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将会场放在了达沃斯以外：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二线城市——中国大连。何止达沃斯论坛，整个发达国家经济体系都发现，他们必须寻找他们的“第二个支柱”，并且在其中创造价值、引领风气之先。
新兴市场及其领军企业，就是他们的“第二支柱”。和此前发现美洲大陆、日本崛起不同，这一轮新兴市场的成长被打上了鲜明的全球化印记，是全球化在特定区域内的一个镜像。
不同的理解与期待
“我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想选修日语课，不得不增加班次。最近我回到母校，发现日语课教室冷冷清清，中文课教室人满为患。”财富杂志亚洲版编辑兼资深撰稿人Clay Chandler在大连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上的一个开场白引发了讨论现场的共鸣。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金砖四国”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之外，新兴市场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南非、东南亚……)在全球经济中有多热，到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上看看便知一二。这个名为“新领军者年会”的论坛，吸引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兴市场的新领军者，花旗银行董事长Rhode，普华永道全球首席执行官DiPiazza，可口可乐总裁Isdell，英特尔公司董事长Craig R. Barrett，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Schiro，TNT集团首席执行官Peter Bakker，WPP集团总裁Martin Sorrell爵士，英国电信首席执行官Verwaayen……全球500强CEO身影四处可见。
“充沛的年轻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相对良好的教育体系或基础建设”，“庞大的国内市场”……对新兴市场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并不困难。但是，处于不同市场的观察者的共同理解也可能仅仅局限在这种初级的层面。
“中国今天在全球的影响不仅仅是她的市场和人口，而是经济总量。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了，会拖累全球经济。全球都应该观察中国的战略，因为这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关联。”中国东软董事长刘积仁的观点应该代表了一部分新兴市场的乐观和自信。
“新兴市场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明了市场的转移，新兴经济国家市场总量前所未有的大，它们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另一个这是一种委婉说法。新兴经济体是继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后的一个区分发展速度比较快的落后国家的新名词，更好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指一回事。”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点或许带有少许英国人的傲慢，但这可能恰恰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真实态度。
这也许永远是两个不同世界的对望。
在“避免新投资者遭受冲击”议题的论坛上，西班牙贸易部部长Matheu、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专员Kroes、英国美林国际副总裁Watts对“贸易保护主义”争执不休。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毒食品和毒玩具时，论坛嘉宾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我有一条狗，我不想它悲惨地死去。”很明显，欧美人看到“全球贸易”、“新投资者”、“保护主义”，想到的都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市场。这让会场下面的中国驻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沙祖康大为恼火，论坛结束后对旁边的中国企业家说自己有“上去把台子掀了”的冲动。
“产品出问题被召回，这在哪个国家都有。为什么现在中国产品出了事情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因为中国现在对世界的影响变大了，你会让其他人没有工作。你说我们有污染，我们不把你的破设备搬过来你们不是也在污染？你说我们是血汗工厂，我们给工人加工资提高出口价格你们又不接受了。”东软刘积仁愤愤地说。一位中国资深媒体人士进一步分析：“发达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企业的升级，他们就是要打压中国，让中国永远都是血汗工厂、廉价的制造基地。”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但是，这种巴别塔困境在两个市场之间的沟通中无处不在。先进者希望保持自己的优势，后来者无所畏惧。二者都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对方有着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出乎对方想象的期待。比如，环保成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制造大国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是中外视角不同，就有不同的解读。国内的一种意见认为，是时候反思跨国公司、跨国资本对中国环境污染所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发达国家应对中国环保拨付相应的补偿与救济资金；而将关注点从“世界是平的”转向“能源与环保”的弗里德曼却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环保与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他在论坛间隙对《世界是平的》中文版译者、中国社科院学者何帆说道，中国前二三十年搞市场经济，是把“魔鬼”从瓶中放出来了，现在却要把它又塞回去，这个工作很难，表面上看是单单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但背后却要求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
各自的挑战与机会
只有那些进入新兴市场更早，更积极主动去融入这些市场的领先者，才比较懂得如何把握新兴市场带来的新秩序和新机会。
“现在权力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渠道方面的竞争变得更加重要。”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全球公司首席执行官Geoff Riddell对记者分析：“在新兴市场，消费者只有一个决定：买这个新产品，还是不买？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决定。所以，在新兴市场，你只需要去创造新的品牌；而在发达成熟市场，你担心两件事情，不仅要维护既有的市场份额，还要将消费者从别的竞争者那里吸引过来。”
Geoff Riddel提醒自己和他的欧美同行，“相对于中国公司，我们有很多专业经验。但是必须不断通过和合作伙伴的合作，汲取他们的本地经验。从潜在的客户那里学习他们创新性的改变。”
罗兰贝格咨询公司亚太区总裁马思闻(Vincent Mercie)认为，美国、欧洲已停止对发现有的国家能够造出比自己便宜鞋子的懊恼了。“你必须要换工作，必须主动为中国公司和发达公司力量平衡做些什么。”“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有自己的机会，可以重新组织自己的价值链，从中获益。比如，可以在纽约设立总部，研发中心可以一部分在加州、一部分在西欧、一部分在中国，软件研发放在印度。产品销往距离你的顾客更近的地方。”
另一方面，针对一些普遍流行的说法，比如“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拥有丰厚的天然资源”，“印度在IT方面有优势”，“中国则拥有良好的制造基地和充沛廉价的劳动力”，新兴市场已并不甘于照单全收发达国家习惯加诸于它们头上的定位。
莫斯科管理学院院长Andrey E. Volkov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自己未来的定位是教育领袖，而不是资源大国，或者金融中心。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为制造业带来了低成本。印度人改变了‘西方负责创新’的观念。我们认为创新要发生在印度，世界其他部分是消费者。”印度HCL Technologies公司总裁Vineet Nayar这样描述了对自己国家的定位。Vineet Nayar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在印度设计，在中国制造，然后联合出售，这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但这种思路过于单一化。因此两个国家要更好地进行战略合作，生产和提供各自的产品。”
Vineet Nayar的中国同行，东软董事长刘积仁这样看待中印两国的“较劲”：“过去印度人讲，他们做世界的Office，中国做世界的工厂，这根本不可能。中国会很快成为全球IT服务业的中心。而印度政府也已经开始做发展制造业的计划。”
在刘积仁看来，无论中国还是印度，横在新兴企业面前的一大“拦路虎”是“知识产权”。“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发展了，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但这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市场越来越开放，技术壁垒也越来越高。你会发现，有一天，无论你想做什么，前面都是无穷的壁垒。尤其是制造业，知识产权的竞争会非常激烈。现在讲创新，其实企业不用掌握全部，在一个方面有优势，就可以和其他优势企业合作。”
在向发达市场进军的过程中，埃森哲大中华区副总裁王波建议中国企业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长期多变、快速，很多不确定因素下，培养了很强的快速应变能力。另外，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处在不同阶段的消费者，中国企业在开发以及生产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中显然比其他传统的跨国公司要有优势。这样一来中国企业就能把中国的东西复制到和中国类似的新兴市场上，这是中国市场的优势。”
马思闻对新领军公司提出了三个建议：一，会讲述你的商业模式；二，基于商业模式，创立自己的品牌；三，发展你的分销系统。
除了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合作，新兴市场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都希望自己能够向价值链高端冲刺，谁的机会更大呢？中国！这几乎是每个被采访者给出的共同答案。
贝祥投资集团总裁、加中贸易理事会副主席、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Balloch对《中国企业家》说，他在十年前就对他供职于印度政府的一位朋友说，较之印度，他之所以更看好中国，原因很简单，印度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最糟糕的年代，没有中国人愿意回到那样的岁月中，所以一两代人都在拼命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虽然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绝大部分还是些廉价制造品，但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在机械设备贸易上开始出现顺差。2006年，中国在这方面的顺差是180亿美元。“中国在产业价值链上在往上走。”
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全球公司首席执行官Geoff Riddell认为，中国会在2050年成长为发达的经济体。新兴市场管理公司董事长、《世界是新的》一书作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也相信中国可以在未来好几年维持快速发展。“但不是永远，一段时期内是这样。这种情形什么时候会停止？世界范围内，美国过分消费，投资不足。中国却是过分投资，消费不足。如果中国的投资率从50％下降到20％，经济发展自然就放缓了。”
当然，任何的优势都随时有丧失的可能。高盛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中国“全球成长最快的国家”的身份正在受到多方面的威胁。“这种身份含金量很高，直接影响到资金的流入和技术的转移，所以一定要尽量保持这种地位。”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前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兼金融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必须直面亚洲与美国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等国靠美国需求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以次级债危机为信号，这个需求可能在减少，这意味着亚洲的危机可能要来了。“必须启动国内需求来替代美国需求。”此外，他认为，各国兴起的大小保护主义是全球经济的敌人，保护主义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尤其可能占据上风，必须加以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