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化的推进者，则伴随着赎买的改良并不会自动导致新体制的生成，相反有可能造成市场化改革的后退
张维迎">张维迎教授的“赎买式改良论”甫出，就使他再次成为舆论批评的靶心，同时也成为民众情绪痛快淋漓的发泄管道。张维迎的文章要害在于，将改良与赎买合为一体，认为改良式的变革必须依靠赎买才能完成，否则，改革的主导者将没有推进改革的动力，即便勉强变革，也会在实践中被权力阶层怀着不忿之心弄走样。
改良与赎买是否真的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这仅仅是一个流传久远的幻觉，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于既得利益的赎买政策被认为可行，是因为有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作为事实支撑，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对于封建贵族阶层实行的经济赎买就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成功变身的关键，比如英国光荣革命以不流血的形式，在保留皇权的同时建立起宪政经济。
日本明治维新并非始终是一个和平改良的过程，从制度变革的手段上而言，明治维新的开端即是充斥了大规模的战争与血腥的暗杀革命，而新政权不顾从上到下各方的反对，强行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从现在看也应归属于“震荡疗法”、只有对于以往既得利益阶层的公债赎买政策，以及旧有特权阶层的选择性保留，才是平缓的非革命的。但这只能视之为社会整体经济结构根本变革前提下的部分妥协，但这种妥协的目的并不是保持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序列，而是以赎买的方式争取经济向有效配置的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政府在废除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封建等级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后改称华族）、武士等丧失了俸禄，政府以公债作为补偿。补偿多少依据幕府时期的等级序列而定，相差极大。据统计，占领取公债总人数0.2%的519名旧封建领主，所得的公债达3141万日元，占总额的18%；占领取总人数83.7%的下级武士，每人获取的俸禄公债平均只有415日元。政府鼓励特权阶层旧封建领主将公债用于投资工商业、设立银行、兴办铁路和购买土地，成为农业或工业资本家，绝大部分下级武士在明治初期的经济动荡中开始没落，他们持有的俸禄公债最终也落到了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赎买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既得利益者的生存方式，逼迫他们从封建土地寄生者向资本家过渡，成为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者而非纯粹的享用者，二是以赎买政策对于既得利益阶层的经济垄断权进行了一次性清算。这些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成为新型的工商业者，或者退出历史舞台，减少改革的阻力只是附带的效果之一。
此次赎买之所以能沿着建立现代企业的方向前行，有个不可忽略的前提条件，即改革与赎买的主导者是一批维新前就已意识到机制转变重要性的坚定改革派。也可以说，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并不依靠赎买，而是经济体制变革的成功，是在剥夺原特权阶层基础上的全面改革。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后起家的四大财阀均为商人背景，如在江户期间就成立的三井及住友商社，明治维新期间崛起的三菱及安田商社。
赎买只是无数政策中的一项。其他关键的经济改革配套措施包括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政策，允许私人设立银行政策以及国企廉价转让给“有志于发展近代工业，且较有经验和能力的认购者”的政策，等等。
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如此，虚尊皇权，换来了自由市场体制，巩固了“无代议士不纳税”的公民权利。但我们不应忘记从1215年开始，各地贵族就逼迫英国约翰王宣誓同意的《大宪章》，63个条款中，其中至少有一半关乎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在光荣革命之前，虽然历经如此悠久的工商业传统与新教的平等洗礼，仍然难逃克伦威尔战争，与查理一世王人头落地的腥风血雨，而詹姆斯二世也是在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刀枪的威胁下，才不得不收起伸张王权的野心，匆匆逃往法国。
笔者列举这些历史案例，绝非鼓励使改革成为一场成本高昂的残酷斗争，而是旨在打消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迷雾与学者的乐观劲头；意在陈述历史事实，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可能性——即伴随着赎买的改良并不会自动导致新体制的生成，很有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化的推进者，则对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赎买不足以凝固旧有的体制与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并因此导致市场化的改革大步后退。
改良与赎买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英国与日本的经验共同的是由新兴力量的代表主导体制变革，而变革手段各不相同。英国的不流血革命，以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选择性保留减少成本，传承文化。日本式减少成本的方式一是赎买，二是保留与改革者本身利益攸关的特权经济，但财阀的特权经济后遗症至今仍在遭到清算。总体而言，后者的成本更为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