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年的世界史是英美与法俄两条主线对位争雄，日德副线串绕其中
文/朱学勤
今天晚上我们穿上德国童话里的“七里靴”，用非常大的跨度来看一下这200多年的历史。我的历史观大致是这样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的200年到1989年结束，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位，多一个没有，少一个也不行。刚刚结束的所谓“二战”以后到1989年结束的所谓50年“冷战”，我不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单位，它只是刚刚说的这个历史单位里面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阶段而已。所以我觉得，“冷战”只不过是200年棋枰上的收官阶段，这200年我把它删除大量的细节，我把它浓缩为六个国家、三种类型，哪三种呢？A.英国和美国，B.法国和俄国，C.日本和德国。这六个国家呢，我感觉A和B是两个主线，C是一条副线。这200年的历史在我的眼光看来是两条主线对位争雄，一条副线串绕其中。
英美与法俄的制度竞争，关键环节是什么呢？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中英国是君主立宪，美国是无君共和，经济制度当中特别强调就是经济制度的创造性，现在我们已经不可分离的证券、股票、保险公司，这些东西最早一部分是在威尼斯，一部分是在荷兰出现的，然后随着1688年荷兰亲王转移到英国，英国把这个制度发扬光大。那英国和法国争雄的时候，在几个制度环节上，法国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对外贸易是民营的还是王营？王营，王室啊，今天来讲就是政治垄断。英国是民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都败下阵来的重要原因是王室的垄断外贸。
第二是英国很早就确定了产权明晰。他们说英国宪政的第一块基石是1265年的时候，地方诸侯赶到王城之下逼国王签订了城下之盟——《大宪章》，实际上这就是一份产权明晰书。因为它规定国王未经许可不得增加税种，增加税额必须经开会同意。1642年，400年以后还是争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国王和议会打起来了，英国革命进入了第一回合，就争这个产权明晰。法国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落后，国王不受限制地侵吞贵族、贫农的财产。所以两国都有海外殖民地，比如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最早不是英国的，而是法国的殖民地，是法国殖民失败以后，英国才去。这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这就是产权明晰信条，使英国后来居上，澳大利亚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第三点呢？是间接统治。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牵涉到英国和法国对殖民地不同的管理方式。英国的管理方式是，到一个地方以少胜多，一个重要的诀窍是不改变当地社会结构，只根据当地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结盟，以土著治土著，以一当十。法国这边是直接统治，去了以后，改变人家社会结构，在越南时，它还试图改变它的语言。这样带来的后果，比如二战以后，宗主国撤离以后，英国殖民地这块地方发生革命动乱的概率远远低于法国殖民地。二战以后闹革命、动乱不止的大部分是法殖民地，而不是英殖民地。一个重要原因：英国人统治300年也好，200年也好，它没有破坏人家社会结构，底下的秩序能靠着它原来的惯性继续运行下去，革命分子很难找到革命的温床。
就拿上海做例子，上海有法租界，也有英租界。英租界就是现在的南京路到静安寺两侧，法租界是延安西路一直到华界的最南端，小东门、老西门等地。你们读黑社会的史料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杜月笙，黑社会老大，在突破华界到了法租界所行的一套还是黑社会初级阶段的做法——烟、赌、嫖等等，这在法租界基本不变，但当他发展到英租界的时候，他就对自己所有的门徒，下了道禁令：到英租界发展，要给我短衫换长衫。长衫就是有文化的人，读书人穿的。为什么从法租界到英租界有这样变化？英租界的法制秩序远远好于法租界。当年英国公布决案：中国革命以后英国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自由、法制、秩序。意识形态上不干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活动，陈独秀可以在“新世界”发传单。就是英租界的法制秩序造成了上海的繁荣，也是这个秩序逼着杜月笙从法租界跨过到英租界时所有的门徒子孙全部给我短衫换长衫。
那英、美、法、俄它们之间的传承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争雄一直争到20世纪初期法国黯然退出，它现在还是二等国。英国在那个时候即维多利亚时代称为日不落帝国，那么英国的接力棒是怎么传给美国，法国的接力棒是怎么传给俄国的呢？真像恩格斯讲的，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这两个“精神之母”分别是在战场上把接力棒传给了打败它的“精神之子”。英国在1775到1783年被自己的“精神之子”美国打败，儿子用母亲在当地孕育的制度打败了母亲，让接力棒传给了它。法国也是这样，它是1812年所谓拿破仑侵略莫斯科即俄国人的卫国战争中，打到了莫斯科，到现在还没有考证出来是谁放了这场火，一把熊熊烈火烧毁了大半个莫斯科，法国仓皇撤退，这个时候躲在郊外的年轻沙皇亚历山大携军直追，打败了拿破仑的60万军队，一直打进了巴黎。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来自蛮荒之地的俄国骑兵沿着巴黎塞纳河进入欧洲的花都，万人空巷。当时的女子都打扮整齐盛装迎接，其实是要争睹骑兵的风采，没见过带有亚洲血统的骑兵是什么样的。那么亚历山大带领的这支军队进入巴黎，他征服了巴黎，打败了法国革命，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所有的年轻军官下马打听的是伏尔泰、卢梭的墓葬在哪里，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工作间在哪里。巴黎的这支军队经受了法国革命的第一次精神洗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打败法国这支欧洲军队之前有非常强暴又野蛮的彼得大帝改革，彼得大帝改革将俄国脱离亚洲进入欧洲，他在朝廷上动手用剪刀剪俄国大臣的亚洲式的胡子、亚洲式的长袍，他在1712年打下了彼得堡以后搭了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窗子朝着西方，他就住在里边，这就是彼得堡的来源。俄国出现了一国两京，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莫斯科——内陆首都，彼得堡——海洋性首都，这两个首都之间互不买账。一个国家出现两个首都，一个代表内陆文化，一个代表海洋文化，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北京有点像莫斯科，上海有点像彼得堡，所以它们之间关系一直很微妙，一百年来北京和上海的双城记一直是观察了解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最好的角度之一。当年俄国也是这样，一国两京，还有一国两语，一个国家还分成两种语言。它的中上层是说法语，以法语为主，从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法国典雅文化——它的文化、它的音乐，尤其是它的芭蕾舞，俄国都是移植法国的。然后底下的老百姓、广袤土地上的农奴都说俄语，下乡收种子的人是说法语，农奴应对他们说俄语，就像外国人来收种子一样，大家互相听不懂。这个国家是分裂的，说得好听一点，他们国家的国徽——一个雄鹰、两个头，一个代表欧洲，一个代表亚洲。
所以这支军队进入巴黎以前，这些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早就仰慕法国文化了，有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去接受他们的洗礼。教科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事件和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后来你们从中学教科书和大学教科书中读到过的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文学史里讲到过十二月党人的一些诗词，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南北领袖就是1812年跟沙皇进巴黎接受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洗礼的青年尉官，到1825年是青年校官了，已经从上尉变成上校了，是他们用十几年前饱吸的法国政治文化来反抗沙皇专制，打响反对沙俄专制的第一枪。
而后列宁领导了一场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直认为他们做的事业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革命的未尽事业，他们是法国革命的接班人，所以有非常激烈的政治革命。俄国沙皇不像法国的路易十六，当时要和奥地利勾结，在边境上被捉回来，出于义愤被送上了断头台；俄国的沙皇是在十月革命前8个月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的，二月革命后他一直没有反抗过革命，结果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找到了沙皇的栖息地，在地下室里把沙皇一家全部射杀——今天还是苏联历史上负面的一章，把政治革命引向了激烈的社会革命，疾风暴雨般大规模转移财产。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们那时的革命，要铲除旧社会，铸造新社会，要塑造一代苏维埃新人等等的话非常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整体，这句话以后都不说了，哪怕今天也不强调这句话了。这是进步。
那么，在战场上这两组国家分别完成了交接，基本塑型进入20世纪以后的世界格局。后来发生的美苏争霸我认为只不过是英法争霸的一个延续，两个回合的胜负结果也是一样的，上个回合法国淡出，这个回合苏联淡出。历史是联系的，而不是断裂的。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朱学勤先生“二百年来世界与中国”讲座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呼应·延伸]
管理学中的英美派与欧陆派
如果说在政治哲学层面，英美是全世界的老师，在企业管理层面，在促进企业适应能力方面，英美可能反倒要向欧陆和日韩学习呢
文/肖知兴
和朱学勤先生一起穿上童话里的“七里靴”，带给我们的是那种难于比拟的纵横古今、指点江山的智力快感。在政治哲学和思想史领域，朱先生关于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虽然他把欧陆再细分为法俄传统和德日传统）之间的区别与张力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圈内人士的共识甚至是不刊之论了。这里我响应朱先生一贯的对于“沉着事功，平庸缓进”的工具理性的强调，少一点理论和激情的高蹈，多一点四脚着地的实践，谈一谈在企业管理层面的英美派和欧陆派。
管理和管理学也分英美派和欧陆派？有些朋友可能会表示怀疑。的确，从“科学管理”，到MBA,到商学院，从《财富》杂志，到《谁动了我的奶酪》,到《管理学院学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从德鲁克，到韦尔奇，到迈克·波特，从IBM，到GE，到GOOGLE，哪个不是来自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全世界领先商学院评价教授学术贡献时用的所谓的A-Journal(A类学刊)，这个“A”可以是代表第一流的“A”，也可以是代表美国（America）的“A”。这种一骑绝尘的领先地位，甚至连英国人都很难沾光，以我所在的组织与管理领域为例，英国人要是胆敢把“组织”这个词按英国拼法写作“organisation”（美国拼法是“organization”）,就等于首先就自绝于主流之外了。所以，看起来，管理与管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现象，是以工具理性为主的英美价值观的一个集中体现，欧陆派的管理，好像就无从说起了。
但事情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探讨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优缺点，所谓的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股东(shareholders)利益最大化与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最大化等等，而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是百花齐放还是万源归一，学术界也一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如Michel Albert和Paul Haviland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Richard Whitley在《不同的资本主义》一书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成零散型（港台）、集群型（意大利北部）、分割型（英美）、合办型（欧陆）、协调型（日韩）五种类型，其它不论，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和劳工的相对地位的不同，前者大致可以用股票市场发达程度来衡量，后者大致可以用劳工保护程度来衡量，很明显，英美模式的特征是股票市场发达但劳工保护程度较低，而欧陆模式的特征是股票市场不发达而劳工保护程度较高。
按照Whitley的理论，每种资本主义模式类型的“经济组织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这种模式中的“公司组织方式”和“工作组织方式”。英美模式是以“独立的等级制”组织公司，以“泰勒式”组织工作，而欧陆模式是以“合作的等级制”组织公司，以“协商的”方式组织工作，日韩模式与欧陆模式相似，以“联盟的等级制”组织公司，以“父爱的”方式组织工作。这些内容非常细碎，但总体来看，对于保持一个经济体长期繁荣至关重要的适应性问题，英美模式强调通过破产、解聘、人才流动等方式在公司外部解决，而欧陆模式则强调通过工作保障、员工参与、全员发动等方式在公司内部解决。
从适应性问题是在内部解决好还是外部解决好？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各有千秋。学者们比较德国和美国的新申请专利的行业分布，发现德国的强项是机械、工程和建筑，美国的强项是信息技术、医药和新材料，而且，德国的强项正好是美国的弱项，反之亦然。再而且，这种行业分工格局在1983年-1994年间还进一步加强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类似的道理，这种因为经济模式的不同形成的“隐性分工”使得法国在航空、核能、水处理等领域遥遥领先，而意大利北部的独特经济模式使得他们在奢侈品行业独占鳌头。
从管理学的角度，因为我们分析的对象落在公司这一层，在商言商，在公司言公司，我们当然应该强调尽量创造在企业内部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条件。P&G、IBM、林肯电气等美国公司，因为强调保持了人与人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欧陆古风”，一直在管理界拥有一种独特的标杆地位；80年代日本以终身雇佣和年功系列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模式带来他们在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对美国企业界形成巨大冲击；现在丰田和大众在汽车业双峰突起，对底特律形成的致命挑战，都是这个大命题下面的小分枝。
所以，如果说在政治哲学层面，英美是全世界的老师，在资本主义总体经济模式的层面，英美、欧陆、日韩各有所长，在企业管理层面，在促进企业适应能力方面，英美可能反倒要向欧陆和日韩学习呢。不同的层面，结论完全不一样，那种认定一派拜为宗师，学武艺，学本领，但又崇拜到甚至连怎么吃饭，怎么打嗝都要学，“言必称希腊”的“粉丝”作风，不仅是智力上的偷懒，而且多半是要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