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改革目前可能面临的一大危险是过于急躁，忘记自己前面为什么成功了
文 | 华生
经济学家们常常喜欢这样说，我们的成就是因为搞了市场化，我们的不足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对此，我个人不是很赞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从方向上讲，围绕着市场化和国际化展开，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光讲这些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和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呢？不是。实际上的原因要比这个深刻得多。
改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转型。我理解的中国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实施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战略、一个渐进的战略，或者说我们习惯上说的“双轨”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保护、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发展和巩固新生的市场利益。换句话说，是通过保存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因此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对抗，有震荡也没有翻船。
价格“双轨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双轨战略最重要的体现之一。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此前，9月上旬，部分官方媒体出面组织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召开了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俗称“莫干山会议”。王岐山、马凯、李剑阁等后来成为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人物都参加了那次会议。王岐山当时就是不少年轻人汇聚的中心和这次会议组织的核心人物。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员被分为农村改革、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价格改革等7个小组。价格双轨制就是这次会议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样的路径选择并不是某个人的高瞻远瞩和先见之明，而是形势逼出的集体智慧。
当时，会上对于决策层最关心的价格改革有几种意见的争论，主要是“调派”与“放派”的争论。后来我们几个都不是一个单位的人碰在一起，感觉光调也不行，光放也不行，就提出了“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会议的组织者觉得这个办法好，要我们把这个思路写出来作为会议文件附件上报，同时要我代表价格组参加向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作汇报。张劲夫问我双轨制怎么讲？我解释说，就是放调结合，计划内的商品价格，国家向上调价，即所谓“内调”；计划外的商品价格，全部放开，即所谓“外放”，放开后，市场价格开始会往上走，受高价刺激，生产增加，市场价格会转而向下走。到最后，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会统一，过渡到单轨。张劲夫回到北京后，在国务院力荐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1985年3月，国务院下发文件，放开生产资料的计划外价格。这个文件被认为是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启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价格双轨制又逐渐拓展到经济模式的双轨转换。
毋庸讳言，双轨制在实践中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有些干部子弟凭借关系拿到计划内的平价指标，然后高价倒卖出去，赚取差价。因此，价格双轨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是全社会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肯定的声音也不多。中央的文件从来没有把“双轨制”写进去。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休克疗法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导致那些国家经济严重倒退。这时候，大家才觉得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办法挺好、挺成功。改革好像不是那么快，不是一步到位，但是累积起来，价格改革不声不响就完成了。
价格双轨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但是直到今天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旧的思维方式，第一很顽固，第二仍有现实基础的支持。现在觉得当时搞什么双轨制，一步改了不就完了嘛。要知道，今天还剩下的双轨价格的这一点点，我们说马上改了，可能大家举手表决，多数人还不赞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汽油的价格，如果是搞市场经济的话，现在原油价格是100多美元，汽油价格得翻一番了。但是老百姓说不行，说中国的汽油已经很贵了，国家财政又不是没钱，石油企业也不是不挣钱，有亏损政府补账就算了。政府可能也说不行，说这会影响安定团结，物价指数要突破我们的年度指标。现行的双轨制，实际上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基础在后面，所以今天不是说一个要不要继续价格改革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的平衡问题。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能源价格应该是调高的，但是现在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做不到。就剩下这么一点点，改起来却很难。
当年我们搞的价格改革双轨制最初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资料基本上都处于上游，它的价格没有市场化，就会造成整个价格体系都没有市场化。如果是一个杯子，最后这个环节是计划定价，不影响前面的商品。所以现在看，我们的煤、电、油、运价格没有市场化，导致我们整个社会商品的成本被扭曲了，价格就扭曲了。
所以可以想见，那时候推行价格双轨制还是比现在的价格改革要困难得多。一是因为整个改革还没怎么起步，涉及到的经济决策风险特别大。那时候，整个社会的产品基本上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果引进市场这一轨的话，会有多大的震动、多大的风险，很难估量。所以，那时候经济决策的风险比今天要大得多，不像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那么几个重要产品。
另外，除了经济上的决策风险还存在政治风险，因为那时候关于到底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方向是不是对头，党内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今天，这样的政治风险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利益的复杂性和博弈越来越强烈。
因此，不能说个别学者、个别人，偏好改什么就改什么。他们觉得重要的某项改革没搞、没完成就想尽快解决，就把它摆在第一位，这是不对的。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多数老百姓的偏好。要根据多数老百姓的意愿进行取舍。多数老百姓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物价上涨，最重要的是医疗改革，最重要的是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农民工问题，那就得先考虑这些改革。改革不是没有动力，是大众和社会主要阶层关注的东西可能跟一些学者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进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东西没完成，还要继续往前走，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从三四年前就已经拉开了社会改革的序幕。现在在社会改革方面、争取公民的平等权利方面，老百姓的推动力更强。
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从经济改革开始多少就有，但还没到真正展开的时候。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基本完成，政治改革才到了最适当的时机。当人的权利还不均等的时候，政治改革缺乏基础。比如说，搞民主化，大家举手表决，说农民可以进城来分一半房子先住，可城里人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利益结构？改革要成功，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目前面临的危险可能还在于过于急躁，不知道自己前面为什么成功了。事实上，改革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观念的逐步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人为割断这个历史过程。
中国历史上，包括这100多年来，中国人不知选择了多少快的东西，干净利落的东西，结果是欲速而不达。而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妥协的、渐进的、世俗的和不理想的，但日积月累形成巨变，以改良的手段出发，实现了如邓小平预言的“第二次革命”的结果。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真正的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