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籽岷野外生存 我的“野外生存”



在野外,我兴奋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我相信,环境好是人本能的需要 

吕植 

42岁 生物学教授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至2000年期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物种与保护区中国项目主任。2002年,创办了保护国际(CI)中国项目办公室。其论文、摄影作品曾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美国国家地理》上。 

多年以后,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没有碰到潘老师(潘文石,北大教授,著名熊猫专家),我的人生会怎样。我可能只是又一个捧着《国家地理杂志》,对野外生活向往不已的人而已吧。 

20多年前,我是北大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一般人可能觉得,女孩子做实验室的工作多好啊。可我觉得没意思。我喜欢看书,尤其是旅行、野外题材的书:毛姆的小说、高更传记、达尔文游记,还有珍·古道尔的《大猩猩的召唤》,这些都特别吸引我。后来我明白,人的机遇虽然难以预测,但你的命运多少取决于你早已形成的内心世界。也许我注定要有一段野外生存的生涯。 

做了潘老师的研究生以后,一开始也就是让我看看文献,做做翻译。这时候我总想,要能去野外多好,回来就能跟同学吹牛:我见着活的了。我第一次去野外是三月份,真美。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是特别深。我们顺着雪地走,两边都是森林,地上有一串串的动物脚印。大家唱着歌,觉得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特别兴奋。说实话,在野外,我兴奋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直到现在,我每次去野外仍然有兴奋的感觉,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人和风景,这个不一样是我走下去的一个特别大的动力。 

要和野生动物建立信任是很难的。我从1985年开始研究熊猫,真正能够接触熊猫是1989年以后,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当时我跟着一只叫大雄的、过了繁殖期地位被边缘化、神情很落寞的公熊猫。1990年春节,我没回家,整个陕西长青林业局就我和我助手两个人,山里特别安静。大年初一那天,我拿了一本《自卑与超越》,边看边往山下公路走。刚下完雪,空气湿漉漉的,我觉得生活已经很好了。突然,我听到“咔嗤咔嗤”——典型熊猫吃竹子的声音。我想,难道生活还能更好点?我顺着声音往上走,离公路三四米远的地方,大雄戴着无线电颈圈,正在吃竹子。我想,平时只是远远看,今天狭路相逢,得试试它到底能不能容忍我。我装作漫不经心走过去,它看见我,动作停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动物也有那种拿不定主意的神情。我接着走,不管它,直到距离它两米了,觉得有点危险,就跟它并肩坐下。大雄一动不动,空气好像凝住了。我坐下看书,不看它,但是注意着旁边的动静。过了不知道多久,它又开始吃,这下我放心了。这个声音一出现,我不光放心,还满足,觉得这是一种报答。我天天看它,已经两年了。我是个旁观者,观察它,揣测它——它爬过的地方我也尝试爬一下、感受一下,但是它走了,我来了,不谋面,不是在一个世界里的感觉。这回我有了一种相处的感觉。 

我做熊猫保护的时候,当地所有老百姓都问:你北京来的,跑到深山沟干吗?研究熊猫?熊猫怎么了?不管吃不管喝的。我说熊猫住你这儿,说明你这儿的环境还是好的。他可不觉得有什么好,他觉得住洋楼、吃好的、喝好的才是好。这时候,你跟他说保护熊猫就特别苍白。 

后来,我们做的事情报纸开始登,电视开始放,于是他们自己又得出一个结论:这下我们明白了,你们是想出名!人要出名可不就得吃点苦,吃大苦得大名啊。他们自己把这圈给画圆了,但是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实际上我在那十几年,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可。 

更伤心的是,慢慢的,熊猫还在,但是树林没了。熊猫产仔的地方100米以外就有人在砍树,那是国家的森工企业啊。我们工作的地方一遍一遍被采伐,到了熊猫没地方躲的程度。我们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写信。很快,过了三周批示就下来了,国家拨款2000多万元,加上400多万美元援助,陕西省和林业部共同解决,把林业局转产了,工人疏散到各种企业里、提前退休,或者进入新成立的保护区工作。这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科学家有时候挺无力的。当地人、官员对你反感,因为他们要发展,你又不能帮他们解决现实问题,2000多工人下岗了又不到你家吃饭,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朱钅容基批示了一次,但是这可复制吗?什么样的办法是更好的?不实践不行,所以1995年我开始做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工作。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不站着说话了,我做,看看能做出什么。我特别佩服的一个人是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他推动了黄石公园的成功模式:既做旅游,又保护环境,还能开发能源。 

2002年,我创立了保护国际中国项目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做自然保护的国际NGO组织。我们现在有300万美元,40多个员工。我们只有这么一点人,所以特别强调合作。一个是和老百姓合作。只要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他们就可以成为保护的中坚力量。 

在西藏,有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当地很多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但又丧失了放牧的传统知识,草场恶化,他怎么活?得给他准备一条退路。光靠价值观不可能解决问题,得靠经济制度的配合,以科学为基础来推动。我们在三江源保护区做了一个试点,推广社区保护机制,把社区管理权授予老百姓,增加他们的自我管理和保护能力。他们负责保护动物和环境,骑着马和摩托巡逻,我们每三个月监测一次,保护状况好的就发奖金。 

另外,我们推行生态服务付费制度。做生态保护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提供的不是工业产品,是生态产品,是干净的空气和水。这些生态产品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科学的方式核算出来,使用就要付费。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机制。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生态服务是有价值的,但是经济制度并没有配合起来,这需要政府下很大的决心。国家“十一五”计划已经说了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让该受益的受益,该付费的付费。 

现在,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这样的转型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找人,找钱,都很难。做不到的时候着急,做的时候又要兼顾很多东西,身不由己。特别是筹款的时候我得出面。其实很多企业家是很好玩的人,但要我开口要钱,我就是张不开口。潘老师的女儿曾经在万科工作,我和王石也有多年的交往,但我还从来没有开口找他要钱。 

我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但是有时候身不由己。前一段,我的同事去三江源保护区筹办赛马节,那多好玩啊!可我得跟欧盟的人坐在一起把钱搞下来。人家回来以后跟我讲故事,我听得都羡慕。 

 我的世界籽岷野外生存 我的“野外生存”

我怀疑,越往后走,这种牺牲会更多。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了,恐怕我也回不去了。我是一个无边界环保主义者,我希望能够寻求自己的答案。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我喜欢云淡风清、月明星稀的田园生活,不代表山里老百姓也喜欢,不能强加,得提供选择的机会。但是现在的主流社会没给大家多少选择——你买车我也买车,这个社会好像挤得连骑自行车的地方都没有了。在一些地方比如西部,应该趁着空间还有,而且老百姓还相信,给大家提供这种选择。这种相信,如果随着外来发展持续冲击,价值观的冲击,也会慢慢变淡。 

我相信,环境好是人本能的需要。我们现在老想不管环境,先把物质获取了,等回过头来再管环境,可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是回不来的。我相信人应该有远见来保留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动机可能是对美的怜惜,动物太美了,不想伤害它。多年以前,我住在野外的山沟里,每天早上起来一看,门口有几个脚印,黄鼠狼昨晚来过了;这边有点云,那边没云,光线打到山头上——你就恍然,这一天和昨天是不一样的。太阳明天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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