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组特别工作组组长。集强悍、直爽、敏感于一身，成功扮演了锋线尖兵的角色；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体验，也将其送入了一片新的事业天地
跟典型的国企官员不一样，处于本次重组漩涡中心的顾炎飞更像个习惯于特立独行的人。比如不喝酒、不敬酒，很少参加应酬和饭局，作为长江EMBA班的学员，她跟热闹喜聚的长江文化似乎也不怎么相融，课余的活动基本上不参加。从2004年底中航油危机爆发她仓促飞来至今，在新加坡一年多，她却发现：接触到的商界、政界高层都跟自己一个样，少应酬、不寒暄，吃饭喝酒很随意。
在中国的社交圈子里显得清高孤兀，而到这个他乡异国，她却还找到点如鱼得水的感觉。
顾炎飞周末进公司就短裤短袖，光脚穿凉鞋。跟人对话时，两眼瞪着你，直来直去不绕弯子，还带上“对吗”，“你明白哈”这样的口头禅，发散出一种避之不及的强硬气息。此前，她出任中国航油集团投资部总经理多年，颇有权柄，但如此个性正让人觉得此人难以接近和融通。但在新加坡，“他们特别喜欢我这一点”。
这正是顾炎飞的福气。其性格和做事方式，恰与一个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要在陌生的新加坡化解一场危机所需的素质相契合。
危机之下
2004年11月28日晚，顾炎飞在飞机抵达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后才得知，自己已被任命为此次中航油拯救案的特别工作组组长。CAO亏损5.5亿美元的消息在顾到达2天之后的11月30日披露，立即，股票停盘，舆论大作。位于新加坡中央商业区新达城2座31层的中航油总部，经受着黑云压顶般的颓势。
数批人接连进驻。新加坡商业事务调查局（CAD）奉命前来调查，普华会计师事务所（PwC）受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委托前来调查，成堆的公司资料、一台台电脑被搬走。青风黑脸的债权人带着一伙又一伙律师、会计师前来追债和交涉，本地、海外新闻媒体蜂拥而至，逼问、猜测、攻击。更多的是恼羞成怒、疯也似的小股民，呼号“还我血汗钱！”……电话、传真不间断的嗡鸣，成群的各相关方堵在门口。
“天都要塌下来了！”这是许多职员的直觉体验。一个女职员颤巍巍走到顾炎飞身边，用受到惊吓的嗓音问道：“一夜之间，这个公司就怎么了？”
之前，工作组的成员，包括顾炎飞其实极少来新加坡。在一个陌生地突然遭遇的眼前这一切，如何能让她从慌乱中冷静自拔？除了两个从国内带来的翻译和手下，满屋子攒动的人头，谁是职员谁是调查者、谁敌谁友都分不清楚。宣布重组第二天，连续和债权人开了7个会，翻译都累趴下了。充满了金融和法律术语的艰涩英语，毫无表情的、拿着成垛文件履行专业程序的新加坡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就像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下一秒钟将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
顾炎飞是带着双重压力空降新加坡的。作为董事，在顾炎飞来到新加坡指挥重组之际，已经与涉嫌欺诈的公司行为难脱干系。就在6个月后，顾亦受到司法检控。
“被指控，就是怀疑你做人不诚实。但要重组，又正需要别人的信任。”这就是难解之结。顾说。
其实就在半个月之内，事件就迅速迎来了第一次危机的顶点：进驻调查仅十几天的普华认为，公司看似处于失控状态，建议进入司法管理。有人怀疑调查师此举的动机，因为如果司法管理，调查师就是最可能的管理者，取代中国航油集团执掌大权。但是，怀疑不能成为反驳司法管理的理由。中航油戴罪之身、危若累卵，如何对内严控局势、对外重建信任？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的事后采访中，顾炎飞总结她们初来新加坡时的策略时说，工作组是“把争取信任当作从头至尾的关键”，并为此采取了三项对应措施。
第一，建立周报告制度，把自己置于“阳光下”。把所有核实的信息和落定的决策都送报诸方：金管局、证交所、商业事务调查局，股东、集团、国资委、大使馆，以及顾问方、员工……每周的安排让每一方都清清楚楚。
第二，采取措施保证信息全面、准确、及时，防止披露有误。
第三，稳定舆论，防止危机蔓延。
12月下旬，顾炎飞带领工作组拜访代表小股民利益的证券投资协会。会长大卫·杰乐说，顾炎飞本不必来；因为小股民是弱势群体，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她只需要专注于大股东和债权人。但顾不仅来了，而且把情形和盘托出：当时并不能确信债权人会不会合作，中航油可能会遭到起诉，虽然重组很难，但还是要尝试；也会尽量兼顾小股东利益。大卫·杰乐说，他能感觉到那发自内心的诚恳。顾炎飞当即被告知，小股东不会起诉，也不会去煽动媒体。
不到一个月，慌乱的局面就基本被控制住了。
当然，单靠建立信任显然是不够的。顾炎飞还有另一个更为彰显的本能，强悍。
交锋
顾炎飞说，在已往被动的情况下，一定要有理有节地反抗，否则你越软弱对方就越进逼。
第一次接见商业事务调查局的人，就让顾炎飞有“懵了”的感觉。调查官走进来，没有半点寒暄，径直拿出一张调查令，顾炎飞被告知：你只要签一个字就可以了。紧接着拿出一张单子，念出一串名字，这些被叫到的人都要立马进办公室报到。然后，调查官要拿走所有的公司资料以备核查。
以往在中国，哪里领教过这样的场面！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一个被审查者，在没有被详细告知相关背景的情况下，被简单地要求“签个字就可以了”。这给了她第一次警示：在语言、法律、程序都极不熟悉的情况下，若不全力抗争就只会越发被动。
调查局还只是政府的中立机构，而百多家债权人才是真正的对手。他们到访，首先就是下马威。一进门坐下，打枪似的说了一长串，基本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怎么怎么做，我们就会怎么怎么做，你必须在我定下的日期里做出答复。话说完，也不等回复，立马起身走人。
顾炎飞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脸色青黑、语言干脆：“你是说完了，可我还没有说呢！至少你要听听我的意见。”债权人全都站起来，准备走人，她就再冷冷地加上一句：“你们请坐下”。也许债权人没料到这个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度跑来的、正受到指控的、只说汉语的中年女人会是这样的反应！他们似乎只好重新坐下。
顾炎飞告诉他们，第一，你们请的中介，我们并没有认可。第二，我们有我们的日程，你说的日期，我们没空。第三，怎么跟你沟通、怎么提供资料我们都已有安排，你为什么不听我讲！这三句话问出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是顾炎飞在“欺负”债权人，而不再是债权人“欺负”顾炎飞。
斗争方式会变化。
2005年的大年三十，伦敦的一家债权人转来一封电子邮件，是“顾炎飞授权这家代理公司跟另一家债权人谈判”。顾炎飞急急忙忙回了一封，说自己从没这样做过。不过电邮一发出去，一转头就想明白了，是这个债权人自己做手脚。春节对于中国人太重要，家人要团聚，要休息。所以让你知道不知哪里出来一个人假冒你的名字捣乱，其用意就是“扰乱你，打击你”。顾炎飞立刻打电话给律师，通知这个债权人，说一定要查出、起诉冒名者，骚扰很快就平息了。
3月3日，以SK能源为代表的“恶意”债权人向法院正式请求司法管理，这被称为“最无理”的行为。当时，同大范围债权人的谈判正在艰难推进中，SK能源在这个时候出击，是一种非常有杀伤力的“干扰”。SK要求100%的全额赔偿，顾炎飞告诉他们“不可能”；SK说“你们不行，肯定做不好”，顾炎飞瞪着眼睛反问：“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你为什么非要用法律来逼我们？我告诉你可以坐下来谈，这不好吗？”
其实，任何手段背后都是想要得到利益。这些还只是一场全面博弈过程中的小插曲而已。
博弈
据报道，如果令中航油破产，债权人能分到的资产占总债务23%到26%左右，所以重组带给债权人的好处，即偿债率，一定要不低于26%。债权人希望偿债率越高越好，甚至100%，而中航油则要控制得越低越好。26%到100%之间，这就是双方博弈的空间。往上走，中航油就要付出越多的代价，往下走，债权人就要舍弃越多的可能得到的利益。
2005年1月24日，中航油抛出第一个偿债方案，41.5%。但没有一家债权人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破产的价值就是41.5%。中航油需要拿出改善方案，1月24日到改善方案出台的5月12日，就是博弈的时间段。
中航油提出的任何方案若要生效，必须要至少人数50%、金额75%以上的债权人同意。如果有这样比例的债权人联合起来，就有权否决任何提案。而就在第一个方案出台不久，几家大的债权人即发起一个债权委员会，要求为所有债权人代言，由它们聘请自己的法律和财务顾问，自行制定偿债方案。
顾炎飞说：如果成立了债权委员会，对方就掌握了主动权。而一旦失掉主导地位，中航油就只能任人宰割。
中航油的债权人可以分三种。第一类，提供石油的贸易方；第二类，给予贷款的银团；第三类，期权对家，也就是令到中航油巨额亏损的交易对手。这中间，第一类债权人自认为更加重要，因为中航油在未来仍然需要依赖于自己提供石油，就通过各自的方式索取更优惠的要价。比如韩国的SK能源，借向法院要求司法管理而施压。第二类债权人则大多数是来自国内的银行，由于种种关系，他们对中航油的压力要小得多。
这三类债权人中，顾炎飞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可以分出“友好的、中间的、敌对的”三种。虽然本质都是求利，但这三类的方法却不相同。敌对的一类是少数，用的是蛮横招术，比如诉诸司法管理。而友好一类态度和蔼，感觉就是想帮你，一方面它会帮助抵制敌对债权人，但一方面也决不会少要一分钱。中间一类就随大流，它们既不想得罪中航油，如果重组成功还想接着做生意，但又不愿意得罪另外一方。
辩识清楚了，事情就变得简单，顾炎飞采取了“维持友好的，争取中间的，孤立敌对的”的策略。到了最后，敌对债权人发现势单力孤，抵抗无益，这部分人就越来越少。
另一个关键是时间。
顾炎飞和工作组表面上接受债权委员会的成立，但同时要求由工作组来主导委员会的议程推进时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工作组一面继续斡旋，一面加紧己方第二个方案的论证。结果，在原定债权委员会成立的5月24日之前12天，5月12日，中航油抛出了最终方案。一个月之后，此方案在债权人大会上得到通过。酝酿几个月之久的债权委员会一直未有作为。在这个最终方案中，偿付率定在45%和54%两个点上，选择前者可以马上拿到现钱，选择后者则要在5年中逐年收回。结果，这个将对手分化为二的方案得到了高票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