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年打造花旗帝国的金融奇才，用慈善方式来找回他想念的管理公司的感觉
文/本刊记者 侯燕俐
“这是你的最后一件交易吗？”
“这是你的最后一篇文章吗？”
饶舌式的反问，坦率、自信、不甘人后，典型的桑迪·韦尔语言。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金融巨头之一，却仍然没有安全感。他雷厉风行，脾气暴躁，雄心勃勃。直到做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帝国，他也不愿意对自己的传奇生涯划上一个句号。
然而，这就是桑迪·韦尔的最后一件交易了。1998年4月，花旗和旅行者宣布700亿美元的惊天合并，65岁的桑迪·韦尔臻至事业的巅峰，之后的事就没什么劲了——金融危机、“9·11”、安然事件，他2003年和2006年把花旗集团CEO和董事长之职传给了继任者查尔斯·普林斯，从不言退的他终于谢幕了。
今年6月，74岁的桑迪·韦尔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视频采访。如果不是隔着网络，热情的他肯定会给记者来个“熊抱”，就像他当初一次次强势并购一样。这位贪恋美酒佳肴的饕餮之徒，脸色红润，身体发福，稍显落寞，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我现在的生活和以前在商界很明显的不同，星期天晚上可以放松并睡个好觉了。我做企业时，总是担心下一周有谁会在世界哪个地方做出什么蠢事。”
能用空气赚钱的人
作为犹太移民之子，桑迪·韦尔的个人奋斗史具有白手起家的草根特质，他克服了无数艰辛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练就了先人一步的竞争直觉，顺境中通过管理削成本，危机里通过并购捡便宜，终于实现了缔造一家伟大公司的理想。
桑迪早年领袖气质并不突出，甚至有些内向、害羞。他成为领导者后有时仍然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
幸存是游戏的名字。“我想告诉你，人不可能坐等生命中的一切，必须主动去争取。我是个乐天派，可能有时入睡前头脑中会有些阴云，但一觉醒来我又会变成个乐天派。”他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一个礼拜就结婚了，误打误撞进了一家证券经纪公司，每周挣35美元。“那时我很内向害羞，但我夫人不断推着我给客户打电话、做更多业务，我们必须要养孩子、买尿布呀……从而开始了我的事业。”
1960年，27岁的桑迪·韦尔以借来的3万美元起家，合伙创业公司卡特-伯林德-波托马-韦尔（CBWL）被蔑视为“加生菜的腌牛肉”（Corned Beef With Lettuce）。但几经并购，他建立了当时美国排名第二的证券经纪公司希尔森，并于1981年出售给美国运通。“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里程碑性质的事件。”
并购，几乎附着于桑迪·韦尔的一生。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盘算使事业增值的可能。2001年68岁生日时，部属们送给他一部掌上电脑，里面预设了所有可能的句子，甚至包括：“嗨，我是桑迪·韦尔，我想收购你的公司”。
不过，美国运通CEO吉姆·鲁宾逊分而治之的管理和另一名高管郭士纳的权力之争，使他这个总裁形同虚设。痛苦抉择之后，“第一次没有忠于自己”，1985年，他带着5000万美元和门徒杰米·戴蒙（现摩根大通CEO）选择了离开。
一年流放——其间桑迪试图向亏损的美洲银行注入10亿美元，并担任CEO，但被拒绝。“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仍然还在这儿，我是个玩家，我想回到游戏中去。”终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1986年，买下巴尔的摩的商业信贷公司成了他事业的第二个起点。藉此，他重返纽约上流社会。
历史总是富于戏剧性。在收购了Primerica和旅行者后，桑迪的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媒体的标题是：“华尔街的新巨人”。他志得意满，“这次买到了金融业最伟大的品牌，现在这样的品牌没剩下几个了。”然后他从美国运通回购了希尔森。1993年1月，运通宣布亏损1亿多美元，剥夺了鲁宾逊的CEO职位。桑迪在自传《The Real Deal》中坦白：“我通常并不会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但我承认我感到了复仇的快感。”
“如果事做成了，钱自然就会来了。从1986年前我买下商业信贷公司以来，到最终变形成2003年的花旗集团，我们的股票回报率达到2600%，比杰克·韦尔奇、巴菲特以及格林伯格挣得都多。”
无怪乎杰克·韦尔奇都要评价桑迪·韦尔是“那种能用空气赚钱的人”了。
花旗霸业
桑迪·韦尔一直珍藏着一张纸条，那是1997年9月旅行者和所罗门合并时巴菲特写的：“最近几十年来，桑迪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可以为股东创造巨大利润的天才，并且精通糅合和管理金融服务业的并购，所罗门也不例外。”
他毫不矜持，“过去50年中金融服务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成功做到了领先于行业发展趋势一步，不止一次地，我担任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角色。……妻子称我为现实的梦想家，因为我着眼于大局，以建立一家伟大而经久不衰的公司为目标，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成功只能靠一步步积累。”
华尔街本身也在巨变，1997年初，摩根斯坦利和添惠合并，大型金融集团成为趋势。1998年花旗与旅行者的合并是桑迪一生中最得意的并购案，改变了金融业的面貌，推动了大萧条时代以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关于银行混业经营的瓦解。
1998年2月25日，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桑迪焦急地等待着花旗CEO约翰·里德的到来。过几周他就要65岁了，当晚的会面将使他在金融史上留名。次日早晨，戴蒙接到了桑迪的电话，他几乎语无伦次，“你不会相信！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笔交易！”戴蒙立即明白了，“终极交易？”他喊道。
双方秘密谈判，代码分别为旅行者——“木星”，花旗——“土星”。直到今年回忆此事时，桑迪仍然非常兴奋。“我们的股票在合并当天升值至700亿美元，那是我所知道的最佳表现。如果回顾一下合并后七年的业绩，利润从70亿美元增长到200亿美元，增加了三倍。我认定合并会成功的另一个理由是在我们交易的两周内，没有任何东西泄露给媒体，这充分说明所有的人都认为合并是件好事。”
象征主义是桑迪骨子里的。他曾经倾心成为美国运通的一部分，运通卡是财富和世故的象征；而拥有了旅行者以后，带有红伞标志的领带成了他的最爱。花旗合并当天，桑迪站在大楼里向高管们分发红伞领带。——但今年初，花旗银行计划去掉Logo里的红伞图案，并将文字缩短为“Citi”，令桑迪感到遗憾。
“金融服务业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行业，”桑迪坚信，“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巨大的贸易逆差和高储蓄率将使中国继续成为全球其他地区的投资人，金融业恰恰会为此助力。中国最近向私募基金公司黑石投资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2002年3月，花旗庆祝在中国100周年，69岁的桑迪在众人簇拥下，为花旗上海分行剪彩，“现在十分自豪能与浦东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合作。”“中国正在经历空前的变革，创业精神始终使我难忘……我预计2008年奥运会会对中国金融业乃至其他行业带来很好的影响，我很高兴我的好朋友郎朗在开幕式上表演。”
从金融家到慈善家
再辉煌的明星，也终有失去聚光灯的那天。“我直面这个事实，那就是我再有没有精力110％地投入工作，如果我不能彻底退出，对公司和股东是不公平的。”关于退休，桑迪·韦尔有过摇摆，但他不愿在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候谈及继任计划。
2000年3月，桑迪67岁生日，按照惯例，普林斯为他举办了生日宴会，他打扮成摩西的样子——摩西是先知，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来到“希望之乡”。
事实上，桑迪的职业生涯里有两个阶段的日子不太好过：一是当美国运通总裁及随后蛰伏的一年，一是2002年的监管风波。因花旗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牵涉到世通和安然丑闻，导致其商誉受到质疑，桑迪常常“在读报纸时咬牙切齿和麻痹自己”。
退休后桑迪也有个遗憾，他本来也想像郭士纳去凯雷、韦尔奇当Dubilier & Rice顾问，建立自己的PE公司。他打算在花旗及其客户中间寻找潜在投资者，同时向花旗提供咨询而获利。但董事会否决了这个计划，他们认为这可能会违反桑迪聘用合同中的非竞争条款，桑迪挺受打击，“这迫使我寻找别的方式来找回我最想念的管理公司的感觉。”
好在从商50余年，桑迪做慈善也25年了，“这使得我从花旗的退休更为顺利，同时也想将我在商界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慈善行业中。”
如今，桑迪的慈善事业主要分为三部分。1980年，他创办了美国全国教育基金会，商界领袖与教育工作者一道，把高中生训练成从事初级金融服务岗位的人才。这项工作已经走向全球，并且最近接到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
1983年，卡内基音乐厅的艾萨克·斯特恩邀请桑迪担任联合主席，参与音乐厅重建资金的筹集活动。桑迪率先拿出25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我们已经开始为其他国家的孩子提供远程学习项目，效果十分明显，艺术是可以沟通文化隔阂的。”桑迪结识了一批音乐家，马友友和郎朗都是他的朋友，“我期待着2009年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中国节。”
从1996年起，桑迪担任康耐尔大学以他命名的医学院董事会主席，筹集了13亿美元资金支持生物医药研究、医学教学及病人护理。他们也在坦桑尼亚、多哈、海地等建立了医学院及研究机构。
他分明感受了一种财富传承。“回到工业革命，你看看真正帮助建造美国的这些人如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他们对建立家族王朝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们将获得的大部分收益回馈给社会，并且为社会贡献他们的脑力，我认为那是一个仍然存留在现代美国的典范。”
“当然，比起上述名流，我所做的事还很小很小。”桑迪以一贯的直率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我还不能肯定这些非营利组织能否填补离开一家营利性机构给我的生活造成的空白。”
桑迪·韦尔人生十大法则:
在其他人遭遇失败的时候获得成功。
一起学习，一起战斗。
福兮祸之所伏，让你的不安全感为你服务。
如果过去不完美，就让它过去。
品牌嫉妒没有什么不好。
直觉是培养的，不是天生的。
要勇敢但也要脆弱。
失败可能是好事。
做一个现实的梦想家。
投资于非营利机构能够带来极大的商业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