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呼吁中国水危机，制作“中国污染地图”，倡导“绿色选择”，马军和很多NGO一道迎来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春天”
文/本刊记者 丁伟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在熟悉的歌声中，2006年《再说长江》又唤起了人们的记忆。不过，这部“展现改革开放20年长江流域的伟大成就”的记录片，在马军看来，却是触目惊心的科教片：2005年排入长江的工业和生活污水近300亿吨，长江污染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由媒体工作者转做环保斗士的马军就是这样不合时宜但又不愿妥协。
马军是谁？“如果把马军和姚明、章子怡的头像一道印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都不知道他是谁。”美国《时代》周刊写道，“但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这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2006年5月，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被《时代》评为“2006年最具影响的100人”，同时入选的中国人还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美的黄光裕和台湾导演李安。
2006年9月，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在网站上公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这是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数据库，违规企业最新数据多达3300家。媒体后来从名单中竟然发现了33家跨国公司，于是掀起了一阵调查风波。
2006年12月，38岁的马军和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发起人）等8人以及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被授予“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对于马军的评价是：“他对中国水污染预见性的关注，为现实所验证；他对信息公开机制的创新，为公众参与环保创造了新的模式。”
中国水危机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对环境污染的控制是“十五”期间惟一没完成的国民经济指标。自2005年11月松花江事故以来，已共发生130多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平均每两至三天一起。“十一五”规划已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列为约束性指标。
并不是水利专家的马军，却多年致力于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公众普及。他说，“环保不是一切，社会有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但环保搞得不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现在我们要求的是底线的平衡。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让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通过博弈、协商和妥协，最终结果才比较接近平衡点。而推进公众参与，需要先从环境信息公开做起。”
从事环保公共服务，马军“不是设计的，船在急流里自然走到这一步”。他199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1993 年进入《南华早报》任研究员，最难忘的是那些日子把他带到受污染的江边河边，目睹当地百姓的故事。他为环境的荼毒感到震撼，也为某些理念差异震惊，不自觉地成了一名环保志愿者。
上世纪90年代的环保事件如1994年淮河污染，1997年黄河断流，1998年长江洪水等。在众多反思中，马军结合实地探访和大量资料，1999年出版了《中国水危机》，深入探讨黄河、长江、西北、东北、华北、东南、西南七大水域面临的洪水、断流、水短缺、水污染等问题，引起强烈反响。“黄河断流了，辽河断流了，海河断流了，黑河断流了，塔里木河也断流了……”言犹在耳。《时代》说，“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水危机》的警醒意义也许如同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对于美国的意义。”
意识到了问题，但如何解决？马军原本也认为市场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从国际经验看，在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市场常常是失灵的，这就需要依赖公众的力量。马军后来关注虎跳峡和怒江建坝，抗击企业水污染，都倡导公众参与、构建民主的决策机制。
为了把理想落到实处，2002年，马军加入博信国际咨询公司，给在华外企提供环境、健康和安全评价，对其供货商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审核。经过现实操作，马军对企业如何参与环保，它的动力来自哪儿，机制安排怎样，形成什么结果，有了感性的认识。日后他做出了直观的“中国水污染地图”，通过信息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环保事业。
水污染地图
2004年入选耶鲁“世界学人项目”惟一的中国代表是马军的关键转折，自那后他成了NGO职业环保分子。
耶鲁每年在全世界选取18个政界、工商、NGO等青年精英做访学半年，所有的资源向他们开放。其间马军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做了比较性研究。中国话题之热，身份为菲律宾的议员、法国的贸易顾问、印度的银行家的同学每天都在谈论。2001年以来马军还应邀到美国环保局、加州伯克利分校、威尔逊中心等演讲，增进了国际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
2005年6月回国后，马军继续江河生态保护的工作，同时准备写一本新书，融合西方新的环保理念和他后来的实践。“水污染治理不是技术问题，也主要不是资金问题，而首先是机制问题。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机制还不够完善。”
一年后，马军成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其标志是三个参差相连的汉代瓦当“云纹”图案，表明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马军和他的团队（4名员工）描绘了一幅“中国水污染地图”，上面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水质、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来源于环保、水利等部门），“让公众知道企业污水排放的情况，对企业产生压力”。马军说，“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反对企业、打垮企业，这也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企业对社会生活、创造财富、提供就业非常重要，但它没有权力向社会转嫁其环境成本。我们也希望在企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牺牲环境来降低成本。”
企业有“500强”，环保则有“500毒”，马军找到了参考样本。1987年，美国立法要求企业必须公布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清单，媒体对此大量报道，按照排放数量进行排名，俗称“美国500毒”。在公众的监督和压力下，企业有时比环保组织更了解怎么处理污染，环境问题逐渐改善，忍无可忍的例子减少，现已步入微妙期。
但遗憾的是，国内信息还不够详实（地图二期将对污染企业GPS定位），上了榜的企业没反馈，跨国公司中除了雀巢发布善后声明，多数未做公开回应。有一家连续两年被当地环保部门列入超标名单的企业声称不知道此事，国外有人则反问，那中国的企业呢？马军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怎么环保“本土化”了？“别人怎么看中国？谁来都可以污染，我们尊严何在？”马军将写一份2006年度中国水污染报告。
绿色选择
每年环保的特别日子（如4月22日地球日），马军并不非得矫情一番，但今年3月22日世界水日，他要做一件大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将联合其它环保组织，向超市及消费者发出“绿色消费”的倡议，即不销售、不购买污染企业生产的产品。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被称为“公众宣传是他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NGO更是如此。马军说他们可依赖的手段非常有限，而光道义谴责不够的，应该推动公众重新认识那些污染企业，使消费者明白，这个选择多样性的时代，他们可以对企业的环境表现带来影响。有些企业超标排放其产品光鲜，但生产过程污染严重，实际上牺牲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损害了社区环境……唤起公民的意识责任，“给企业改好以动力，给不好的企业以压力，真实的压力。”
该“绿色选择”还包括大型零售和生产企业要审核污染名单上的供应商——就像马军在咨询公司时做的供应链管理，“一旦企业家真正关注环保，对上游供货商提出要求，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市场释放的魔鬼也要通过市场收回去，但一定要记住，它的原动力来自公众，否则不会起作用。”他们已经在跟商家谈，国际环保组织则在跟跨国公司总部谈。
此外，针对2008年奥运会，北京地球村等七家NGO牵头，将举行大型公益环保活动。马军也很希望更多的企业愿意加入进来，承诺不违法排放，审核供货商名单。“一个好的机制能让一个坏人都只能做好人，不选择污染企业的产品，对竞争对手也是一种鼓励。”
如果说绿色是2006年的年度颜色，这也是一场全球性的绿色革命。2006年5月，《名利场》封面人物是戈尔率领的“绿色英雄”：乔治·克鲁尼、茱丽娅·罗伯茨（演过《永不妥协》）、小罗伯特·肯尼迪、中国绿色和平气候变化项目主任李沫萱。戈尔还撰写长文：“未来在于绿色”，并且用两个汉字作为章节标题：一个是“危”，一个是“机”。
随着中国越来越共识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覆辙，“十一五”环保工作要加快实现“3个转变”，也许“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春天”真的来了。但马军很谨慎，“我们只是嗅到了春天的气息，目前真正的局面远远不是满眼春光。”
这个性格温和却习惯孤独的环保分子，有着两种矛盾的爱好：慢跑时思考，读唐诗放松。他自己拍的照片留下了山河，而鸟儿已经飞过。他还记得大学时看NBC，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的那种平衡感：既不失正义底线，同时中立于各方利益。当然，他最难忘的是有一次茫茫夜里坐船过三峡，真像李白写的“夜发清溪向三峡”，进了瞿塘峡，忽然一轮圆月从山上跃将出来，周围一片银白，“那些场景让人体味到自然之壮美。自然资源有经济商业价值，但对于心灵审美的价值也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