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个女人一台戏。冲突、融合——三个台湾女人在上海的这场戏，让商业变得更加真实和温馨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2007年1月，上海。沿着南京东路往东走，经过和平饭店的黄铜老转门，再一拐弯就是外滩18号。站在门口，有身穿黑色制服的门童及时为你打开两扇青黄铜合金的镂空雕花大门。他会告诉你，门边的大理石柱子来自18世纪的意大利教堂，而这种石材早在200年前就已经绝迹。再往里走，是有84年历史的大理石厅堂、160年历史的法国珠宝、106年历史的顶级男装和168年历史的瑞士钟表。
现在的外滩18号就是这样一个和日常生活保持距离的地方，但几年前，它还是一座幽暗尘封的破楼，没有灯，走进来的人要用手摸索才能前进。修复和打理这个地方的是上海珩意房地产公司。这个公司的灵魂是三个台湾女人——执行董事张瑷玲、市场总监李永年、营运总监邓懿德。当年，她们是台湾景美女中的高中同学。
“我们认识都超过20年了，是那种会一起出去SHOPPING、彼此知道对方男朋友的朋友。”李永年说，“外滩18号这整个项目，就像Jannette（张瑷玲的英文名字）的BABY，从头到尾都是她在规划，我们就是帮她把梦想具象化的人而已。我们来的时候完全都没有问过待遇谈过条件。”
“你越在社会上混，越知道小时候交的朋友是铁打的。”邓懿德说，“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在这个MOMENT当然是要继续下去，能量才刚刚积聚起来。至于将来，如果我们三个里面谁结婚了退出，对公司运营也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整个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
张瑷玲是三人当中最害羞和低调的一个，她拒绝任何平面媒体的采访和拍照，但她仍然是一个“缺席的在场”。
到上海去
2002年初，刚刚从互联网公司辞职、身在纽约休息的李永年接到了高中同学张瑷玲的一个电话。
电话里，张瑷玲说自己在上海找到了一栋老房子，正在考虑要不要投资，Sylvia（李永年的英文名字）你要不要来上海一趟，帮忙做个可行性报告。李永年问，大概要多久？张瑷玲说，最多也就两个月吧。
“如果那时候她说她有一个公司，问我要不要去上海，我可能会想很久：要不要搬到上海去，将来的长期发展如何规划之类。”李永年说，“可是两个月是很轻松的，想法也很简单，有一个短期的工作，可以去一个新的城市，等于半旅游半工作。”
2005年5月，李永年回到台湾，在家待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上海。临走的时候，妈妈问她去上海干吗，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张瑷玲找我去，就去呗。2002年6月，李永年来到上海，成了张瑷玲身边的第一个员工。
几个月前，张瑷玲在香港得知上海市政府吸引外资参与外滩改造的政策，已经从第一联邦银行集团和裕威集团拿到了一些投资，并且来到上海，参加了外滩建筑开发招商会议。她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上频繁参观，集中看了4栋楼：2号、6号、18号和27号，最后决定把目标定在18号。在法国学油画出身的张瑷玲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觉得外滩18号是外滩50多栋楼里面最漂亮的；此前她又在香港做过金融服务公司，有着很好的商业敏感——外滩18号处于外滩和南京东路的交界处，而且毗邻和平饭店，就商业潜力来说是个最好的选择。
“那时候我站在外滩18号面前，怎么看都不过是破破烂烂一栋楼。但是Jannette就能够看到将来，能够想好将来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李永年说，“她很有前瞻性，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规划。接下来一步一步继续做就是了。”
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合同问题，这个楼到底值得不值得做，合同到底谈不谈得下来，完全不知道。当时外滩的房东是上海久事公司，对方要求必须先提供建筑改造设计图纸。这是非常有风险的事情——连房子是租还是卖，租金或者卖价是多少都还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土地、房子或是项目，连公司都还没办法注册，就要先拿出一笔前置投资来做修复建筑计划书。当时和久事公司接触的外资公司不止一家，万一谈不成，这些钱就算是扔水里了。
当时没有注册公司，也不能租赁办公室，李永年、张瑷玲和意大利设计师菲利浦就在陕西南路上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服务型公寓，一人一间卧室，客厅就是办公地点，作为临时的办事处。
后来张瑷玲说，当时和自己竞争的很多外资公司都很强，但是他们没有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而是一两个月才有工作人员飞过来一次。所以，自己是和久事公司联系最紧密的一家。
“这其实也是一个合作中的中外文化冲突问题。”李永年说，“那些外国公司没办法理解久事公司的苦衷。这是一家国营色彩的公司，它必须先把设计图纸给政府上级过目，领导认可才能继续往下谈。另一方面，它又是那么大的一家公司，一定有一个身价摆在那里，不可能明白告诉你原因。所以，当时很多公司就此打了退堂鼓，我们的谈判也卡住很久。”
在李永年的记忆里，高中时代的张瑷玲并非学校风云人物，就是“隔壁班一个不爱讲话的害羞女生”。没有想到毕业多年之后重逢，却见识到了这位老同学身上强悍的一面。“她就像一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小孩，还是那么害羞，不愿意和陌生人或者媒体打交道。但是谈判桌上面，她又非常强势。而且她有这个魄力，在一切还是未知数的情况下拿二三十万美元出来，请威尼斯的专业建筑师，用两个月做出了一份修复建筑计划书。”
2002年11月20日，谈判已经进行了半年。这天中午李永年接到久事公司的一个电话，邀请她们晚上饭局，并签下外滩18号20年的使用权合同。“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对我来说，那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时刻。”她说。
重逢在外滩
2003年4月1日，另一个高中同学、在美国学商业管理出身的邓懿德也加入团队，负责外滩18号前期招商的工作。“之前我在上海浦东的UPS工作，每天上下班一个半小时，很累。Jannette就约我出来吃饭，说需要我这么一个好的SALES，我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邓懿德说。
当时，珩意在外滩18号上的前期投入，租金加修复费用，已经有几亿元人民币，必须尽快启动商业运作，保证现金流。
但是邓懿德刚一加入就碰到了一个大难题。2003年春夏，中国大陆“非典”横行，所有国际品牌的亚太区总部都在香港，所有的决策人都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看场地，所有后续谈判也就无法进行。邓懿德、李永年和张瑷玲一筹莫展。“只好跟他们做笔友，不断地给他们寄资料，让他们念兹在兹，不要忘记我们。”
熬过“非典”时期，外滩18号迎接了他们的第一个主力商户：杰尼亚。“他们的亚太总裁是个日本人，当时从东京飞到上海来。我还记得他来参观的时候戴着工程帽、眼镜和口罩，全副武装，而且坚决不跟任何人握手。但是杰尼亚是精品界的老大级品牌，他们一来，等于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
邓懿德和李永年都没有精品零售业的工作经验。在招商期间，她们不是没有想过聘请专业的招商代理公司。“当时我们请了一家跨国公司的上海办公室，来帮助我们进行招商。没想到，他们的香港和台湾办公室根本不支持大陆这边的运作。而他们大陆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名牌还没有我们懂。”李永年说。
“你要知道，这些国际品牌，他们是有个辈分的，秩序非常严格。排名老大级别的大概有10个，你必须先跟老大谈。如果还没跟老大谈就去找老二，那么老大肯定是永远都不会进来的。”邓懿德说。
“为什么大陆有些商家和国际名牌谈合作的时候总是处于弱势，被大牌欺负？一个是语言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态度问题，你的气势压不过别人，你自己唯唯诺诺，人家当然要欺负你了，柿子干吗不拣软的捏？你必须有自己的一个姿态和坚持，然后看你顶不顶得住。”
外滩18号的姿态和坚持，就是向所有入驻的顶级商家提出了严格的租用规则，多达一百多条，包括：不能动窗框，不能包柱子，不能动天花板，不能动外墙，不能有明显的灯光设计，不能破墙，不能穿洞……除此以外，他们还放弃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商用面积，以免增加大楼的机电负荷。当时有某个名牌的总经理给张瑷玲打电话：“有多少人求着我们去开店，你们居然诸多要求，有没有搞错？”
李永年做过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她也承认，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是一个投资回报率很高的项目：大约承租7年后才能回本，正式运营第十年才会赢利；而且为了和商家共担风险，采用的是租金加扣率的经营方式。
可能因为这种赢利模式，她们到现在招商全部完成的阶段仍然不敢松懈。邓懿德每天都要巡店，看店面是否整洁、亲自挑选音乐、督促店员、保证每天下午茶时间的小提琴演奏……“这都是相当琐碎的细节，但是做这一行你最可能被细节打垮。你天天去和一两个月才去一次，效果完全不一样。我就是有这样的工作洁癖。”
2004年11月20日，在承租签约两年以后，外滩18号正式开幕。前一天晚上，三个女同学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一起去做了个按摩，然后又回公司继续干。第二天活动结束以后，三个人在18号顶楼一起喝了一顿。
李永年对这一天印象深刻。这也是她在上海度过的第三个生日。“站在门口迎宾的时候，我看到这两年在上海认识的人一个一个走进来，想起这两年灰头土脸的日子，现在变得漂漂亮亮。身心俱疲，又很兴奋。”
吵架也是朋友
“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三种个性。”李永年说。
在她眼里，邓懿德是典型白羊座，从小就是个大喇喇的“大姐头”，个性哇啦哇啦的，做事情很有效率，也很直爽。但是比较没有耐心，人家讲话讲到一半就可能被她打断——“噢，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是三个人的“核心”，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人。
张瑷玲则是双子座，深思熟虑，比较谨慎，做事情会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是一个适合带兵打仗的人。她的缺点是做事情比较慢。“有时候她自己在办公室里千回百转，我们等在外面的人都急死了。经常我们说了一个方向，她能再提出30个方向。”
在纽约生活多年的邓懿德干脆用《欲望都市》里的女主角来打比方：“我们都有米兰达的一面，比较工作取向，比较强悍。我多一点萨曼莎的感觉，很爱玩。Sylvia有点夏洛特的感觉，比较循规蹈矩。Jannette则是米兰达和凯莉的综合体，她身上还是有小女孩的那种感觉。”
从处理工作压力的方式上就能看出她们的性格差异。张瑷玲是典型的小女人方式，喜欢找朋友倾诉；李永年是压力锅型，闷在心里，她的发泄方式经常是去菜市场买很多菜，然后回家慢慢切，“切到细如发丝的地步”。邓懿德的减压方式则比较像男人——“沉默、独处，甚至打拳。我觉得人已经很复杂了，在我有压力的时候，就不想和别的人一起，弄得更加复杂。”
从公司草创，到现在运营步入正轨，张瑷玲负责整体规划，李永年负责市场推广和一部分行政，邓懿德负责招商和运营。三个性格大异的女同学在一起合作了4年，总会有冲突和碰撞。
“我和Jannette经常吵架。”邓懿德说，“比如18号的四楼，我希望把它租出去，免得麻烦，又可以马上有钱进来。但是她希望保留做一个自己的创意中心，不定期做一些展览。为了这个我们就争执过很久。”
但是，所有这些意见冲突和争执，用李永年的话说，最后都会以一种“搞笑”的方式结束——你怎么这么凶？我就是这么凶，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然后不欢而散，再然后半小时后电话响，大家约出来喝咖啡。
在邓懿德看来，一切争执都不难解决。“其实事情都是简单的，辩论产生结局。面谈产生有效沟通。我们三个脾气不同，但都是个性干脆的人，有时候声音大一点，但是对事不对人。而且我的思维方式很美国化，如果她们两个起争执，我是绝对不搀和的。”
“很多朋友同学一起做生意，不能长久合作的一个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但是我们两个都很服Jannette。我们两个在美国生活工作太久了，整个思维都很单纯。但是她毕业之后没有做艺术，而是自己开公司，历练比我们多，而且她对于上海的环境也比我们熟悉。”李永年说。
邓懿德眼里的张瑷玲，高中时期是那个喜欢给自己化妆梳头发的小女孩，现在的她，“非常聪明，而且个性相当要强和固执。以前，她的个性是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做外滩18号这个事情，她把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完全释放出来了。”
另外，三个人实在是太熟了，深知彼此个性互补，所以沟通起来比较容易，能够形成有效的管理链。“例如，Jannette她在坚持的时候，我不太会去泼她冷水。我忽然上身的时候，她也知道要让我冷静一下。我知道她正在气头上，我这句话会把她气死，那我干吗要说？”邓懿德说，“尤其到了公事上面，尤其我和Jannette。因为她比较女性化，我比较不带感情，但都是强悍型，会更加合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