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贫富“两个印度”就展现在面前，让人有点晕眩
文/陆铭
编者按：2月3日至15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陆铭参加了一个由中、英、美三国学者组成的学术考察团赴印度考察，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印度在非正规就业方面的趋势和实践。他逐日记录了对印度社会、经济的所见与所思。他感觉这是两个印度，一方面表现在印度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是印度文明“令人愉快的混乱”。
2月3日：新德里
飞机凌晨到了新德里机场。机场很小，人们排起长龙等待入境。机场的卫生间里，有人给刚洗了手的人递擦手纸，人力“代替”了机器。我一个劲儿说谢谢，后来同行的人说，他们可能是要收小费的，我才恍然大悟。
第一天没有安排学术活动，接待方带着我们去了总统府和印度门（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印度军人而建的建筑）附近转了一圈。各种小商贩非常多，出售从袋装薯片、水果到邮票、明信片的各类东西。小贩们会用中文说“邮票”、“明信片”，可见中国游客在新德里已经多到了一定程度。
新德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市中心有古老而巨大的公园，而且免费，估计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的屋顶上，人们晒着太阳，色彩斑斓。
2月4日：走访NGO
高速公路在延伸，零星的工厂和现代建筑点缀在广阔的土地上。年轻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沿着公路行走，我不知道他们走向何处——希望是与资本的结合之处。
到了Haryana邦的一个村民社区组织，农村行动和进步社会中心（Social Centre for Rural Initiative and Advancement，简称SCRIA）。SCRIA创建于1979年，将村民（主要是女性）组织起来，通过一些项目来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20余年以来，SCRIA工作大量是由志愿者、特别是女性志愿者来做的。雇员的工资差距不超过6倍，工资水平不能低于邦政府确定的当地最低工资，保证了员工的忠诚度。当年，甘地的梦想是想在印度实现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不超过10倍，这难以实现。由于80%的资金实际上是由村民（特别是女性）支配的，而不直接由SCRIA支出，再加上严格的会计和审计，资金的挪用和腐败问题不易发生。
从SCRIA出来，我们造访了一家当地的农户。女主人告诉我们，她参加了当地女性村民组织的小组后，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培训，增加了收入，也提高了地位。现在，她们的小组又和邻村的妇女联手组织更大的团体，专门对付侵害女性的违法活动。她们问中国的女性情况怎样？同行的女同事说：在中国，女性是半边天。
访谈结束后，几位受访的女性一起唱了首歌。翻译说，歌里唱道：“生了女孩也不要紧，要把她送去上学”，“我们女性每天存些钱，生活就会更好”。我们都觉得中国的“半边天”们也应该唱点什么，否则不礼貌。于是，女同事们选唱了《红色娘子军》。大家都觉得此情此景，非常合适。
唱完了，哈佛的Marty Chen教授问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听了翻译后，他又问红色娘子军“扛枪为人民”为的是什么人民。同事答道：为的是全体人民，包括男性。我觉得这一解读准确地反映了原来歌词的含义。
2月5日：“非正规就业”
早晨起来在阳光下读报。《印度时报》刊载了BBC的一项调查结果，称受访者中，有71%认为“当印度人是自豪的”，60%认为“印度应该成为政治强国”，60%相信“印度应该成为军事强国”。调查还显示，55%的人认为“印度的司法体制能给予富人和穷人同样的待遇”；52%的人认同“女性在走向成功的路上不会遇到障碍”，但55%的人认为“种姓制度对于社会和谐是一种障碍”，47%的人觉得“腐败在生活中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从事商业活动的价格来接受”……
白天开始了第一天的会议，地点在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工业和服务业，服务业增长尤快。出口在增长，卢比在贬值。全国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非常好，目前超过97%，而且近期一直在增长。通货膨胀率总体上不高，近期有小幅度的上升。农业的增长大约为2.6%，而农业人口占全国的60%左右。所以，经济增长对这部分人的影响较小。根据预测，在2006-2007年，总体增长将高于8%，其中，服务业将高于10%，工业高于9%，进出口的增长将分别高达26%和23%以上。
印度有着非常庞大的“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又叫“非组织部门”（Unorganized Sector）。1999-2000年度的数据与1993-1994年度相比，非正规部门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占54.3%，但在就业中所的比重在上升，占87.8%，这一趋势可能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有趣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务业的“非正规化”引起的，我的理解是：全球化、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增长、非正规部门的扩大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串相互关联的现象。
印度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在拥挤而狭窄的街道上窜来窜去。很多车都没有后视镜，或者只有靠驾驶座的一边有一个后视镜。这估计是为了缩小车的实际宽度。据说，印度的司机相互撞车后，什么也不说就走人了。也许是他们的宗教让人学会了平和。
2月6日：“两个印度”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近日警告说，像国际商业巨头沃尔玛这样的外资进入印度，可能会使国内的小型零售商利益受损（印度的同事告诉我们，支持引进外资的印度人往往以中国为例，来说明外资的好处）……
今天走访的政府机构是印度全国非组织部门企业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nterprises in the Unorganized Sector）。这个机构负责为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提供贷款、培训、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服务。2000年前后，印度的就业总人数是4亿左右，其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数达3.5亿-3.6亿。4亿多人中，2.8亿是农业劳动力（其中只有2%的农业劳动力是正规就业的），其余1.3亿的非农业劳动力中，70%属非正规劳动力。
印度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委员会，同时在邦一级设立委员会，负责国家最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8%）。
上午的讨论接近结束时，委员会的主席来了。他说，印度政府必须解决“两个印度”，即贫富差距的问题，否则，政府就会被穷人抛弃，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下，这将带来动荡。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给控制收入差距提供依据？我说，尽管理论上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可能有好处也有坏处，但从大多数实证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
下午走访的是印度的国家计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目的地，走在那幢大楼里，很难相信那是国家级的政府机关，这既可能反映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反映了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
印度的经济增长数字似乎没有中国高：1993-2005年，印度的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大约为6.7%，平均工资增长实际约2%；不过我坚信，讨论印度是不是会追赶上中国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应该看到的是，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基础设施正在改善，外资正在流入，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在印度的商店里，中国的产品非常少，在印度的大街上，还看不到中国生产的小汽车和大巴士。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机遇。
晚上在红堡（位于德里城东北部亚，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帝王沙贾汗的王宫）看了声光表演，内容是印度的历史。像斗牛场那么大的一片空地周围，有着造型各异的古老建筑。立体的声音效果从四周传出，让我感觉到印度是个伟大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会用现代科技，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与别的民族不同的灿烂文化。
2月7日：巨变
社会信任研究机构（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rust）的印度专家们的发言让我感到吃惊。印度的非正规就业比重（如果包括农业劳动力的话）超过90%。由印度专家推动的“德里小组”结合了很多国家的学者，一起研究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和统计，推进非正规就业的国际可比性。我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中国学者应该向他们学习如何把针对本国实践的研究规范化和国际化。
傍晚，乘飞机到了古扎拉特邦的首府Ahmedabad。我相信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是眼睛可以看到的巨变。同行的同事下了飞机就感慨说，这个地方与3年前他来的时候相比，“巨变”正在发生，广场、街道、人群都已经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也是从这种转变开始了经济的起飞。
夜幕下的Ahmedabad，空气里有种混浊的气味。破败的建筑中穿插着零星的高档房屋。拐了几道弯之后，我们的车停在一家豪华的酒店，古旧而现代的大堂，让人觉得瞬间从人间到了仙境。酒店为我们的到来特别准备了加了咖喱的中餐。酒店临着一条宽阔的大河，站在房间的阳台就看得到，所谓贫富“两个印度”就展现在面前，让人有点晕眩。
2月8日：妇女协会
印度的电视里播着时尚的MTV，音乐有着浓厚的印度元素，形式不落后于任何现代国家。这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作为一个国家，印度似乎比日本更好地保持了传统，比中国更近地接近了国际。当然，我是说她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教育、媒体、学术——比中国更加接近于国际。
位于Ahmedabad的自雇用的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 Association，简称“SEWA”），成员有很多是家庭里的工作者，还有不少是小商贩，另外是农业里的人口和在农村里打短工的妇女。SEWA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全面就业，二是自立。SEWA为家庭提供资金服务，进行能力建设，以此来帮助家庭战胜贫困。1970年代刚成立的时候，只有600个纺织行业的会员，开始的时候，她们是相信甘地的思想，从事“非暴力”的活动，但她们也相信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现在SEWA已经在邦里的17个地区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在全印度现在有100万会员，最近两年，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
在讨论过半的时候，进来几位年轻的同事，说很想来见见中国来的客人。她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其中有一位是哈佛的公共卫生硕士。她们相信，专业人士是可以和穷人一起工作的，这也是圣雄甘地教导她们的。
晚餐类似于中国的“农家乐”，灯光昏暗，只有尽力去接近餐盘才看得清楚。在有闪光灯的现代数码相机下，吃的食物清楚地摆在那里，但终究还是只看得到一部分。如果要了解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首先抛弃偏见，用心去贴近观察的事物。
2月9日：不反全球化
我们嘻嘻哈哈地走进SEWA的一间会议室，当大家都坐下以后，才意识到，SEWA的创始人肯定就是已经安坐在那里的老人。
她说，中国曾经是她们的偶像，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劳动者的国家。在她们创立SEWA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韩素音告诉她们，在中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这给了她们创立银行的灵感。她们的另外一个精神资源是甘地，他的梦想是所有的穷人都应该参与生产，而且是用非暴力的方式。
复旦大学人口所所长彭希哲教授说：“我们在继续延续您的梦想，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采取一个新的策略，那就是将自己的国家做强，再抵制全球资本的入侵。”
她说，她们并不是支持或是反对全球化，而只是希望穷人参与决策的过程。“30多年下来，不能说她们会员的生活已经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但至少很多人已经能够吃饱了，很多人拥有了少量的资产，很多会员知道了她们为什么穷困，知道了她们的敌人是谁，她们的自尊心也得到了加强，种姓和宗教的隔离也减少了。没有变的是阶层之间的差距，甚至还扩大了。权力的分配也没有变化，资源仍然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里。国家也在做一些扶助势群体的政策，但却带来了腐败……”
对于全球化，SEWA的哲学理念是不憎恨，而是让非正规的就业者自己组织起来，同行的公平劳工协会东亚地区协调人葛友俐说，“在如此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女性将不憎恨作为基本的理念，这恰恰说明她们的伟大，这使得她们拥有力量。”
SEWA还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为非正规部门的妇女提供住房的帮助……贫民区的居民们没有沮丧，她们快乐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孩子和老人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镜头前，把灿烂的笑容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2月10日：中印比较研究
印度有关零售业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争论似乎有了一些结论，在10种运动产品和28种电子产品方面，商业和工业部允许外资占有51%的股份。
印度学者对非正规就业和贫困之间关系的报告结束之后，此次的考察进入了总结和展望的阶段。他们在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和度量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而且非常注重将研究国际化。在我的脑海里，想着这样一些研究：
1. 社会的分割、性别和非正规化：逃脱传统社会结构的负面影响的中印比较。在中国，最主要的制度背景是城乡间的分割，而在印度，可能是种姓。在中国，性别间的差距在扩大，而在印度，印度同事说，全球化过程中女性受益更多。
2. 自上而下（中国），还是自下而上（印度）？比较市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在非正规就业方面的合作。
3. 家庭内的自我雇用还是工作坊就业？中国-印度在特定行业的比较研究。
4. 拆墙还是造砖？中国-印度在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比较研究。
5. 全球化、非正规化和生产力：基于比较的对不平等和增长相关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基于微观机制来理解宏观问题，全球化背景下，非正规化、生产率的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这些现象，可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的方面。
2月11日：如假包换
印度的报纸报道了印度经济学家用博弈论研究恐怖主义，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对恐怖主义采取更严厉的打击，也许可以减少恐怖事件的数量，但会增加袭击的规模。印度的报纸报道这些研究的成果非常了不起，他们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接轨更了不起。
印度的同事说，她们注意到，印度方面发给我的文件包上的字是“Happy Unmarried”。我的天哪，这只是在第一天开会的时候，别的同事喜欢最初发到我手上的包，和我换，然后又有人再和我换，最后换了很多遍，才把这个包换到了我的手上！但是，估计也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包的图案吧！
2月12-14日：“令人愉快的混乱”
同事带来的自助旅游的书的封面上，作者用“令人愉快的混乱”来形容印度。观光活动的第二天，有同事说她喜欢上了印度，说她看到的印度非常“文明”。另一位同事反问：“文明吗？”我说：“你们说的‘文明’不是同一个意思。印度‘不文明’的一面，是可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得到改善的；而它‘文明’的一面，是物质水平提高了也不一定有的。”
三天的观光充满了我们与印度司机之间的争执，尽管司机能骗就骗，黑了我们不少钱；尽管大街混乱不堪，连门都没有的小便池就在车窗外；尽管新德里国际机场的入口拥挤得像中国小镇的长途车站，但这些都丝毫不能掩盖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而具有的辉煌。用植物颜料画成的壁画永不褪色，各色的石材镶嵌在大理石里形成花朵，据说在照着泰姬陵的阳光里仿佛正在盛开。“圣雄”甘地教导人民不用暴力，也许人们因此而常常面带笑容……
这就是印度。令人愉快，又有点混乱的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