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野外，我兴奋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我相信，环境好是人本能的需要
吕植
42岁 生物学教授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至2000年期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物种与保护区中国项目主任。2002年，创办了保护国际（CI）中国项目办公室。其论文、摄影作品曾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美国国家地理》上。
多年以后，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没有碰到潘老师（潘文石，北大教授，著名熊猫专家），我的人生会怎样。我可能只是又一个捧着《国家地理杂志》，对野外生活向往不已的人而已吧。
20多年前，我是北大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一般人可能觉得，女孩子做实验室的工作多好啊。可我觉得没意思。我喜欢看书，尤其是旅行、野外题材的书：毛姆的小说、高更传记、达尔文游记，还有珍·古道尔的《大猩猩的召唤》，这些都特别吸引我。后来我明白，人的机遇虽然难以预测，但你的命运多少取决于你早已形成的内心世界。也许我注定要有一段野外生存的生涯。
做了潘老师的研究生以后，一开始也就是让我看看文献，做做翻译。这时候我总想，要能去野外多好，回来就能跟同学吹牛：我见着活的了。我第一次去野外是三月份，真美。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是特别深。我们顺着雪地走，两边都是森林，地上有一串串的动物脚印。大家唱着歌，觉得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特别兴奋。说实话，在野外，我兴奋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直到现在，我每次去野外仍然有兴奋的感觉，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人和风景，这个不一样是我走下去的一个特别大的动力。
要和野生动物建立信任是很难的。我从1985年开始研究熊猫，真正能够接触熊猫是1989年以后，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当时我跟着一只叫大雄的、过了繁殖期地位被边缘化、神情很落寞的公熊猫。1990年春节，我没回家，整个陕西长青林业局就我和我助手两个人，山里特别安静。大年初一那天，我拿了一本《自卑与超越》，边看边往山下公路走。刚下完雪，空气湿漉漉的，我觉得生活已经很好了。突然，我听到“咔嗤咔嗤”——典型熊猫吃竹子的声音。我想，难道生活还能更好点？我顺着声音往上走，离公路三四米远的地方，大雄戴着无线电颈圈，正在吃竹子。我想，平时只是远远看，今天狭路相逢，得试试它到底能不能容忍我。我装作漫不经心走过去，它看见我，动作停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动物也有那种拿不定主意的神情。我接着走，不管它，直到距离它两米了，觉得有点危险，就跟它并肩坐下。大雄一动不动，空气好像凝住了。我坐下看书，不看它，但是注意着旁边的动静。过了不知道多久，它又开始吃，这下我放心了。这个声音一出现，我不光放心，还满足，觉得这是一种报答。我天天看它，已经两年了。我是个旁观者，观察它，揣测它——它爬过的地方我也尝试爬一下、感受一下，但是它走了，我来了，不谋面，不是在一个世界里的感觉。这回我有了一种相处的感觉。
我做熊猫保护的时候，当地所有老百姓都问：你北京来的，跑到深山沟干吗？研究熊猫？熊猫怎么了？不管吃不管喝的。我说熊猫住你这儿，说明你这儿的环境还是好的。他可不觉得有什么好，他觉得住洋楼、吃好的、喝好的才是好。这时候，你跟他说保护熊猫就特别苍白。
后来，我们做的事情报纸开始登，电视开始放，于是他们自己又得出一个结论：这下我们明白了，你们是想出名！人要出名可不就得吃点苦，吃大苦得大名啊。他们自己把这圈给画圆了，但是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实际上我在那十几年，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可。
更伤心的是，慢慢的，熊猫还在，但是树林没了。熊猫产仔的地方100米以外就有人在砍树，那是国家的森工企业啊。我们工作的地方一遍一遍被采伐，到了熊猫没地方躲的程度。我们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写信。很快，过了三周批示就下来了，国家拨款2000多万元，加上400多万美元援助，陕西省和林业部共同解决，把林业局转产了，工人疏散到各种企业里、提前退休，或者进入新成立的保护区工作。这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科学家有时候挺无力的。当地人、官员对你反感，因为他们要发展，你又不能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2000多工人下岗了又不到你家吃饭，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朱钅容基批示了一次，但是这可复制吗？什么样的办法是更好的？不实践不行，所以1995年我开始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不站着说话了，我做，看看能做出什么。我特别佩服的一个人是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他推动了黄石公园的成功模式：既做旅游，又保护环境，还能开发能源。
2002年，我创立了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做自然保护的国际NGO组织。我们现在有300万美元，40多个员工。我们只有这么一点人，所以特别强调合作。一个是和老百姓合作。只要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就可以成为保护的中坚力量。
在西藏，有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当地很多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但又丧失了放牧的传统知识，草场恶化，他怎么活？得给他准备一条退路。光靠价值观不可能解决问题，得靠经济制度的配合，以科学为基础来推动。我们在三江源保护区做了一个试点，推广社区保护机制，把社区管理权授予老百姓，增加他们的自我管理和保护能力。他们负责保护动物和环境，骑着马和摩托巡逻，我们每三个月监测一次，保护状况好的就发奖金。
另外，我们推行生态服务付费制度。做生态保护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提供的不是工业产品，是生态产品，是干净的空气和水。这些生态产品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科学的方式核算出来，使用就要付费。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机制。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生态服务是有价值的，但是经济制度并没有配合起来，这需要政府下很大的决心。国家“十一五”计划已经说了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让该受益的受益，该付费的付费。
现在，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这样的转型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找人，找钱，都很难。做不到的时候着急，做的时候又要兼顾很多东西，身不由己。特别是筹款的时候我得出面。其实很多企业家是很好玩的人，但要我开口要钱，我就是张不开口。潘老师的女儿曾经在万科工作，我和王石也有多年的交往，但我还从来没有开口找他要钱。
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但是有时候身不由己。前一段，我的同事去三江源保护区筹办赛马节，那多好玩啊！可我得跟欧盟的人坐在一起把钱搞下来。人家回来以后跟我讲故事，我听得都羡慕。
我怀疑，越往后走，这种牺牲会更多。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了，恐怕我也回不去了。我是一个无边界环保主义者，我希望能够寻求自己的答案。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我喜欢云淡风清、月明星稀的田园生活，不代表山里老百姓也喜欢，不能强加，得提供选择的机会。但是现在的主流社会没给大家多少选择——你买车我也买车，这个社会好像挤得连骑自行车的地方都没有了。在一些地方比如西部，应该趁着空间还有，而且老百姓还相信，给大家提供这种选择。这种相信，如果随着外来发展持续冲击，价值观的冲击，也会慢慢变淡。
我相信，环境好是人本能的需要。我们现在老想不管环境，先把物质获取了，等回过头来再管环境，可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是回不来的。我相信人应该有远见来保留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动机可能是对美的怜惜，动物太美了，不想伤害它。多年以前，我住在野外的山沟里，每天早上起来一看，门口有几个脚印，黄鼠狼昨晚来过了；这边有点云，那边没云，光线打到山头上——你就恍然，这一天和昨天是不一样的。太阳明天照常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