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在中国和跨国巨头的环保博弈，以及他们的“绿色”青春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一进门，发现每个人都乐呵呵的。
一个女孩吹着电风扇，在啃一根老玉米；一个长头发的男孩趿着夹脚拖鞋，在走道里别别扭扭地骑一辆折叠自行车；一群年轻人坐在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开会；橱柜边的垃圾桶里装着废弃回收的墨盒；每张办公桌上满满都是书和资料，但多少都有点绿色，要么是一盆正在呼吸的植物，要么是一张自己画的环保海报。
这是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在北京的办公室。到2007年，这家国际环保组织的中国分部已经成立10年了。
媒体主任王晓军大大咧咧地走进来，穿着大T恤大短裤，却细心地用白瓷杯子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把空调开到26摄氏度——这是客人的待遇，采访一结束，他们又会用回电风扇。自从在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不用纸巾用手帕的习惯——这很容易理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绿色和平组织和印尼金光集团APP曾经就对方在云南、海南的毁林行为进行博弈，并处于胶着状态。
“并不是每个人穿着都这么随便。”污染防治项目经理梅家永说，“和跨国公司面对面的时候可能要西装革履，抗议活动的时候可能还要戴防毒面具、穿白色防护服。”
事实上，强硬的、高姿态的抗议——所谓的“非暴力直接运动”一直是这家环保组织最著名的工作方式。自从2003年在香港加入绿色和平组织以来，作为电子污染防治项目的负责人，梅家永已经在北京、美国、日内瓦多次经历过这种“现场”。——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说绿色和平组织，就会联想到他们冒险拦截捕鲸船、冲击核试验场的场面。
“心里会害怕，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抓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办公室的正常运作。虽然律师说没有问题，但我们还是会作最坏的打算。”梅家永说，“而且行动也不一定马上奏效。”
2005年11月，他们给进入中国20年的惠普送了一份煞风景的“礼物”。三名同事身穿白色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出现在中国惠普大厦前，打出了“惠普停止用毒”的字样。2003年12月，绿色和平组织荷兰总部对9件电子商品随机抽查，结果显示惠普、戴尔、IBM、诺基亚、三星等公司的产品都含有有毒化学物质。
这是“非暴力直接行动”在中国大陆的“处女秀”。此前2004年，绿色和平在惠普欧洲总部抗议过，也在北京科博会上展出了一个巨浪形雕塑，由从广东贵屿镇运来的电子废弃物压制而成——贵屿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
梅家永还试图接触惠普新CEO马克·赫德。2005年6月20日，在奥体中心，他准备了贵屿的污染报告、惠普有毒产品的零件以及“致马克·赫德的一封信”，准备亲手交给赫德。“我看到他，喊了他的名字：马克先生，你能停一下吗？结果他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他一眼，他没有理我就走掉了。”
后来双方坐下来谈判，惠普做出了承诺，于是出现了喜剧的一幕：两位身穿红色唐装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送来了一幅匾，上书“戒毒尚未成功，惠普还需努力！”
但梅家永仍有挫败感，“2003年开始做电子污染防治项目，希望贵屿改变，希望企业清洁生产停止用毒，发了很多问卷，没人理我们。整整两年的煎熬，我怀疑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有意义？我们投放了那么多资源、那么多精力，何时才是尽头？我们不可能5年、10年一直做一个项目，必须有始有终。我们只是催化剂……”
这不是梅家永第一次遭遇阻力。2003年，他从牛津大学政治专业毕业回到香港，告诉妈妈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妈妈问，是律师还是工程师？意外的答案：和垃圾打交道——不过，说服妈妈比说服那些企业巨头要容易多了。
梅家永的同事卢思骋也是香港人，当年他们一个念港大，一个念中大，很早就认识了。学生时代的卢思骋“留长发，是个愤怒青年，向往1968年的法国”。现在，他是留平头的中年父亲，管理原始森林保护项目。和APP的拉锯战，他就是主要负责人。他说他相信那句著名的口号：“做现实主义者，行不可能之事”（1968年法国革命的口号还有：要作爱，不要作战；实现梦想；让想象夺权。）。
2007年，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四大项目：风能（推出《风力广东》报告）、电子污染、森林保护、转基因问题（卡夫和金宝汤的转基因食品风波）都有所斩获。最让梅家永骄傲的是，在今年第三季的“电子企业绿色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联想（见本刊今年第12期《联想变“绿”》），最末一名是苹果（苹果也已推行“A Greener Apple”的政策）。
“我们在一个和巨头博弈的环境中，其中的起落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屿考察，其污染之严重，简直就是个悲惨世界。”梅家永说，“不够乐观、没有幽默感，遇到问题不会自嘲的人，没办法在绿色和平组织待久。”
梅家永和卢思骋都“不想愁眉苦脸地做环保”。他们最新的动作之一是和摇滚乐队麦田守望者合作，主唱萧玮为他们作了一首歌《Green》。
“有朋友介绍我认识萧玮，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很谈得来。”梅家永说，“后来有一天，我在电梯里碰到萧玮，他送给我一张EP，里面就是这首《Green》。”这首歌即将收在麦田守望者8月发行的专辑里，梅家永期待它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关注环保。
“Green不只是环保的意思，它还意味着年轻、活力、有朝气的、蓬勃的。”萧玮说，“你可能在听到环保的时候会麻木，但是对于青春，你不可能无动于衷。”
萧玮不止作了这首歌，去年夏天，他抽时间去了一趟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堂雨林”，睡帐篷、吃打猎的食物、喝湖水、看当地人如何砍断一颗参天大树。“那些原木，本来白人过去可能只花5美元就买得到，然后转卖给跨国公司，现在绿色和平组织给原住民提供一些帮助，至少他们能够卖到2000美元了。”
这其中有多少历险？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敲打”跨国公司
《中国企业家》：从雀巢、惠普到印尼金光集团APP公司，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似乎总是把焦点放在跨国公司身上，为什么？
梅家永（绿色和平组织北京污染防治项目经理）：我们关注的是所有公司的环保行为，但是我们比较倾向第一选择真的有能力改变的，第二选择它的改变能影响整个行业的公司来关注。跨国公司都有环保部门，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把要求和想法告诉他们。以我对于惠普、戴尔的了解，他们拥有那么高的市场占有率，在做出停止使用有毒物质的承诺之后，很快就会用他们跨国的全球影响力去跟政府探讨，要求立法，以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我们的项目，这个立法的时间正在加快。
《中国企业家》：绿色和平组织不过三四十人，又是一个无权无势的NGO，但面对的往往是行业巨头。他们凭什么听你们的？
梅家永：首先一定是做调研。我们在2003年发现电子产品有污染的大问题，去广东贵屿做了实地调查，绿色和平组织英国实验室帮忙做了大量的科学报告，证明电子垃圾对水、空气、泥土的污染。另外，拿了各品牌的电子产品去拆解，用特别方法验出里面有哪些有毒物质。通过这些调研，找出很清楚的证据——这一切不是我们感情用事。
下一步，将这些资料给他们，定出一些环保的要求，商讨能不能就停止使用有毒物质给出一个时间表。我们也不是要一蹴而就，先选一些最毒的、很难被降解的、很容易被人体吸入的有毒物质，就此提出要求。我们明白，他们是跨国企业，不是一个5个人的小厂，要内部做调研，平衡他们的利润和供应链。一切需要时间，一步一步来。
《中国企业家》：去和这些公司沟通的时候，他们反应如何？
梅家永：有的根本没回应，有的一味拖延，有的可能不满，觉得你为什么找我麻烦？还有些公司会玩一些“花招”——所谓Green Washing，一方面不改善污染行为，一方面又捐些钱出来做慈善，请媒体宣传。当然也有公司反应很积极，比如诺基亚——它的产品比较小，改起来容易；这些环保动作是他们在欧洲已经做好的，只要修正一下就可以。很多跨国企业在环保上有双重标准，把欧洲和中国一比较就很明显：欧洲现在有法律，要求用完的电脑所有企业都要回收，还要用环保的方法拆解循环再用。但是中国没有，企业往往说，没有法律。但是你骗不了我们——我们知道你在欧洲是怎么做的。
《中国企业家》：很多公司一开始并不买账，久攻不下，你们怎么办？
梅家永：很多人以为我们的杀手锏是强势的抗议活动，所谓“非暴力直接运动”。但这种高姿态只是我们引起公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法。如果没有之前做的公共教育、科学研究、公司沟通，只是抗议，肯定会失败。公众不会同情，公司也不会尊重你。为什么我们的项目比较成功？因为我们是先礼后兵。第一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我们是讲礼貌的，第三，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我们就用其他的强硬方法。
微妙之处在于，其他和惠普差不多的公司像戴尔、IBM开始有危机感，觉得应该在绿色和平组织找到自己之前尽快行动——这个都是我们计划里的，我们公开就是“打”惠普，但是背后不断和别的大公司接触，希望他们能够比惠普更快。如果一个大公司久攻不下，我们就会绕过这个公司，不会死攻。跟惠普沟通了很长时间，但第一个突破口是宏和戴尔。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当时戴尔和惠普竞争很大，我们就利用这个竞争。最后戴尔第一个走出来，说他们愿意改变——这样我们的多米诺效应就开始了。从2003年到2005年，我们终于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能够推动这些大公司做一些改变。
《中国企业家》：本土公司的反应和跨国公司有何不同？
梅家永：他们不懂得怎么回应。我们发过一些问卷给一些本土公司，他们很多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NGO。很多根本就没有环保部门。一个小企业，我们“打”它没有意义，也没有影响力，它只是一个小朋友。我们同情他们，希望能够健康、正面地支持这些企业。我们在和政府接触的时候也希望政府能够支持这些企业，贷款给他们做一些相关的环保研究，鼓励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多交流，使得他们在技术上面可以提升。但是如果有一天政府立法的话，结果一样——他们一样也要遵守游戏规则。
但是那些做国际化的企业，他们的回应特别快，因为他们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游戏规则，比如联想。如果他们只是去埋怨欧洲、美国定了很多环保的壁垒，没有前途的，因为对环保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而且他们并非针对中国企业，全球企业过去都是这样的。
《中国企业家》：你们的行动有没有遭受来自公司和政府的压力？
梅家永：地方政府会有压力。当初我们介入贵屿的电子污染，当地政府就有点不爽，担心中央不准他们继续这个产业，就没法赚钱了。但是我们做了贵屿的健康发展报告，和环保总局、发改委沟通，他们很支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去推动大企业，他们也很支持。其实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一下。
为什么我们从不接受企业和政府的捐款？你看，如果我们收了钱，他们就会说：你都收了我的钱了，还来烦我？我们针对惠普不针对联想，人家会问：联想是不是给了你钱？事实上，我们的经费来源于香港，有一队筹款人员在大街上筹款。目前我们有超过一万多支持者，自愿每个月捐一百块。我们的支出主要在项目费用，行政费用不能超过10%-20％。
《中国企业家》：在和大公司沟通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教训吗？
梅家永：有一次，和一家跨国木材公司沟通成功，第二天就要宣布他们的环保承诺。但是前一天晚上他们的总部领导来了，和我们讨论了一夜，最终反悔。结果第二天的发布会被迫改为对这家公司破坏环境行为的发布。
这是个教训。我们学到和大公司沟通一定要直接和有决定权、话语权的人谈。我们要尊重企业，但是也要了解他们，如果要推动他们，和他们合作，一定要知己知彼。
《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做环保有什么特殊的国情？
梅家永：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对于环保行为的法律监督不完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有钱的企业不怕罚款，给钱就是了。但在香港，不是罚款一次那么简单，如果你继续违反，罚款会逐次递增。我们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如果你违法一定要罚到你有一个压力，让你的企业不能继续随便排污。
中国这么大，到了地方很难真正把每一个法令落实，这是很遗憾的。
《中国企业家》：政府、公众、企业都是环保的利益相关者，NGO扮演什么角色？你们有成就感或悲壮感吗？
梅家永：我们肯定站在公众这边，是公众、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把环保的教育和信息传递给公众，然后公众一起支持我们推动政府立法，推动企业停止污染生产。我们只有40个人，就能够推动那么大的跨国企业，而且不止一个跨国企业做出那么大的改变和承诺，这是我们很自豪的。拿贵屿来说，我们希望它能尽快改变。但是很可惜，我们过去制造出来的垃圾太多了。我们也很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