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也娱乐化了，纷纷热衷于上电视畅谈商道和表现人性，他们的真人秀能成为中国商业社会转型的影像日记吗？
文/本刊记者 丁伟
曹启泰是个电视超人。他主持过数十档不同类型的节目，晚间经常能在新加坡“百万大赢家”、浙江卫视“太可乐了”、央视《全家总动员》、凤凰卫视“投资与收藏”、北京卫视《我爱我的2008》等感受到他的幽默风趣。
不过，对于这位台湾名嘴、畅销书作家（写过《结婚真好》、《我爱钱》等）、做生意欠过1亿6千万元台币巨债的“CAO”来说，他很心仪也因此获内地第一个奖（最佳创富节目主持人奖）的是东方卫视的财经脱口秀“波士堂”（Boss Town）。从2006年6月开始，他念叨着“商道即人道，财经也轻松”上场了，和企业家嬉笑怒骂，随性聊天，做成了财经版的“康熙来了”（台湾娱乐节目，以搞怪著称）。
无意间，曹启泰见证了中国企业家丰富多彩的一面，这一群体形象和个性的转变，此中乐趣非娱乐明星所能道也。在《波士堂》，江南春念诗，唐骏吹萨克斯，严介和耍石锁，王文京唱歌，王正华打太极；王石说自己是个“男人”，王中军打开了家门，卫哲当场宣布加盟阿里巴巴，周鸿礻韦差点砸场子，俞渝说这个节目好Web2.0啊……
“我们就是要挖掘企业家的娱乐价值，”《波士堂》出品人、唯众传播总裁杨晖说，“精英主体，平民视角，用视觉的手段呈现一个阶层的生活与生意。”
这其实是很多电视人的理想。自1996年《实话实说》起，谈话节目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十年，但渐趋势微，《对话》、《艺术人生》都收视率下滑。有意思的反差是，在娱乐的滥觞中，企业家也不能“幸免”，纷纷上电视畅谈商道和表现人性，财经脱口秀却反而异军突起、大行其道了。
呔，带老板“过堂”
中国不乏有个性、玩生活方式的企业家，张朝阳作秀、王石登山、潘石屹拍电影，老潘还被称为“中国的特朗普”，罗康瑞则做了《学徒》的中国版“创智赢家”。反正前有互联网热，后有选秀热，人们习惯了在电视上见到他们，好像尚未审美疲劳。
2005年“超级女声”火爆，王石每场不漏，还到处向人推荐，说从“超女”看到了未来。这时候，王石并不知道，一些财经节目受“超女”的刺激，正筹划着也娱乐起来，像他这样的企业家正是理想的嘉宾对象。
这年8月，袁岳接受了东方卫视“头脑风暴”的邀请，“玩票”主持。9月，央视《地球故事》制片人张晓阳接到任务，筹备一档新栏目，在全国性的媚俗风气中“向思想要影响，去娱乐化”，一年后，《商务时间》亮相。过了2006年春节，杨晖录了江南春、严介和两期节目，在6月份世界杯期间一炮打响，引发了电视界和企业界津津乐道的“波士堂现象”。2007年1月，路彬彬在北京台主持“名人堂”，口号是饶舌式的“脱掉面具，脱掉功名，脱掉繁忙，脱掉欲望，《名人堂》脱、脱、脱、脱、脱口秀……”
这些节目宋柯都上过。在张蔚主持的《决策》，宋柯参与讨论网络音乐的话题。在《商务时间》，“企业家，你幸福吗？”。在《波士堂》，他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他的成长史。在《名人堂》，他说着钻石王老五的事，很冤枉地问，“这不是一财经节目吗？”
什么叫波士堂？“就是老板过堂，三堂会审。”杨晖说。这位资深电视人，创办过湖南卫视《新青年》（柴静主持）、《岳麓书院千年论坛》、CNBC的《决策》（哈佛商学院案例）等。她对电视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传媒就是一门生意，客户主导，只有把握观众的需求，才可能顺势而为、有人买单。”（她还推出了针对白领的《上班这点事》。）
做客《波士堂》时，对于诸多头衔，王石说他当然是企业家，“像我这样坦然的企业家不多了，尤其是80年代创业的。”在秀的环节，王石没唱歌，而是讲了他收藏的石头的故事。三个观察员轮番上阵，同为山友的《新周刊》社长孙冕说他是个“爷们”，女主持人陈辰说他“喜欢征服”，对于证券人士金岩石的专业问题，他还第一次透露了万科股权的事。
录完节目，王石对杨晖说，“来之前，听说你们挺（恶）搞的，我很忐忑，没想到非常愉悦。”他答应推荐其他企业家来，并愿意做观察员——今年5月24日，王石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大成集团总裁韩家寰如约而至。
杨晖承认，《波士堂》早了不行，晚了也不新鲜。“美国的Business就是Business，大的商业必定造就大的文化，需要大的人格来支撑才是健康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逐步完成了新旧企业家的交替，他们的人格初步形成，但还很不成熟，还处于天使和魔鬼之间，殿堂级的企业家也不能和历史、文化大师相提并论。我选择让企业家还原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做人事，说人话，在路上寻找属于他们和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这不，金志国在《波士堂》打起了山东快板，“这种感觉真叫爽，哎，真叫爽！”王长田露了一手毛笔字，对联以“闷骚”为题，曹启泰急中生智，脱口而出：“闷人尽洒英雄泪，骚客都在波士堂”。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同行相轻，但聪明的电视人不愿被比较。就像奥普拉·温弗莉与玛莎·斯图尔特是不一样的，杨澜与陈鲁豫也大相径庭，《名人堂》与《波士堂》是不同的堂。
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财经脱口秀，都想改变以往财经节目严肃有余生动不足、有影响力没收视率的问题。“如果你做娱乐能够走大众，做门道走中众，两边不靠就走小众。”袁岳说，“大部分人有热闹就够了，但有一些人会寻求门道，热闹之乐与窥视之趣是观众心中愿望之鸟的两个翅膀，热闹越多动力越强，因此，财经脱口秀有极大的市场空间。”
谈话的基础已然具备。路彬彬说，“企业家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在追求一些精神的东西，愿意做意见领袖。”杨晖说，“人都有赚钱的欲望和成就动机，你离企业家并不远，你也可以成为其中一员。”
于是，企业家被设置了一个“场”。《商务时间》是所谓“电视版的MBA”，十几位嘉宾分成两个阵营PK，上下楼的结构只有胡瓜的“非常男女”才有。“头脑风暴”则如其名，在袁岳的挑逗下，三五个嘉宾唇枪舌剑，“不管谁来，都是这个产品形态”。《波士堂》高扬娱乐精神，曹启泰插科打诨，观察员轮番上阵，还原企业家的本色。《名人堂》更跨界，拉下名人的身段，向老百姓分享方法，“商道折射的生活之道”。
由于不同的平台、资源及电视理念，这类节目也竞争激烈。据说《商务时间》筹备时，曾与《决策》谈过合作。《波士堂》开始时曾在北京台试播，但收视一般。跟央视同行交流时，杨晖说，与其做财经版的“艺术人生”，她更愿意“非主流”。但即使娱乐，也有人不以为然，“老总唱歌不好听跳舞又不美，跟我什么关系？”
终究，财经脱口秀成了企业家一个或虚荣或高端的游戏。袁岳说，企业家分两类，一是真想上，觉得露脸、新鲜；一是愿意接受挑战，好玩，江南春上《头脑风暴》就说，“我要把你们说得都没话说就是我赢了”。杨晖说，“好的节目必须有真人秀的本质，真实地暴露人性。只要你摸对路，是善意的，Boss都有男人的好斗性格，会觉得过瘾。”
哪些企业家受欢迎？《波士堂》有五个标准：公众知名度、行业影响力、个性魅力、成长性及新闻性，王石、刘永好、郭凡生等收视率就很高（1.2，在第一财经最高）。袁岳总结道：有名的嘉宾观点少点没关系，有观点的名气小点没关系，如果时间紧选点熟人，但对陌生的嘉宾才好“下得了手”。
而在《名人堂》，关键不是嘉宾有名，而是能否讲故事，敢于表达观点。“治大国若烹小鲜，”路彬彬说，“好的企业家有方法处理好企业和生活。”李亦菲、黄辉谈“打工秘笈”，郭凡生、李国庆痛苦过年，温州商人理财……成了百姓生活指南。但企业家不见得陪媒体玩。“他们嫌在《商务时间》说得少，嫌在《名人堂》我问得多。”路彬彬够“八卦”了，仍有人说她太阳春白雪，应该贴近市民，多请些燕京、大宝的老总云云。
至于调性，“既然秀，那就秀得漂亮一点吧！”杨晖说，娱乐节目给企业家提了一个醒：什么样的说话方式是合适的。“坦率地说，《波士堂》一定程度满足了观众的猎奇，但让企业家打开他的家门比打开他的心门更难，中国有多少伪谈话啊……”她希望《波士堂》能为娱乐正名，让更多人感受门道，在娱乐的“红海”中开创出一片“蓝海”。
过渡期节目
做了两年主持，袁岳的造型和博客、街头回头率和生意机会都大为改观。平时他跟老总说话是私下的，现在变成桌面上说，“开始时稍微有些抹不开面子”，但甲方乙方的关系并没妨碍他把对方逼到死角。“我们可能不擅长电视主持技术，但是对于谈的事很了解，冲突点完全是对话过程中产生的，这是财经业内人士来主持的一个好处。”
类似的“专业”主持人也有，像龙永图、司马南、孙洪刚等，在袁岳之后，据说尝试的企业家不下十个，包括王冉、潘石屹、王石等，但效果不佳。今年4月，在“百人会”年会上，有人对袁岳说，美国也有不少企业家尝试做电视，但真正成功的就是特朗普。
奇怪的是，国外就一个CNBC，财经脱口秀反而比较少，“我们的财经台可能世界第一，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现在这些节目还稚嫩，袁岳说，这是个学习过程，企业家上两三次就好了，而且他们做过上市路演，被包装训练过。电视也从当初的纯粹宣传发展到了寻道和谈道的阶段，以后会有更好的节目样态。
这些年，路彬彬经历了财经节目本身的嬗变。以前她在央视《商务俱乐部》做策划，就请李肃、袁岳、王辉耀等做过话托，“当时对商人的理解就是留学背景，能侃……挖掘了多少主持人、谈话嘉宾啊！”她还在河北台弄过一档谈话节目，由吕丽萍主持，至于娱乐嘛——现场摆个酒吧，侍者是李琦。后来，路彬彬组织e-talking，开公关公司，想做的节目经三次方案调整，才有了今天的《名人堂》。
《商务时间》倒是个特例：既轻松又能主旋律。它把年度雇主评选变通为“我的雇主是老外/明星/女性”三期节目，平均收视率0.20。“两会”女代表、企业家“五四”奖章获得者曾是嘉宾。动漫产业那期获官方表扬。配合全国助残日、讲残疾人创业的“单翼天使”令人潸然泪下……它从《对话》、《赢在中国》、《绝对挑战》等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
张晓阳说，“做《地球故事》有公益心，是百年大计，做《商务时间》更有社会责任，是现在计。”他把《幸存者》等版权引进国内，认为财经脱口秀有社会学价值，“商界也有超男超女，时代偶像应该有企业家的声音。他们不仅品牌、报表公开化，生活、内心也要公开，如果他们的形象放大，对市场经济是有好处的。”
但中国仍在转型，《波士堂》们是过渡期的节目，既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企业家，“什么都不能过，因为他过不了。”杨晖说，“企业无法复制，但精神可以复制。”《波士堂》有个环节是请嘉宾说出自己的榜样，而后者像乔布斯、韦尔奇、切·格瓦拉才是她理想的对象。
遗憾的是，中国的商界真人秀既不能真正高端，像比尔·莫耶斯在PBS主持“美国心灵：关于这个国家的对话”；也不能娱乐彻底，像《学徒》成了“国家影像日记”。企业家也都不是文化英雄，更不要说拍他们的“性·谎言·录相带”了。
娱乐至死
特朗普的哲学是：“所有人都渴望着富人和名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电视的魅力如此动人，连理查德·布兰森、唐纳德·特朗普、玛莎·斯图尔特这么传奇、有个性的企业家都投身其中——毋宁说，他们的现实生活和表演早就融为一体了。
由NBC制作、特朗普一手策划的《学徒》（The Apprentice）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商业幸存者”节目，特朗普对被淘汰者大吼“你被解雇了（You are fired）！”，早已成了流行语。特朗普之于《学徒》，有如“单身汉”节目之于约会，“美国偶像”之于唱歌。
《学徒》把娱乐精神发挥到极致，残酷呈现了真实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和人性。特朗普的哲学是：“所有人都渴望着富人和名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有传媒教授说，“如果美国的商业可以代表普遍意义的商业的话，那么《学徒》就是一部影像日记。”
对于央视《赢在中国》能那么主旋律，特朗普并不吃惊，《学徒》本来就是主流。对于有生意纠葛的罗康瑞，特朗普说，“抄袭是最好的赞美吧，我想。”有趣的是，在《创智赢家》，有人“看不惯中国电视界娱乐肤浅当道，想创办自己的深度访谈栏目”。
但真论真人秀的话，没人能比得上维珍CEO布兰森了。他搞了《富贵险中求》（《Branson‘‘s Quest for the Best》的招聘节目（年薪百万），让参赛者坐上他的飞机和热气球，体验他曾经的玩命项目。这一招可没人能模仿得了。
也没人比斯图尔特的入狱、沉浮更像一桩商业行为艺术了。她因内幕交易、妨碍司法被判5个月监禁，2005年3月4日出狱，她似乎凯旋而归，记者和新合约排着队等她。玛莎最难过的一天是卸任玛莎·斯图尔特公司董事长和CEO，但她复出后并不想夺回位子，“她现在有更好的工作，”新董事长说，就当她的玛莎·斯图尔特吧！”
电视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