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田溯宁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尹 生
《中国企业家》：外界一般认为这些年你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创办亚信，二是创建了网通（控股），并成功完成了网通集团的上市。感觉两个角色有什么不同？
田溯宁：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亚信时，完全是典型的创业型公司的特点，我们做这个公司的初衷很单纯，就是要把互联网和西方企业的管理方法带回来，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它。所以公司的管理很开放，大家充满激情，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公司发展方向也可以不断调整；而网通（控股）成立之初政府和股东已经给它定了方向，就是一个宽带运营商，我需要做的就是带领一群人，在一个管制的行业里去实现这个想法。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激情创业，第二阶段就是如何把一个既定的目标变成现实。两个公司的特点、我本人在这两个阶段的管理经验、所承担的使命等等都不一样。
《中国企业家》：有人说亚信过早的规范化和上市限制了它的创业精神和战略调整空间，你如何看？
田溯宁：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现在经常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早期公司发展上的不确定性，在何时和哪些方面应该规范化，怎么避免大企业病，这些大方向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个矫枉过正的阶段，拼命想把它正规化，但怎么做是需要有点艺术的。在中国，融资渠道有限，上市是很多成长性企业惟一的出路。有些事情可以选择，但对许多公司来讲上市是没有选择的。上市后公司会面临每季度投资短期利益的要求与公司长期战略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平衡。
《中国企业家》：这些年你有没有给他们提一些建议？
田溯宁：我不喜欢乱提建议。网通三年创业、三年融合，上市，走出去，都是很艰巨的任务，我必须忠实于现在的工作，很难有精力去做更多的工作。做网通之后，亚信对我而言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事情，有它的专业性，我不习惯拍拍脑袋就发表意见，定战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中国企业家》：有人说你离开亚信早了？
田溯宁：亚信对我个人而言是人生的很大一个满足。人生有很多回报，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每个人的价值都实现。在亚信的阶段实现了把互联网带回中国的理想。如果我工作更长时间是不是能创造更多价值，我不知道。
《中国企业家》：亚信是不是也错过了一些机会？
田溯宁：是的。早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最早我们是做信息的，比如检索，10年前Google的idea我们就有了，包括手机短信软件等都是它做的，做增值应该很有优势，而且互联网很多基础软件也是亚信开始做的。不错过任何机会是很难的。每个企业都有很多路很多选择，但回到上个问题，是不是我不走就能带过来，我不确定。亚信到了今天还在不断试，有成功有失败，但总是努力去探索，这个精神很重要。
《中国企业家》：如何看亚信过去几年的问题？
田溯宁：我想可能行业本身处于一个低潮期，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有没有董事会的问题、执行团队的问题，都值得总结。在这个过程中，要实现战略转型，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本身是上市公司，商业模式变了之后，资本市场对你怎么评价。亚信十年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西方企业几十年发展经历的问题，从创业阶段到职业化管理阶段，企业如何通过再造重新焕发热情。
《中国企业家》：在《中国互联网十年思考》一文中，你提到中国还没有互联网企业的领导者，怎么理解？
田溯宁：伟大企业一定要有很强烈的使命感，有信仰，从诞生那天起就有做优秀企业的基因、冲动和信念，有非常广阔的视野，能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自己，这样才能承担互联网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使命。从数字上看，我们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是Yahoo！市值的1/50，还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