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的本土文学形象
不管是虚幻还是片面，文学作品里的企业家形象多少折射出了这个光怪陆离世界的一斑
也许多年以后，当现今的商人和商业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里去揣摩那些曾经活生生的商人的形象。
1979年作家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乔厂长上任记》，差不多可以说是纪录改革开放后企业家形象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从此成了敢于负责任、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形象。
2006年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大的关注和争议的作品是余华的《兄弟》，作者描绘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和“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相遇的民营企业家李光头的人生，故事荒诞不经，从贫穷、发家到厌倦商业，作者眼中的企业家形象是崇洋媚外、物欲横流、丧失伦理的。
而作家李佩甫的最新长篇小说《等等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中国商界病相报告。”《等等灵魂》描写了转业军人任秋风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商场，打造成“第一商业帝国”，但因为权力与资本的吊诡，各种利诱让他迷失，最终崩塌。作者眼里的企业家形象是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迷失。《中国企业家》专访了该书作者，试图从文学家眼里去解读如今的商业及商人群体。
《中国企业家》：你为什么从对官场、农村的批判转而写城市、商界？
李佩甫：二十多年来，生逢急剧变革的时代，当物质的压迫逐渐消失后，精神问题就上升为主要问题了。我以为，现在已到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也正在“享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走在大街上，走在流淌着的多元颜色里，我逐渐有了一个念头，想给这个时代提个醒儿，也算是给自己提个醒儿，于是就有了《等等灵魂》。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商人成不了历史或社会英雄？
李佩甫：从历史上说，“商”一直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字眼，是跟“奸”和“欺诈”联系在一起的，重农抑商的结果，带来的是社会的进一步封闭。而中国所需要的正是“商业革命”，它所带动的买卖关系“契约化”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是规则，甚至带动了人类社会沟通方式的变化。但是，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国人正在“恶补”商业“革命”（或者说“商业化”）这一课。实际上，中国作家在认知上早已穿越了以上说的那些作品，但同时，在心理上，在时间上，过程又是不可超越的。
《中国企业家》：你跟哪些企业家打过交道？
李佩甫：我曾多次与那些在一个时间段里是千万或亿万富豪的人士们交谈，有时候，人已经疯了，可他自己并不知道。我写的是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迷失状态。他们应该都算是生活中的“勇敢者”，然而，他（她）们的灵魂里是有“病灶”的，也许是童年，也许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他们的灵魂曾经受到过某种戕害，以至于在适当的气候中发作了……据此，我以为，一个人的精神贫困对人的戕害是大于物质贫困的。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商业传统为什么是断裂的？
李佩甫：严格来说，中国的商业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传统”的。这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曾经是战乱不已的国家。中国的商人几乎没有富过三代的。所以，何谈“传统”？再说，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庸”，中庸是汉民族文化中最大的生存智慧，也是一种保守意义上的狡黠：不露富、不冒尖。树大招风啊！所谓的“晋商”、“徽商”仅仅是兴盛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且也是在动乱中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战乱一起，钱财尽失。就像《红楼梦》“好了歌”注解里说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对变乱的恐惧，这恐惧是含在骨头缝里的。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过程是不可超越的，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商业环境的规则化的确立，是需要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