发的高成本
城市是人口密集地区，而密集就意味着带来缺乏。人们可以把一个城市假想成一个俱乐部，在一定限度内所有俱乐部成员都非常乐意新成员的加入，因为他们的到来会丰富俱乐部的生活。到了一个临界界限时，新成员的加入将因为容量不足不再畅通无阻。与一个私人俱乐部不同的是，一个城市的人群的迁入并不容易控制。由此就可能会产生过饱和现象，而对于城市居住者来说则意味着更激烈地竞争城市的空间、街道和资源，最终也就意味着财政成本的提高或者至少是生活质量的下降。
超高的房地产价格和高层建筑
这种竞争在房地产价格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不仅涉及到居住面积的缺乏，而更涉及到所有使用形式的城市面积。最高的支付价格决定了一个城市内是否有办公区、零售业中心和住宅区。大量的理论模型和实际经验表明，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高于小城市。房屋的出租者可以从租金中获得的收入和城市的大小有着正向关联。因此虽然超级都市和大城市具有高效的生产率和高工资，但高工资中的一部分因为高昂的房地产价格而抵消掉了。另外，房地产价格高昂的效应不仅在自身，对于其他的消费品也一样。很显然，当伦敦的店铺租金和工资处于高水平时，一个三明治的售价在伦敦市内是要贵于约克郡的任何一处的。
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只有在他们赚的钱超过高昂的生活开销时，才会成为优势。当人们自愿地决定向大城市移居时，我们可以一直这样猜测下去。很显然，移居人群的期望在此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净收入增长的机会将大于情况恶化的风险吗？正是大城市中众多的就业机会给这种期望添加了色彩。
土地缺乏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高层楼房大行其道。在香港约有7500个至少12层的高层建筑，在纽约则约有5500个，圣保罗在2005年时就已经有3000多个高层建筑。而上海与其拥有的约550个高层建筑也相得益彰。
与此同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便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的伴随现象。一眼看去现代化的高楼与贫民窟相毗邻非常不协调，事实上这不过是在事物发展阶段中的两面性。
联合国人居中心估计，世界上共有10亿人居住在贫民窟中。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个数字翻了一倍。那些更好的改善机会对贫民窟中的人并不适用，他们的理论寿命、健康状况、就业机会和教育程度并不高于农村，通常甚至更低。
交通堵得不能再堵了
2005年有首流行歌曲唱道，“北京有900万辆自行车”。事实上许多人会把中国的城市与充满着大量的自行车车队的情景联系在一起。如今，北京有300多万汽车行驶在城市中，而每天又新添1100辆新车。居民区和工作区分开的环境，使得骑车和步行上班通常不可能实现。在新兴工业国家通常特别缺少足够的短途交通运输系统，在建设地铁系统的同时，刚刚建设好的建筑又要重新被打通。
高速发展的城市面临着个人交通工具的增加远快于公共交通工具的挑战，拥堵问题在所难免。紧张的公共资金和狭小的空间路线，使人们每天用将近4个小时在来回的路上一点也不稀奇。
交通问题并不是绝对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根据德克萨斯州运输学院数据表明，2000年，每年美国人乘车上下班仅花费在交通高峰时段路上的时间就有36亿小时。但也有不一样的情况，东京的地铁得到了良好的充分利用，虽然每年可承载30亿乘客量的系统达到了极限。咨询公司布滋·阿伦·汉米尔顿估计，到2030年将有78亿美元投资到城市道路和铁轨中——其中一半以上将在欧洲和北美。（参见图5）
烦恼2：密集区的污染
日趋加剧的交通负载不仅意味着浪费时间，还导致环境污染和健康损害，这些影响是无法用市场价值折算出的。其中汽车尾气只是废气排放的一部分。大量未经过滤的污染物尤其在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业城市泛滥。世界银行估计，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经济的成功总是连带着对环境政策的挑战。
同时一个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导致其对能源的急速消耗，国民经济的兴旺程度和其对资源的消耗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圣保罗消耗着巴西60%的能源，尽管那里只住有巴西15%的居民。世界上75%的温室气体都是由城市排放出的。
布滋·阿伦·汉米尔顿在一份对于城市设施的投资需求研究中预测到，亚洲地区有着巨大的需求量。到2030年仅亚洲就将有近45亿美元投入到能源网络和发电站中，这是全世界投资需求的一半。
此处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很少有城市在其能源供给中有私营机构参与。第二，价格应当能够反映出能源和其紧缺关系，这样才能使节约措施卓有成效并使能源消耗的增长放缓，与之相应地减少环境污染。
在那些没有充分的清洁条件甚至水中都含有污染物的地区，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他们用于饮用水供应的财政预算远远低于工业国家。比如，在开罗，工业用水管道就在生活用水管道线路旁边，泄露出的水很快就会导致污染。
这样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很多欧洲和北美的水利系统也遭受一些慢性财政投入危机，德国有80%的废水管道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其允许的工业使用寿命。仅欧洲在未来25年将有90亿美元用于水利和废水系统，亚洲估计甚至要投入到160亿美元。这在没有私人资本的情况下恐怕无法完成，当城市在想方设法寻找市场的力量时，这种难题对于私人资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据估计，到2030年将共有400亿美元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
鉴于这种描述，我们可以估计到大城市中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很低。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全球生活质量最高的30个城市中没有一个是超级都市。很显然，城市的大小并不决定生活质量的高低。
烦恼3：社会挑战
超级都市有着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和人口，然而问题是，城市化的使用和成本——特别是超级都市——并不是均匀分配的。城市提出了数不尽的分配问题，这不仅涉及到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还包括很多重要的能够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教育机会的平等、移居人群的一体化和政治参与等。联合国人居中心对贫民窟人群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城市中的机会是有严重落差的，因此收入和财产分配出现了集中化。
大城市相对高的犯罪率并不仅仅是这种不平衡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平衡带来的低能见度的结果。比如，大城市里更多的匿名者使刑事侦查变得更困难，他们在大都市的房屋海洋中比在农村更难被发现。另外，很多城市里的人受到巨大的经济诱惑，也促使侵犯财产的事件增多，因为这样更划算。这些都增加了城市进一步的阶级分层，有钱人聚集在受保护的居住地。
正是这种从城市中分裂出的次中心加大了执政者的难度。高度复杂性并不代表着无法管理，运用在单一民族国家或者部分地区的从属性原则也传送到了城市。从属性原则还使得国家能够对上千万人群进行管理。
但是，这种从属性原则并不一定能适用到更高层次上：一些涉及到多个行政区的任务或项目，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进行规划和调整。当然必须倾听并考虑那些直接涉及到的人群的利益，这点在交通项目、水利和废水处理项目上是非常必要的。
未来在大城市中吗？
有一半的人群目前居住在城市，可能也有观点认为，城市正在收缩。城市正在受到消失的威胁吗？大约10年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拉泽尔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格拉泽尔当时是被质疑的并且应该——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当然未来也会出现城市的收缩，比如，大城市超过了其发展的最高点或者因为人口下降而找不到新的发展重点。城市的收缩甚至退缩在上个世纪也出现过，在大都市伦敦和巴黎的历史上也有过人口下降的时期。这种下降往往是一些诸如疾病、战争或者政权变更等重大事件所引发的，所以这并不能作为合理的推测。因为只要世界人口在增长，城市居民人数在全球城市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下降。
这样超级都市将会继续扩大，新的超级都市将会继续产生。重点是大城市化会在众多的中型城市中实现，未来那些城市人口的增长可能会超过超级都市。这些甚至可以通过政治意愿来调整，以实现超级都市密集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集群化优势。经济特区已经证明了它们是有效的城市发展工具。通过财政刺激把一些企业有针对性地吸引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如果企业聚集区建立起来后，财政刺激便可以停止了，因为那时这些地区已经可以发挥出其自有的吸引力效应。但是，政治意愿本身通常还不足以形成一个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看来，城市经济发展的承载力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参见图6）
超级都市将在未来10年里继续扩展。它们的增长会受到密集带来的成本增长和地区竞争性的成功的限制。这些限制因素不让所有美国人都住在纽约，不让所有印度人都住在孟买或者新德里，不让所有韩国人都住在首尔。因为如果这些限制因素不存在的话，这会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