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只是钱，付出时间也可以帮助别人。C2C的商业模式也许会改变中国的公益事业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这天，John的心情很不错，他因为一个项目的成功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晚上回到家里，John决定分享自己的幸运——登录“捐献时间”网站，“捐上两小时的”，做志愿者。他打开了自己的档案，记录显示：在此之前，他已经总共捐献了12小时，帮助了4所学校、450名大学生。
网站访问者们对John的财务知识和志愿者精神赞赏不已。John继续修改自己的档案，增加“项目管理”一项专长。他点击了一下“匹配”键，系统经过计算之后出现3条匹配记录：位于同一城市的3所学校都希望一位有经验的项目经理能够和学生谈谈职业规划。John决定接受其中一家学校的邀请，并约定时间为下月中旬的某个周末。
关上电脑，John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充实。
以上是2005年4月27日，在北京国航万丽酒店1204房间进行的一次头脑风暴的会议记录。这些虚构的场景在半年后得到了实现：2005年10月23日，国际志愿者日，刘润和他的伙伴们成立了“捐献时间，分享快乐”网站。这是国内第一家借助互联网把志愿者和需求者联系起来的公益平台。今年4月2日，他们全面升级到央视国际大型公益“慈善1+1”平台。截至目前，“慈善1＋1”一共有33881位志愿者注册，1426位志愿者参加活动，捐献了9658小时，53209人受益。
“用商业的理念、商业的行为、商业的方法来做非盈利的事业，这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刘润说。赵传唱：“我没有钱/我有时间”，这也是他们的主题歌。
“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的事情”
一开始，刘润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一切始于新鲜感和恻隐之心。
2003年，刘润28岁，他是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部门经理，手下管着30多个人，“很早就挣到了10万块”，生活稳定。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加入了“国际青年成就”组织，业余时间做志愿者，去大学里上课、演讲，谈职业规划和成功管理。
刘润觉得有些不对劲：“当你有足够商业敏感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有人需要帮助，有人愿意帮助他，但是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这就好比说，大同有煤，上海要发电，为什么不把煤送到上海来？因为接不上头，信息不对称。商人就是干这个的，买东卖西。正好我们又是做IT的，除了造就暴富者，互联网是不是也能做公益？”
1999年，刘润从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进入IT业工作。唐骏是他的老上司，李开复是他的好朋友，陈天桥、江南春就是他身边利用互联网暴富的例子。另外，刘润很欣赏微软华盛顿分公司前总裁约翰·伍德。他上世纪末放弃了高薪职位，在南亚一些国家的山区建立了50所小学——不是他“伟大的爱心”，而是“他用商业的模式做公益的事业”。于是，刘润和几个朋友一起，策划建立一个志愿者匹配的公益网站——本文开头的场景，就是“捐献时间，分享快乐”的前身。
在中国，目前除了公司注册、民政部门注册的NGO（非政府组织）之外，像这样的草根公益组织也有很多。它们不用去工商、民政部门注册（也不可能），也没有成立的过程，只要起个名字，在互联网上做个论坛就好了。他们被政府视为新社会力量，一般上级主管单位是团市委的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它们一般由一些中等收入水平、空余时间较多的城市白领发起，资金来自自己的工资积蓄，没有造血功能，凭着一股激情，消失得也很快。
“所以，必须要有商业的管理模式。”刘润说，“在今天，公司的发展比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要快得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要求你必须换一种营销模式，这个非盈利组织是赶不上的。”身为商业组织的一员，刘润希望能够把自己左手学到的东西用到右手。
最开始，刘润犹豫到底是用eBay还是用当当网的模式。“eBay等于一个24小时开放的跳蚤市场，不参与任何一项买卖，但是一亿多用户，一年养活300万美国人；当当网则是做分解做物流。我们当时只有几个创始人，对我们来说，前者的模式容量要大得多，所以选择eBay的模式，做一个C2C的平台。”
在“捐献时间，分享快乐”的网站上，志愿者和需求者自愿匹配，双向选择，连活动时间也是自行确定。刘润认为这种C2C的公益模式能够解决中国目前志愿者活动的痼疾。
“中国的志愿者要么流动性太大，凭着新鲜感在做，要么是强制性的义务劳动。很少有国外那样主动、持续20年做同一个项目的。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机制：第一，你看不到志愿者活动在哪；第二，即便你参与了也不一定符合你的价值观；第三，很多活动组织得不好，让人觉得不参加也罢。这些问题是中国目前志愿者精神萌芽阶段的要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志愿者精神就会像之前慈善家精神那样，遭受一轮打击。”
在成员的信用管理上，刘润也借鉴了淘宝、eBay的模式。在“捐献时间”里，每名志愿者都有自己的网页，记录他的专长、参与过的公益活动、捐出的时间、得到帮助的人数、得到的评价。志愿者和需求者在活动结束后互相评价，建立起一个信用累计的评价体系。刘润设想，这个信用体系将来的作用会更大：“甚至和银行贷款记录、驾车记录、保险记录放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社会信用记录的一部分。”
两年来，刘润的公益团队一直保持在7个人，“再多一个，就要被认为是资本家了。”这7个人都是公司职员，有2人负责对外商务合作，1人负责网站技术问题，1人负责网站编辑，1个财务，一个负责媒体。团队有自己的财务管理制度，每个月公布财务报表，公开收支状况。团队保持每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开电话会议，交流工作进展，增加归属感。除了7人团队，网站还在全国各地设有“时间大使”，拓展活动的地域范围。这些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拿任何薪水。“其实管理得好，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现在我一周只有10％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但还是很难。”刘润说，“我现在才理解德鲁克那句话（最优秀的管理者来自非盈利组织）的意思——在商业组织里管人和公益组织里管人完全不一样。第一人家不拿工资，第二人家本来就是做好事，你管得太紧，实际上就是把人家往外推，项目往往很难推进。没有工资这样的激励机制，你就只能靠愿景来刺激，靠一些大家共同相信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所不断造就的成就感。”
至少在今年3月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之前，这一切被证明是高效的工作方式：“我们一共花了20000块钱（来自企业赞助），做了200多个活动，捐献了20000多个小时。如果一小时值100元，这就是200万。以2万元刺激了200万的社会价值。这难道不算高效？”
像做股市一样做公益产业
一个完全义务的公益平台能否持续成长？仅靠价值观的刺激——这是乌托邦吗？刘润其实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在管理学上有个叫做成长因子和抑制因子的理论。一开始，我和我的团队都是成长因子，因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理念，把商业管理的方法、创意、经验、方法论带过来，砰的一下就涨很快。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一个Leader，你必须看到，我们成长到这个阶段，自己已经从成长因子变成了抑制因子。我们只是业余时间来做，有越来越多好的建议，我们却没有时间和资源实现。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经验已经成为瓶颈。我们看到了这个抑制因子，而且找到一个新的成长因子进来，就是中央电视台。”
2007年3月19日，“捐献时间，分享快乐”宣布和央视合作“慈善1＋1”计划。央视带来的资源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经费开始由央视负责，“随便搞一个网上发布会，潘石屹就捐了100万”；网站原先放在刘润一个朋友的服务器下面，现在央视有一台专门的服务器，有一个30人的专职团队管理维护，还重新找人写代码，承担更大的用户量。崔永元、白岩松、敬一丹这样的著名主持人也为项目免费宣传。“这些都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刘润说。
一个大的商业机构和一个草根公益组织的合作——这算是一次“兼并”吗？
答案是默认的。“央视很聪明，它一个商业机构，如果现在才来拷贝我们的创意是要花成本的，但是如果合作，接过去，也不花什么钱，起点又高。”“捐献时间，分享快乐”的核心成员应正说。他是一家网站的网络经理，负责“捐献时间”的商务合作，和央视的合作由他对接。“现在，服务器在北京，工作人员在北京，经费在北京。（上海？）上海只剩下我们这些人接受你们记者的采访。”
作为“慈善1＋1”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其他两名成员来自央视新闻和央视国际），刘润不在乎“兼并”一说：“我完全不担心。捐献时间的核心理念是志愿者精神，我是要让它挂在一个人名下还是要让它发扬光大？我要后者。央视的加入可以让我做一些我一直激动、一直想做、却一直没资源也没资质去做的事情——就是钱。之前，我不能去碰钱。”
“慈善1＋1”计划的意思就是一小时加一元钱。对于刘润来说，一小时的理念是已经成功操作的，一元钱的理念则有待验证。他为央视设计了一个“类似于股市”的商业模式。
在“慈善1＋1”的计划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将来也可能是其他方式）捐1－30元钱。一旦捐款达到5元，你就会收到一条短信，提醒你上“慈善1＋1”的网站。登录网站之后，系统会提供一些备选，你可以自己选择这5块钱要捐给哪个公益组织的哪个项目。每个公益组织来申请都需要经过资质审核：有没有成功项目？有没有连续3年做公益？每个公益项目接受的捐款一旦达到3000元，负责资金托管出纳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就会把这笔钱打到该项目的账户里。此后，这笔钱的流向将接受网站的监控，每周公开和更新一次信息。央视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哪个项目好，哪个项目不好，他们都可能扛着摄像机去拍摄，然后在央视的平台上播放。
“这是不是有点像股市？出钱的人是不是有点像消费者和投资人？网站和央视是不是有点像证监会？公益组织是不是有点像上市公司？当你能够选择你捐的钱给谁、到了哪里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恢复对公益组织的信心？一旦恢复了信心，你的钱是不是会继续再到这个平台上来？事实上，任何一个公益组织都不需要钱，只有项目才需要钱。如果你把钱给了一家组织，你不知道花到哪个项目去了，这个时候就容易滋生腐败、产生管理问题。任何一家上市公司扩股的时候都会提出你把钱花到哪个项目上去，股民才会去买你的股票。一样的道理，每一个人是把钱捐给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监管这个项目的操作。今后，公益组织可能也像上市公司之间那样也有竞争，公益组织的水平就这样可以提高。”
刘润说这个创意来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思路。”盖茨做慈善的方式也是他做产品市场的方式——成立基金会，并且亲自操作和参加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教育、重大疾病防治问题。巴菲特做公益就很简单，把三百亿美元捐给盖茨就好了，这就是一种金融的思路——把优质的资源给到优质的项目。
然而，“这两种思路在宏观经济里被认为是两个割裂的市场，不过通过钱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今天做公益也是一样，大部分的公益组织都是在产品市场里在做，每个人都做具体的项目。我们缺乏一个金融市场，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优质的资源给到优质的公益组织和优质的项目。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机制的话，中国的公益就是割裂的、不对称的，效率永远难以提高。”
刘润有一个梦想：某一天，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能够竖起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的电子数字飞快翻滚，代表每一刻正在发生的志愿者行为。“这块牌子代表了中国的志愿者精神，每个数字的翻动都代表此时此刻中国这块土地上都有一个人正在帮助另外一个人。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数字翻滚越快，你就知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帮助别人。”
刘润曾经跟很多人谈过，这块牌子到底立在哪？“央视说，将来就立在央视大厦的门口，就是东三环正在盖的那个非常奇怪的建筑。”应正并不这么乐观。“和我们签约的只是央视的节目组，将来，这个节目停办了，或者这批人离开了，捐献时间这个项目还会在吗？”
访谈
“公益给我上的MBA课”
《中国企业家》：你32岁，一般这个年纪的人都在想着创业和赚钱，你哪来那么大的热忱做公益？
刘润（“捐献时间”创始人）：之前我在微软做了5年经理人，对管理非常感兴趣。我相信管理是能够产生效率的方法论。不能说迷恋，但是我相信管理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带来效率，不仅在商业，甚至在你的个人生活和公益行为，都能创造价值（刘润在网上有一个著名的帖子：“出租司机给我上的MBA课”。）。
《中国企业家》：你的“捐献时间”创意可能被拷贝吗？
刘润：当然有可能。但是一个商业模式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它的门槛不在于模式本身，而在于它到底造就了多少用户量和关注度、是否原创。我们做了这么久，有个准入的门槛，会随着我们的发展被自然而然地垫高。
《中国企业家》：央视这么大一个品牌，你不担心“捐献时间”的品牌被覆盖掉？
刘润：我一点不担心。志愿者精神是我们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志愿者匹配”可能和央视国际合作，将来“志愿者培训”可能和凤凰卫视合作……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公益品牌。当我们和一家合作的时候可能会怀疑和害怕：是不是会被央视盖过？但是将来和其他机构合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会互相制衡。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说一个创意的诞生要5分钟，实现要5年，成功要50年。你的公益创意现在离成功有多远？
刘润：很远。因为“捐献时间”这个理念要完全发挥它的价值，必须要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要发挥最大价值，一定要有5千、5万个需求者，500万、5000万个志愿者。因为在这个容量之下，它的匹配度才会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