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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贱卖与否难以定论，真正值得关注的应该是，
由于缺失内资参与，而导致外资入股银行时定价体系的不完整
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争论，已接近白热化，一场深入的改革演变成一场深入的质问。其实，关于这一质问的逻辑我们并不陌生，其在国有资产贱卖论中早有体现。只不过，这次矛头指向外资，因此添加了浓重的民族感情“调味剂”。
现在就为是否贱卖下定论为时过早。要证明是否贱卖，需要与国际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做横向比较，需要对未来收益进行长期观察。这两个条件目前很难达到。
外资大规模入股中国银行是近两年事，一些早期弄潮者的今日收获并不代表平均收益水准。有人以IFC（国际金融公司）在南京商业银行以2700万美元、4年代价获取2亿多元人民币收益、并继续持股票5%的经典成功案例说事，但也有新桥在深发展泥足深陷、短期内无法包装套现的尴尬。而未来双方的收益尚难预料。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以今时今日揣测两三年后的情景，难免遭臆想之讥。至于各路发言的人马，也正如早前一些文章所揭示，其中的多数作为利益攸关的金融机构的专家，难免因利而言，丧失客观与公正。
因此，所谓国资是否贱卖是现阶段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笔者以为，目前真正值得关注的应该是，由于缺失内资参与，而导致入股银行时定价体系的不完整。也就是说，银行的股价定价并未真正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人为设定买方或卖方市场，其定价必定不完整，从而导致不公正。
内资为何无法获得银行的青睐？除理念与经营方式不够“现代”、不符合引入国际先进经营经验与治理结构的目的以外，还因为信誉不佳、目光短浅。这点无需避讳。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从2002年起开始进入“民营化”高峰期，但很快风险迭出，入股者贷款、挪用远超投入，竭泽而渔表露无遗；同时，监管部门试图通过股权多元化制约地方政府的意图被证明是镜花水月。正因为此，现任央行行长、曾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强调，建行之所以采用现行股改模式，是在历经多年各种试错之后得出的结论。外资因此成为白马。外资除了经验之外，另有一个特点，即外资入股的好处是即期的，既可以马上补充资本金、迅速上市，也对塑造改革形象有利。
外资这两年在内地银行业跑马圈地，说明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是正面的，特别是2006年中国银行业结束入世过渡保护期，其市场更是广阔。但可惜的是，内资民资的缺失，这意味着内资民资无法通过参与银行股改分享中国的经济成果，也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命脉仍然没有发言权。这一改革路径反映出一种固定思维，即为了市场安全才对市场主体进行选择性的开放。对外资开放并没有错，错在同时对内资有意无意加以禁锢，这将使中国经济丧失活力之源。
资本市场的歧视并非特例，几乎在所有行业尤其是重要行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令人联想到百年前的中国市场，政府不愿对民资开放，那原因无非是民资逐利、短视，必须由“官督”加以矫正，著名的“官督商办”由此出炉，而外资却可以自由驰骋中国市场，当然，那前提是有坚船利炮可以凭借。
官督商办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大多成为四不象的企业，非官非商更非民，尤为严重的是，在这一体制之下，不仅这些企业本身大多命运不济——著名的轮船招商局海外船运一试即退——也窒息了中国民企的发展，因为政府为扶持这些企业，在纺织、运输、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实行垄断、半垄断制度。这种看法风行一时，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信札中触目皆是，其结果就是，外资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的实际上的央行竟然只能由汇丰银行担任。
现在对内资入股放得最开的是问题最为严重的农业合作银行，为什么对外资入股可以放开上限，而非国有内资只能进入乡村金融建设，而不能分享城市金融的发展？这固然对内资不公平，对于外资而言，又哪能利及长远？事实上，已有外资在痛苦地体会种种言而无信的弊端。因为市场的逻辑是一贯的，只要有贵族存在，就必定有贵族之上的贵族。
目前的当务之急，倒不是为可能存在的金融威胁担忧，而应从文化、法律、法规各个方面建立一个完全的市场，这样，中国经济庶几有望。市场环境不变，内资、外资又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