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CEO将不得不将工会问题列入他们的重要议事日程
当“成本杀手”卡洛斯·戈恩2005年5月2日到雷诺兼任CEO时，正是劳动节假日后的第一天。对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CGT）来说，“这个日子未免有点儿挑衅”。戈恩无疑将重演日产的大刀阔斧重组。但巴黎不是东京，CGT有能力使公司乃至整个国家陷入停滞，这可够戈恩对付的了。
尽管中国公司深入非洲，改变了其经济格局，却也激起了一些服装厂纷纷倒闭的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2005年12月，在南非总工会（Cosatu）周年庆典上，与会者愤怒地脱去红色的工会T恤衫，有传言称这些衣服是中国制造的。
在有着工运传统的中国，2006年10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敦促更多的外资企业组建工会，被形容为“新一波浪潮”。此前8月，六年来的“重点攻坚对象”沃尔玛在中国的第一家工会（晋江店）终于诞生了。接下来两个月，沃尔玛62家分店都有了工会，还设立了党支部，根正苗红：沃尔玛对中国工会有了“新的理解”。CEO李斯阁表示，“政治正确性”将有助于其雄心勃勃的在华增长计划。
工会——这个陌生的历史名词，渐被淡忘的阶级产物，隐而不彰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袒露新貌。各种挑战使劳工问题重新成为CEO议事日程的要务。当年老福特的5美元日工资、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工人“老大哥”的优越，已成了遥远的记忆。如今外包趋势及其引发的工作流失、民工荒等困扰着从工会到政界的每个人。
CEO们有时拿外部因素作挡箭牌：通货膨胀、石油短缺、工会，但各个行业的工会都不是省油的灯，其中法国总工会、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最令人瞩目。前者手握罢工利器，对戈恩的到来“既不抱天真的想法，也不感到担心”，还抗议国有公司私有化。UAW则坚持慷慨的医保和退休福利计划，相较工会温和的日本厂商，通用和福特每辆汽车成本要多1300美元，不能承受之重。
即使钢铁大亨米塔尔（被当地工会冠以冷酷工作杀手），也得与强大的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USU）建立互信。2004年，他吸取前一年削减芝加哥Inland钢铁厂养老金的教训，在收购国际钢铁集团前会见了工会主席，交易得到了支持。
至于TCL整合汤姆逊、明基放弃收购西门子手机，法国、德国的工会都惹了很大麻烦，但欧洲社会主义福利不应该是国际化的借口——要知道，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当年对日本强硬的美国企业联盟和工会出现了分歧，全美总工会（AFL-CIO）要求对中国更严厉，不过，期望中国市场的底特律却不苟同。
与国外好斗的工会不同，劳资和谐的中国工会受到欢迎。中国成了庇护所，跨国公司在这里摆脱了讨厌的因素，比如高工资、集体谈判、罢工等。成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名单已经拉得很长——麦当劳、摩托罗拉、家乐福、雀巢、百安居。2006年上半年，全国总工会的会员增长了6％，达到1.6032亿人，其中有258万新会员来自外企。
当然，有人批评中国企业工会不独立，工会的职能也仍需变革，要起到谈判组织者的作用，展现工资议价能力。就像加尔布雷思所说，企业和工会两大利益集团在利润最大化和收入最大化的斗争中保证了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不论球员工会、演艺工会还是公司工会，劳资双方的对抗始终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既有本国特色，也是全球现象。中国又何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