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这个高度市场化、全球化、鼓励天才和创意的产业之中，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们还在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束缚所捆绑
文/本刊记者 王琦
对于全球第一流的建筑师事务所和设计大师们来说，为21世纪的中国工作，是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即使那些身处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的前辈们恐怕也会羡慕这样的“黄金时代”，从没有这么多地标式的宏伟建筑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整个国家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巨大“工地”。奥运会“鸟巢”主体育馆、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新首都博物馆、北京西直门交通枢纽工程、广州新机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环球金融中心……每一座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和巨大的声名。
“根据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相关数据，仅以设计费用占房地产开发1%－3％计算，中国每年的建筑设计市场都至少有300亿元左右。”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说。
但对于任何一位有抱负的中国建筑设计师而言，眼下似乎是一个尴尬失语的时刻。毫无疑问，他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忙碌的设计师，但遗憾的是，他们几乎很少能染指整个市场中利润最丰厚的一块。无论是收入还是声名，他们都远远不及海外同行。
“这么大规模、这么大面积、这么高速，这么复杂的建设过程中，从国有制转轨多元所有，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建筑思想。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典型意义上的建筑师，日本有，韩国有，很多国家都有，惟独中国没有。这是不可想象的。”著名艺术设计评论家艾未未坦言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发展情况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地位很不匹配。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1个多月时间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在这个高度市场化、全球化、鼓励天才和创意的产业之中，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们的才华因为各种原因远远没能得到充分的解放，更不用说被市场所认可。
1980年初，华裔大师贝聿铭以一座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香山饭店开启了中国当代建筑设计艺术的先河。整整20年后，我们仍在等待中国建筑设计业的下一个贝聿铭。
体制之困
据说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而指挥这些庞大数量建设物资的背后力量，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国有的建筑设计研究规划院。1949年以后，私人建筑设计事务所被归属于各种政府部门的建筑设计院代替，后者类似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告诉记者，“现在年收入上2000万以上的国有建筑设计单位有100多家，最高的有10多个亿，国有设计力量在整个市场的比重肯定要超过50%。”
但是，业内对国有建筑设计院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且不论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后本土建筑设计止步不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说我国四处可见的“火柴盒”或是中西杂交的丑陋建筑（这中间当然还有政府层面的因素），最大的批评还是针对体制，和体制下对设计人才创造力的毁灭。
10年前，国有的设计院大批量开始改制，外地很多省市的主要设计院完成了股份化，但实际证明股份化这件事情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股份制改造导致产权落到少数人的手里，很多人心里不平衡，就流失了大量的技术骨干。这样，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型设计院的改制也就停滞下来。不过，改制风潮并非完全没有正面的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设计费提成”开始落到实处。但是，设计院“做生产、做工程”的基本任务没有发生改变。
1996年进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孙国峰告诉《中国企业家》，在设计院，大多数设计师80%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做工程，只有20%的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有创意的东西。这种公司运作方式或许无可厚非。事实上，现在许多国有设计院的发展思路即是像SOM等海外大型设计公司一样，在保持行业优质标准的前提下做大。“追求大项目、大工程、有影响力的工程。适当的创新，不走极端。”当然，在西方建筑设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有政府机构经营的建筑设计院，以法国为例，它们负责机场、铁路、客运站等大型公共设施的设计，但是，首要问题还是，按照企业形式来管理。
现行的设计院运营机制会不会压抑了建筑师的创作热情呢？
“设计院的机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是以产值来考核建筑师的。建筑师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做事情。设计院每年报计划都会提高产值，那么如果设计费不能提高的话，建筑师就只能靠量来完成工作。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一张图纸一个月完成是五千，两个月还是五千。如果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你会怎么做？你还会关心品质吗？”曾经有过设计院工作经历的吕红波对设计院的体制弊病可谓痛心疾首。所以在2003年回国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后，他决心建立全新的考核机制。
“要激励那些有能力的建筑师，一方面是收入高，一方面是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培养他。很多设计院的建筑师，工作十几年几十年都是在做简单的重复劳动，那就没法认为他的能力是随着年头增加的。我的设计师，可能工作五年，很用心很全面地接触就可以做得很好。工作十年可能是在重复很简单的几方面的东西，会远远不如工作五年的人。”吕红波告诉记者，他典型的工作方式是这样：“每个设计师有一台电脑，我坐在他旁边，花十分钟、半小时，拿着笔拿着草图，在他面前反复修改，告诉他不同的可能性，放在计算机上，大家判断看怎么样做更合适。”在大型设计院中，建筑师要得到总建筑师的这种亲手指点，自然不太可能。这仍旧是机制的问题。
现在，各设计院都以院内设计大师的名字成立了各种“工作室”，以此来释放建筑师的创造力。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工作室”绝大多数并不是独立的经济体，在行政和股权关系上都和原来的“建筑一组”“建筑二组”没有区别。在经济激励上，力度也相当有限。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胡越业内赫赫有名，年收入不过数十万（由每月固定工资加补贴不到5000元和设计费提成组成），与外资公司总建筑师年薪动辄几百万，二线建筑师年薪也要几十万的水平相去甚远。“我希望把工作室的制度‘做实’。”胡越说。
外资迷信
“近年来，一些大型的专业性公共建筑的设计，如机场、剧院、体育设施等，几乎被国外建筑师包揽，中国建筑师只能作配合的角色。国外建筑师的沟通及表达能力，个人修养，以及对建筑问题的判断能力，对建筑设计的表达能力，对建筑艺术的表现手段，和对项目的组织能力和与业主沟通的能力都远远强于中国建筑师。”翰时国际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余立所说的，正是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场景。
作为一个外来行业，建筑设计远比那些本土生长的行业远远地更易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公共、商业建筑的业主，无论是政府或是开发商，对海外建筑设计公司的认同感也空前一致。这使得大量地标建筑、高级写字楼、豪宅，都打上了海外设计的标签。
在海外10多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做建筑设计工作超过6年的吕红波坦承，海外整体建筑技术至少比本土设计力量超前了几十年，“但这并不代表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能够在各个方面都领先。”
2005年，北京CBD国际高尔夫会员公寓、别墅开发商开始寻找自己二期项目的建筑设计师。一期请的海外建筑设计公司也是大牌来路，但是出来的实际效果却让他们心中打鼓。当他们把一期的图纸摆在吕红波面前时，场面相当尴尬。
“中国人的公寓和外国人的公寓完全是两个概念。外国公寓基本是一字形，没有南北通透、东西通透，厨房卫生间可以是暗的。这在中国很难被接受。在海外建筑设计师生搬硬套的过程中，不仅忽视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忽视了当地的技术、材料、构造方方面面的东西。”如今担任国内英思特建筑设计咨询公司总建筑师的吕红波快人快语。
作为一家本土建筑设计师事务所，开发商要求英思特在接下设计任务的时候同时聘请一名外籍建筑设计师来“做形象”，吕红波对这种建筑领域的“崇洋心态”哭笑不得。在这种合作中，吕红波感觉最困难的就是协调时间问题。国内开发商大多使用银行资金杠杆，对工期的要求重于一切，而海外建筑设计师往往习惯了慢工出细活，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协调。“第一轮方案外籍设计师在拖期的情况下也不能获得我的认同，重新改过第二轮情况也没有好很多。第三轮我直接把我的方案和外籍方案同时交给开发商。此时工期已经被严重拖延。都是做建筑的，开发商也能看出孰优孰劣。再就没有提‘海外设计代言人’的话。”吕红波说。
敏感的开发商当然也慢慢摸到了脉。最早引入海外建筑设计公司的万科，很快转向请国外建筑设计公司做设计方案、国内建筑设计公司落实施工。当公司的建筑设计研发实力成熟，确定了一系列产品品牌后，索性基本脱离了和国际建筑设计公司的合作。
这种借船出海的思路在发展较早也较成熟的粤系地产商中被广泛使用。“公司前期推出项目需要这种（海外建筑设计）包装，后期随着自己经验的积累，自己的设计团队开始发挥主导性。”广州宏宇集团副总经理黄全敏见证了宏宇集团发展的全部六个项目，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到现在北京星河湾还会聘用外方园林规划和建筑设计，但是比重已经远远比第一个项目降低，因为我们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掌控能力。”
“即便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资建筑设计公司能够占据的市场比例也不会超过20％。”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给出了他估算的外资所占市场份额。“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外资做的建筑项目，也是外资给出概念、方案设计图纸，由本土设计力量来进行施工图的设计。”当然，外资在方案设计图方面的收费是国内同行的3－5倍。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RTKL，在2000年以后明显感觉用收费不能再按照原有的海外人力投入。“投入有限就不可能面面俱到，迫使我们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跟设计院合作。”美国RTKL副总裁刘小光告诉《中国企业家》。
不过孙国峰所说的外资做前期概念设计内资做后期施工设计的合作方式，在今年或许会发生改观。在加入WTO5年后，中国将全面开放服务咨询领域，虽然有对设计师资质、数量、工程经验的种种限制，外资建筑设计公司在政策上获得了进入施工图设计的可能。“外国建筑师非常重视对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把控，有这种机会他们不会放过。而且，一旦让他们能够全程操盘一个项目，工程质量会再上一个台阶，进一步拉开与本土建筑设计作品的差距。”地产咨询顾问华高莱斯副总经理崔曦告诉《中国企业家》。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今年1月放开对施工图阶段的限制之后，外资在这一领域斩获甚少。“我们没有把施工图这些后续设计包括进我们的业务，因为涉及到本土化和成本控制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建筑设计拿到境外去执行质量才能有保证。”刘小光说。
商业设计与创意设计之争
三月，北京旧鼓楼大街胡同深处，“床”酒吧。几个穿着圆领T恤、针织线衣的卅余岁的男人在低声交谈，吸着烟。这家设计师开的酒吧现在是建筑师云集的地方，经常可以看到国外建筑师、海归建筑师、尤其是比较先锋的国内建筑师。
千万不要以为你递上一张印着建筑师的名片就可以进入一个圈子。建筑设计领域的文人相轻，比文人圈子更甚。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个圈子排斥我。”翰时国际总建筑师余立是中华世纪坛的设计者，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激动，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身份。不过十余年间，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不同圈子已经形成。设计院的国家大师高居庙堂之上，在各个国际建筑交流会上频繁进出。体制外的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被分成了“商业建筑设计师”和“创意建筑设计师”。顾名思义，前者设计的目的直接，是为了赢利。后者则更注重探索建筑艺术、发挥个人创造力。很明显，余立已经被放在了“创意建筑设计师圈子”之外。
“我更关注的是我能不能把我的聪明才智发挥到工作当中去，如果能，让我做一个鸡窝或者一个猪圈，我都会特别高兴特别投入。不会为了挣钱牺牲自己对设计的要求。”在法国留学工作10余年的齐欣是业界公认的创意建筑设计师，1998年，刚从海外回到北京的齐欣遇到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家会计学院。由于投标过后，建筑投资者财政部尚觉不满，齐欣的方案被辗转送到了财政部，最后朱钅容基钦点了齐欣的方案。“一战成名”之后，齐欣的事业并没有蒸蒸日上。“更多的可能还是个人因素。”在2002年成立自己的齐欣原创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后，这家公司用了5年才实现赢利，齐欣和他的4个合伙人都是靠公司发的工资生活，“刚刚可以维持一份衣食无忧可以有度假和旅游的生活而已。”齐欣在45岁才买了自己的房子。
“现在中国很多的试验建筑是建筑在个人喜好上。”余立以自己做的“北京洋房”的设计为例，说明商业建筑设计有存在价值。“周边的项目都卖4000元/平方米，我给开发商设计后开盘卖5700元，最后卖到7000元。难道我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吗？”
在海外大型建筑设计公司工作的多年的宋国鸿也不是完全认同创意建筑设计公司的运作模式。“把几百人凝聚在一起，才能做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建筑设计，这需要非常优秀的建筑师、管理人才。这显然是小型的创意型公司无法做到的。”
一些被目为“商业型”的建筑师在中国空前不成熟的建筑市场中，开始了“标准化”、“机构化”的尝试。余立的翰时国际就是其中之一。
现有90名员工的翰时国际在国内的私人建筑师事务所中算是较大规模的，50名建筑师包括结构、设备、电器等设计师。2002年，当翰时国际规模还很小时，余立和他的4个合伙人就借了30万元编了一个系统软件，包括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建筑师管理。现在这个系统已经非常完善：每个工程进展到什么阶段、回款情况如何，每个建筑师做了多少项目、图纸出错率多少、相应的晋升积分，都在系统当中，随时可以查阅。为了更好地管理建筑师，余立自己做了很多表格，称之为360度考核，员工和领导要互相打分互相考核。“中国建筑师的职业化才20年，我想这个系统会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一点贡献。”余立说。
设计评论家艾未未对于当前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这种“创意”和“商业”的划分不以为然。“为什么文人会相轻？因为他的竞争标准不明确。建筑设计没有真正的竞争，没有很好的评价系统。”艾未未甚至不认为中国有真正的创意建筑设计师。“在任何设计行业里，商业型和创意型的都必然并存，二者同等重要。前者解决基本需求，后者提出更好的想法。商业并不是没有创意，创意也没准是很差的创意。”
中国建筑设计的未来
“出名要趁早啊。”张爱玲一语是否道出了马岩松的心声呢？这个30岁即以“梦露曲线”大厦造型设计夺标而震惊全球建筑设计行业的中国年轻人，会不会代表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未来呢？
中国的建筑设计要有多久才能够进入世界一流之列？中国要出现一个瑞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赫尔佐格或者是贝聿铭，还需要多长时间？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十多年来保持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并没有相应速度的提高？也许恰恰因为行业发展得太快，随便做什么设计都能活下去，大家没有时间去思考。如果如业界推测，建筑设计会在5年内遇到第一次冬天，那个时候大概反而是行业整体提升的机会。
2007年1月，经国家商务部和中国工商总局批准，1996年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加拿大宝佳国际，日前成功收购建华建筑设计合资有限公司两日本股东的股份，从而成为建华设计公司控股股东。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收购专业设计资质齐全的建筑设计公司，宝佳终于如愿以偿，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了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这意味着它可以不必通过与拥有甲级资质公司合作的方式，直接进入大型项目的招投标。翰时国际的余立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他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在很多西方国家，只要考取国家认可的建筑师执照，即有开业和投标任何项目的资格，我国的“资质制度”将建筑设计单位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乙级只能从事4000平方米以下规格的建筑设计，这样，甲级资质就成了投标大型项目的必要条件。
急于解决资质问题的建筑设计公司还有很多。目前的解决方式大多是“挂靠”和“合作”。资质制度和伴生的挂靠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很难预测，最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资质限制了竞争。如果会设计的人没有资质，有资质的人不会设计，这将是很危险的。眼下有越来越多不景气的设计院靠卖图章维持经营，也许只是这种危险结局的开始。
不过，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认为资质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还是必要的：“取消资质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入行的最低门槛儿打掉了，很多靠关系拿到项目的公司会做出很可怕的项目。”
不只是拥有资质的设计院如此口径，经营着一家以4个合伙人为主导的设计咨询公司的齐欣认为，每年营业额的10%－15%交给有资质的设计院，相当交了保险。“在国外，建筑师事务所要每年缴纳相应的设计保险，我们在资质制度下，剩下了这笔钱，最后负法律责任、签名盖章的是有资质的单位。”
“北京我喜欢的建筑都不是高楼大厦，我经常在一些售楼处门口停留，因为设计的精致新巧。”法国VALODE&PISTRE中国区总经理宋国鸿说。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售楼处往往是开发商介入较少的建筑，他们会更尊重设计师的想法，能够更全面的表达建筑师的设计理念。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吕红波刚刚出国的时候，对英国的建筑“非常失望”，因为“没有很多优秀的建筑。”但是几年后，他改变了看法：这个国家太了不起了，因为整体建筑水平非常高。“现在中国的建筑问题，不是出个大师就能解决的，而是要踏踏实实地提高整体水平。”吕红波说。
“建筑设计的水平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的基础上。包括经济、文化、材料、技术等各方面。现在国内已经有建筑师在思想和业务水平上可以跟国外顶尖设计师媲美，但一个人的本事不能把建筑做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已经有了顶级的音乐家、美术家，但是不能出顶级的建筑师。”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胡越这样说明他的观点，“假如中国建筑师设计出了‘鸟巢’，那‘鸟巢’根本就不会立在北四环边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