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建立一个家族！这个想法深深地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霍桑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写道。但问题是，如何建立？如何在财务自由了以后做到心灵自由？
本刊记者 雷晓宇
施正荣喜欢跟人谈天气。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社交话题，而是一个战略话题。
2006年1月，在无锡尚德上市一个月以后，他和太太张唯宣布将筹备建立施氏家族自己的慈善基金。8月18日，施氏家族慈善基金在香港完成注册，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门关注气候、环保、能源和全球变暖问题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这时候，施正荣开始被称为“中国首富”。这距离他揣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份商业计划书回国，不过刚刚过去5年。一个人的财富观是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的。施正荣说：“我从来也没有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家我也不管钱，男人花钱的机会一般也不多。我对钱本身没有太多感觉，它只是我回国折腾的副产品。”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施正荣，他还是老样子，忙，而且嘴巴很紧。不知道这是来自他长期和政治家们打交道的敏感，还是出于自然科学家的严谨，或者他根本对于自己的家族慈善基金知之甚少。
“这个基金从注册到现在，所有的操作都是我太太在管。她是基金会的理事长，我不过有时候给她捧捧场。将来等我五六十岁的时候可能会介入多一些。现在太忙了。”
他的确很忙。跟记者聊了15分钟之后，他忙着去见两位律师。晚上的饭局对象是到访上海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我会考虑给他的环保事业捐款，那是几百万美元的事情。”
这时候，张唯走进办公室。她穿了一条白色的牛仔短裙，看起来比施时髦多了，也健谈多了。她是上海青浦人，多年以前，她和施在上海结婚。在定居澳大利亚的14年里，她一直从事专业的财务工作，这使她现在有能力应付大量和家族慈善基金有关的事务。
“我早上刚刚和银行的人在谈事情。”她说，“我现在忙得很，一个月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跟银行打交道。”
“他是名人，有好多人找他要钱。有时候他挡不过人情，就说，签字吧。可他签字没用，一点法律效力都没有——这个慈善基金是在我名下的，我才是设立者，我才有表决权。”
下面是她的回忆和解释。这些内容关乎一个中国首富家庭的慈善梦想和操作经验。
“我这辈子不用再挣一分钱了”
2005年12月13日，尚德在纽约上市。当天我也在场，我跟他（施正荣）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我们两个都是从非常普通的人过来的。在澳大利亚十几年，该吃苦，该打工，我们都做过。我说不要钱那肯定是瞎吹，但是到了我们这地步，钱已经不成问题的状况下，钱不是太重要——到最后你还不是变成灰，何必呢？
但是现在和当初毕竟不一样了。这么多钱，你要我花，我一辈子也花不完。有人说，你可以买私人飞机、私人游艇啊。我有个朋友做游艇生意，他天天盯着我。但这对我来说没必要，我从来没有特别强的物质欲望，没觉得人家有什么我也得有什么。我也不希望给小孩子那么多的权益、那么多的钱。应该花钱做点有意义的事，应该回馈给社会。
我们想成立一个家族慈善基金，专门做环保方面的事情。因为中国大的慈善机构都太大了，不够专业化。我们有我们的审美和判断，有什么比气候更重要的呢？人病了可以治，地球病了怎么治？
一开始想在内地注册，但是发现在内地不可能设立这种类型的慈善基金。政府有政府的考虑，目前只鼓励关注艾滋病等问题的非公募慈善基金。最后，施氏家族慈善基金是在香港注册的，受到香港政府保护，并且接受香港法律监管。在香港，慈善基金的税务全免，不过我们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做慈善的目的。
我是很懒的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组建自己的团队。我觉得这是浪费，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资源共享，我找了最专业的公司团队来帮我：香港最好的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信托银行和投资银行；特别是理财和资金支出这两块，一开始就是分开的，分别跟JP摩根、汇丰合作。另外，我们出了50万元，在上海慈善基金会下面设立了一个“阳光基金”，交给他们托管——我们的项目经常找后者帮忙，这也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我在澳大利亚做了十几年财务，我还是喜欢管别人的钱。施氏家族慈善基金的法人是香港汇丰银行，我们的钱是它托管的。这个慈善基金是我设立的，所有权是我的，我有提议权，如果他们不按照我的想法做，我可以把他们炒掉。但是拨款怎么拨，程序是他们掌握的。不是说今天我说给你10万，它就会给。我的项目必须提交给它，考证以后才会拨款，这样管理就会减少漏洞。我们做事情毕竟希望帮助人，不希望当中产生那么多失误。
一般流程是这样的：我先找项目、想主意，然后找大学生帮我做调查，然后写报告，写完报告我觉得合理，然后我再给汇丰，然后再由它和我合作，一起解决相关问题。汇丰会教我怎么做，和谁合作，怎么合作，怎么来控制钱。因为最怕的就是钱给出去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里面有严格的预算控制，比如帮助贫困户重建家园，它会算一笔账，给这些钱可以造多少房子？是不是可以利用很多现有劳动力、现有建材节省成本？必须算账，不是我说3万块钱造一个房子就可以了，不可能。
钱支出以后，每季度会出一个报表，然后汇丰会专门查账。它来帮我们做监督——它收很多费用，也是应该的。它非常非常严格。我跟上海慈善基金会说，我的钱是汇丰托管的，他就说，我们和汇丰很熟悉，因为合作多了。这样大家都很了解，否则，常常有人不明白，你的钱为什么人家说了算？为什么你不能给我钱，要人家给？
和汇丰合作的好处是，它给了我第一层屏障。有时候，国内我们讲人情，但是通过汇丰可以很精确，它站在一个非常公正、专业的立场。你这个项目不符合我就不会给钱，就算我说了他也不会做，就这么简单。它给我做了一个过滤的动作，帮我挡掉很多人情，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人情也是一种浪费。除非我把它炒掉，否则一个项目必须我们双方共同同意才行。
施氏家族慈善基金现在有300万美元，但是只要有项目，我们会不断投钱进去。这些钱我们也在做投资增值，其实国外好多基金会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运作的，像诺贝尔，他当初那点钱放到现在算什么，早就没有了。一定要通过投资通过产出才可以持续。
这个部分是交给JP摩根打理的。JP摩根收取的管理费是1%－1.5%，这个全世界都是统一的。我跟他们说，我不可能冒太大风险，我要求你不要损失，收益标准也很低，就8％，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主要的投资是政府债券，第三世界债券回报比较稳健，另外，买股票也是蓝筹股，增长不会很快，但是非常稳健。
我不做“太太慈善”
在理财上，我们夫妻俩不太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但是他很忙，家里投资他可能就不会管。他是比较开放性的，有时候很熟的朋友介绍项目，他就会非常信任，说你去做没错。但朋友只是建议而已，我毕竟是做过财务的，我会飞过去看。所以，最后他被我否决的项目也有一些。
因为我们的企业是跟环保有关的，我就非常想做这方面的项目。但是目前做这个蛮难的，除了在中小学进行环保宣传教育，其它很难开展。不过，做慈善一年来，我最大的成就感也在这里。去年，我们资助了上海青少年科技节，孩子创造的很多东西令人吃惊。比如，用牙膏盒子做的车子，用太阳能驱动。本来对他们来说，能源就像电一样，天天在用，但是看不到，但太阳能电子板是能够看到的，而且能够看到它的作用，比如螺旋桨可以旋转、窗户可以移动。这样，他们对于太阳能从没有概念到有概念，然后去应用它。他们现在是孩子，通过孩子可以影响很多人，至少6个人。这个活动的效益是很好的，他们的家人将来可能就是尚德的用户，而且知道什么叫做清洁能源。
我知道，我要做的是教育，不管环保教育还是资助贫困者教育。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要提高全民素质，而提高全民素质就要靠教育。但是我不搞基建，也不建学校。我认为搞学校是浪费钱，只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整合一下，反而“软件”是最最重要的。
去年，我们出100万资助过两家民工子弟学校，还捐款750万给他（施正荣）老家扬中市慈善基金会，帮助贫困者危房改造。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
这个计划已经做了很多调查，就是资助贫困师范学生，但不是光让他们读书。我觉得我资助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事，但是作为被资助人应该有一个回报的心：你不应该回报给我，你应该回报给社会。所以在这个计划里，被资助学生毕业以后要跟我签3年的合同，去大西北，在我指定的小学教书。3年以后，如果他们愿意继续教，我继续付钱。这些工资都是我按照上海市的教师标准付给他们。如果他们觉得应该换换环境——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我会联同那些中国大企业的老总，让他们有优先被录取权。我虽然跟他签3年合同，但是这并不受法律保护，如果他到时候不愿意去大西北，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对那些愿意去的人，等到他服务结束以后，我觉得大企业应该给他一个更好的机会。
我是施正荣的太太，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太太嘛，吃饱了没事干，不过是“太太慈善”，面子工程，交际需要而已。其实那些慈善晚宴我就参加过一次，还是去年杨澜邀请的。事实上，我接触很多朋友，一开始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会真的去做。但是真正了解以后，他们大吃一惊，觉得在中国这些新富人群里面，我们这样的很少。
总要做点事，让你觉得心安理得吧。这一年，我没有委屈的时候，都非常开心。只是有时候看到别人过得那么苦，我容易动感情，哭。他们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以后怎么办？因为他们见得大多了。
向查尔斯王子学习
去年11月，我们和杨澜、吴征等人组成一个中国商人代表团去英国访问，见到了查尔斯王子，还参观了一个叫作Poundbury的小镇。
那是查尔斯王子15年前用他的王子信托基金做的一项示范工程，现在已有近三千居民。他想通过建筑、道路、公共空间的合理设计，创造出一种和谐温馨的理想社区。这个小镇由方圆10个小社区组成，每个人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步行到工作地点、医院、邮局等，马路并不是笔直的，房子不高过5层，穷人和富人住在一起，孩子们要有安全的嬉戏场所，最好在各家的视线之内，等等。而且，他用的都是最环保、可循环的建筑材料。
我觉得这个社区最有价值的就是“不要跟着别人走”。查尔斯当初提出的那些东西被人认为脑子不正常，一般国外媒体都叫他Treetalker，和树谈话的人，觉得他为人孤僻、不可思议。其实他相当有远见，他在十几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都被证明是非常对的。
比如说，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像一座城，每个人都把自己围在里面，没有和外界交流。现代城市化生活让人们缺乏沟通，没有Connect，人可以不出去，吃饭也是叫比萨，在门口拿一下，什么都可以不用跟人接触。
让我觉得最Shocking（震惊）的事情是他们的低犯罪率。他说，如果这个社会有钱人在这边，没钱人在那边，那肯定会无形人为地造成犯罪。所以在那个小镇，有很豪华的大房子，也有小房子，而且这些小房子跟小镇有合同，只能入住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这样他就把阶级差别都模糊了。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乌托邦，而且他现在做得相当成功。现在小镇周围也吸引了工厂，当然是无污染的工厂，也形成了商业，大概就像60年前的上海。作为一个慈善家，一方面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他的商业操作也很成功。那次晚宴，我们的食物都是有机健康食品，包括查尔斯王子自己食品企业的产品——著名的“公爵原味”牌有机燕麦饼干。
我跟他聊过，我觉得他的慈善理念是非常好的。他的慈善基金不单单是给出去，还要创造财富，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否则就变成无底洞，连成立慈善基金的人也被榨干了，最后没有慈善可言了。接受慈善的人，如果不帮助他设立自己的自救能力，你的慈善什么时候为止呢？一定要让他有一个自救意识，而不是光靠别人，别人不过是辅助。
我很认同他，回国以后，我本来打算也在中国拷贝这么一个示范生态社区，用传统的木质材料修房子，办有机农场，所有建筑都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我这个是慈善性质的，我帮助解决工人就业问题、孩子教育问题，还有环境问题。我找了上海崇明岛政府——因为全上海只有那里有处女地。
但是最后我发现，要在中国拷贝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钱。钱不是问题，即使我的慈善基金钱不够，我也可以吸引到很多别的资金。问题在于政府：你需要地，你到哪里去拿地？政府要看政绩、利润、产值。他们问我，你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食品加工厂？
这件事情在中国完全不可能。所以他是王子，我们是普通人。
现在，我们还专门派了一个人进驻在王子信托基金。它有17个不同的项目组，我们派了一个小伙子逐个Go Through（实习），期限是两年，不仅考察，自己还要参与。
查尔斯王子是一个很朴素的人。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礼服袖口都磨毛了。在国内一些有钱人家里，我们看到的是路易十四式的金碧辉煌，可他是真正的贵族，他的客厅、浴室和厕所，没有一样可以用豪华形容，你看到的就是历史，原生态的历史，你看到的是他们对东西的爱护。
将来，保护文化遗产也会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再过几十年，如果世界大同的话，我们中国人也好，任何一个国家也好，都会失去自己的特征。如果上海没有这些中文标志的话，你可以说它是纽约，你也可以说它是曼哈顿，上海已经缺乏自己的特征了。
我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如果说我的生活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他（施正荣）老不在家。没办法，他现在整个就是贡献给社会了。其实我不希望他那么累。当初他回国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想离开澳大利亚的。我们都有澳大利亚国籍，福利、小孩教育都很好，而且我们已经有三栋房子了。不过那是他的理想，我也要支持他。
后来，上市之前，他很难，一度很焦虑。我跟他说，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回去，做事业不能把命赔上啊！现在，我把慈善看成是我的事业，在我的下半生里占据主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