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群体的兴衰见证了一个古老王朝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财富和权力发生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一些属于师爷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性格被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摄影/本刊记者 史小兵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最后的王朝》中曾经以《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为例，谈到清代师爷的命运问题。从清初到清代中叶，人口增加3倍，但是科举中第名额并未增加。大批如沈复这样的落第文人出路就是两个：当师爷或者做商人。
这两条路沈复都试过，不过都混得不好。他家世代师爷，是祖传的手艺，他自己游幕一生也是顺理成章，能求温饱。后来，有朋友拉他入伙，一起去琉球贩酒，赶巧两岸水路不通，酒全馊掉了，买卖赔得厉害。
不过，沈复文章写得好，不带荤腥气，又娶了个好老婆，所以还是有名气。至于师爷和商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角色在中国的世家历史上是缺席的，上不得台面。和商人的日益主流化相比，师爷是更加边缘化、而且已经消失的社会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兴衰见证了一个古老王朝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财富和权力发生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一些属于师爷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性格被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胆剑精神
69岁的王如尧是浙江绍兴上虞市的一名退休教师，他捧出大堆的家藏手稿：“这些都是我曾祖父王春龄的笔迹，里面有一些类似状子的文稿，所以他可能是做过刑名师爷。”
师爷又叫幕友、幕宾，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协助自己处理地方政务。其中，刑名是最重要的一类师爷，说白了就是管打官司断案的。古代县官开门三件事：断案、钱粮、修县志。师爷的作用也围绕这三样，分作刑名师爷、钱粮师爷、书启师爷几大类。清代从事师爷一业的大多是绍兴人，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
为什么绍兴专门出师爷？浙江文联的作家杜文和曾经写过剧本《绍兴师爷》，记者在海南三亚见到他的时候，他感叹说，这些地方和绍兴“不好比的”。他举例说，绍兴一条小巷子能出6个尚书3个状元，海南能出一两个举人就了不得了，“师爷本质上还是文化人，绍兴有这个文化背景。”读书人多，真正能入仕的少，僧多粥少，做师爷不失为一条权宜之计。
杜文和认为，绍兴人的地域性格也适合做师爷：“绍兴人和别的地方人比起来，心思特别缜密，微调能力特别强，这种特质很适合官场的周旋。”
这种“微调能力”，上虞市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将之总结为“胆剑精神”：“所谓胆，就是刻苦勤奋，所谓剑，就是身上有一股硬气，不屈不挠。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师爷的一个职业准则就是合则留不合则走，决不为了生计苟且。”
所谓“胆剑精神”，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杏花烟雨江南”有所出入。不过周作人早就把浙江人的个性分为浙西和浙东：浙西以杭州为代表，属于吴文化，比较柔婉，浙东则以绍兴宁波为代表，属于越文化，比较硬朗，“满口柴胡，殊少温柔敦厚之气”。所以，浙西出文人墨客，浙东出师爷、商人。祖籍绍兴的周恩来就曾经说：“绍兴社会的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大多是游幕全国，包办各地衙门事务，商人的出路则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师爷传统和商人传统都是越文化的产物——冷静缜密的思维方式、多谋善断、谙熟人情世故。
尽管师爷和商人在处世性格尚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陈秋强认为，师爷从商大多如沈复一般，不会成功。陈秋强自己原本是上虞的中学校长，上世纪八十年代辞职下海，现在是上虞当地上市公司卧龙集团的监事长，他说这一点是自己的亲身体会：“知识分子做生意，一个是清高、好面子，不会装孙子。再一个是患得患失，怕失败。那些草根浙商，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把事情办成，知识分子首先想的是怎么不把事情办砸，对后路考虑得太多。”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废除了聘请师爷的习惯，改为委任官员处理相关事务，并由国家支付酬金。“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
“师爷的称谓虽然消失了，但是它的职能还在。绍兴师爷曾经在全国范围有如此大的影响，它所形成的传统和经验必将被当地人学习、模仿和继续使用。”杜文和说。
这些经验在所谓“现代绍兴师爷”身上延续了下来。他们往往活跃在如今的企业家周围，以“外脑”、“咨询专家”的身份参与商业经营，出谋划策。绍兴市招商局局长盛秋平曾经这样评价“现代师爷”和绍兴师爷传统的联系：“他们都有点文化，都有参谋意识，都有口才，而且瓜皮小帽再戴副眼镜，气派肯定不大。”
二号人物的生存智慧
在官场上，师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第一，他虽然是文人，但是能够掌握法律、财政这些科举考试不涉及的专业管理知识；第二，他非官非吏，不占政府编制和俸禄支出，是体制外的力量，却又逐渐形成自己的帮派势力；第三，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却是一个地方管理团队中事实上的二号人物。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师爷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生存智慧。
对于一个二号人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分寸感，在和上级官员、下级衙役、同乡师爷、地方财富阶层的交往中不断权衡，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寻求权力空间，堪称“方法论高手”。
杜文和和陈秋强把这种分寸感总结为：“弄权而不掌权，佐治而不主治，到位而不越位。”
在王如尧收藏的资料中，有一副当年他曾祖父的顶头上司赠送给他的一副对联，可见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师爷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师爷和官员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官员八股文出身，又是新到任，并不懂管理实务，而师爷的阅历、人脉、见识可能都比官员资深，因此官员相当程度上倚重师爷的力量，必须对他有所忌惮。当时官员设宴，师爷不到场是不准举筷子的。过年的时候也是官员先上师爷的房间拜年，师爷随后才回礼。
师爷之间的关系成为师爷们牵制官员的力量之一。自师爷以降，到曾国藩、蒋介石，所谓“以乡谊结朋党”的风气很盛。师爷的授受、推荐都依赖于同乡、父兄家传等方式，因此绍兴帮的逐渐形成也就不出奇。杜文和举例说，一个知县的师爷，他有同乡做着知府的师爷，那么他的东家自然要忌惮他三分。
师爷的生存智慧往往能够帮助官员处理和上层的关系，甚至化险为夷。杜文和在电视剧《绍兴师爷》中讲到这么一个段子。有一次皇上寿辰，一位知府打点贺礼，准备了一枝好墨，上面刻了四个镀金大字：“万寿无疆”。师爷一见，赶紧劝知府换下礼物——你想，墨是越磨越短的，等到最下面的：“疆”字磨掉了，岂不成了“万寿无”的欺君诅咒？
这些生存经验比较微妙，很大程度上属于民间智慧的范畴。但是，对于师爷来说，如此殚精竭虑，有了功劳总是算在东家身上的——二号人物注定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师爷即使成为世家，也不可能成为大家，永远不可能显赫。“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师爷的心态，他们都是很郁闷的。”杜文和说：“不过，能够扭曲自己，这也是本事，而且能够扭曲得和东家的想法、周围的环境一致。”
在师爷故里、绍兴县安昌镇，现在还保留着许多师爷的故居，其中一座被辟为师爷博物馆。即使在大白天，这座两进的建筑也很难有阳光照进来，院子套院子，走道接走道，整体结构非常迂回复杂。“这可能就是师爷的生存状况的写照。”陈秋强评价说。
法家精神
周作人曾经如此解释“师爷传统”：“本来师爷和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详见，仿佛成为一种潮流……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
将法家精神理解为“喜骂人”，这当然有演绎的成分。但是，师爷传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家精神。
清代有个最有名的师爷叫做李土恭，他年轻时候曾经师从思想家颜元。颜元反对程朱理学，认为宋、明的灭亡就是提倡理学造成的：“读书越多越有疑惑，处理实际事务越没有眼光，办理实际事务越无力。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
所谓“经济之精神”，就是指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不是一味“格物致知”、“自证天理”。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师爷群体以生存空间。在清末之前，朝廷科举都以八股文考选官员，“许言前代，不及本朝”，完全是空头文章。“这些道德规范的东西，只能证明人的行为准则，却不涉及人的行为能力。”杜文和说。这缺席的行为能力，则由师爷们在刑名、钱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来进行弥补。
在清朝的官场上，官员实际上扮演的是“儒”的角色，而师爷实际上扮演了“法”的角色。就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从来都是明儒实法的。
这种相对隐蔽的法家精神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一个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知识来经营。处于萌芽阶段的城市工商业也并不依靠严密的法律制度和公开的会计制度来维持，并不需要文化人提供法律和经营上的服务。整个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因此也就相当的精简。“一个衙门没几个人。”杜文和说：“当时整个社会职能粗糙，不够紧密，师爷就是里面的填充品、润滑油。大框架是有的，但是修修补补的事情要师爷来做。”
随着清末洋务派的崛起，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这个古老的帝国开始了它工业化和社会分工细化的过程。以前一个刑名师爷、一个钱粮师爷就能搞定的事情，开始需要公、检、法、财政、民政、税务等各个部门去分担。
“这就好比一个大座钟变成了一只精工表，政府运作已经一牙咬一牙，还要师爷这个钟摆做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