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若能处理好外资收购中的“中”、“外”之争，则必将成为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里程碑
文/陈明键
2005年也许算不上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并购年份，但2005年的几宗交易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辩，绝对可以载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拉法基收购四川双马，凯雷收购江苏徐工，跨年度的华平收购哈药，以及大大小小的外资参股内地知名企业案例，搅动起一场姓“中”还是姓“外”的争论。
尽管自1995年北旅汽车向日资转让法人股开始，关于外资收购内地企业股权的利弊之辩就没有停止过，但随着近来境外收购基金（buy-out fund）的频频出手，使得姓“中”还是姓“外”争论大有超越当年姓“社”还是姓“资”争论的势头。从“南孚”的陈年旧事到“蒙牛”的资本压榨，再到“徐工”的“民族机械工业陨落”，大型外资收购都被定义为“斩首行动”。尽管，我们愿意看到更多联想收购IBM PC的案例，我们也乐意看到民族工业成为收购的主导方，但是这种美好意愿或者民族情绪并不能代替理性分析。
世界经济帅印传承的规律
我们先透过世界经济重心迁徙的广角镜，来重新审视当前的外资收购。
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完成了两次大的转移。首先是英国，紧接着是美、日，先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枢。世界经济帅印在这些国家手中传承时，大致分为“三步走”：先是世界制造中心，再是世界贸易中心，然后是世界金融中心。
英国在取代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后，依靠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迅速崛起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制造组织。在17世纪末，英国毛纺织产能占到当时世界产能的四成左右，造船能力则是全球的七成。发达的制造和海运也使其成为世界商品的集散地，又进而使伦敦成为全球资金拆兑和资本交易的最佳选地，英属东印度公司一次远洋贸易就募集2000万英镑的资金，而当时英国的GDP也只有数亿英镑。
美国和日本也经历了与英国相同的历程。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过程中，铁路工业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广阔的大陆市场为铁路工业大发展提供了温床，但彼时美国国力薄弱，无力靠自有资本铺设覆盖主要经济区域的铁路线网，后来因为大量欧洲富余资本涌入美国，买进美国铁路公司债券和股票，才使美国铁路铺设里程在短短的十年间（1880年代）就达到了75000英里，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年代的铺设里程。
伴随着向外国资本推销铁路股票和债券，现代投资银行业务在美国诞生，摩根就是在此时发家，而世界资本向华尔街汇集，则使得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真正取代英国接掌世界经济的权柄。
外资助推新型工业化
世界经济重心迁移的故事正在延续。当前，中国因比较优势，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因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正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因经济规模和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与三个中心递次发展相适应，从产品输入到生产输入（建厂，建三资企业），再到资本输入（QFII、参股和收购企业股权），境外资本对中国内地的渗透方式在不断演化，但这种演化不涉及民族感情，资本的逐利性使然。
我们在质疑外资收购致使民族工业沦陷的同时，不妨回顾一下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的历程——世界级制造，世界级贸易，世界级资本，三维并举，完成新工业化道路。中国如果只满足于传统工业化进程，盯住生产维度和贸易维度也许就已足够，但若想籍由新工业化道路迈向全球经济重心，国际资本中心这一维度不能构建完成，新工业化道路将因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撑而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外资收购正是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领航人，因为作为世界经济资源配置的顶级力量，外资收购基金登陆中国内地，正是中国向世界金融中心靠拢的一个重要征兆。
首先，国际资本是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助推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将与资本的持续供给能力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中国不缺资金，15万亿储蓄，股市游资上万亿，房市游资上万亿，怎么会缺资金？诚然，中国不缺资金，但缺资本，尤其是长期耐性资本。
作为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态，大中型工商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耐性资本”的支持。所谓耐性资本，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长期商业资本。中国居民储蓄虽然高达数万亿，但这些储蓄的绝大部分都是风险厌恶型的，而股市、房市游资则属短期套利资本。此外，改变中国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局面亦不能一蹴而就，高储蓄率短期内无法有效转化为高投资率，是制约中国工商企业跨越资源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际资本则为中国相对富余的人力和市场资源提供了价值实现的渠道。
试想：没有国际基金支持，牛根生靠天使资本创业怎能把蒙牛做到乳业三强？徐工改制成本巨大，除了国际基金，谁能给徐工30个亿？中国建材集团要对弱、散、小、差的水泥行业整合，缺的就是长期资本，但放眼国内资本市场，又有谁能给中国建材提供必要的巨额资本？德隆、格林柯尔、华源、三九这些整合者的倒下，不就是没有足够耐性资本的支持吗？
再者，国际资本带来的竞争，有利于刺激内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流向，一是资源配置的价格。在资源配置的流向层面，中国传统的资源配置是以国有商业和政策性银行为中心，这种间接融资方式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且传统体制外的中、小企业融资屡屡遭遇歧视，国际资本则是“英雄不问出处”，逐利性决定其资源会优先配置给市场先行者；在资源配置的价格层面，当我们还满足于以净资产作为价值评估的基准之时，英博以6亿欧元收购雪津啤酒，已令国人对啤酒乃至整个饮品行业的价值认知立时为之改观，国际资本对资源配置价格的功效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国际资本尤其直接股权资本登陆中国内地，必将大大缩短我国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外之争与疏堵之辩
从本质上看，当下外资收购引发的姓“中”、姓“外”之争，与十余年前的姓“社”、姓“资”之争是一脉相传，两次争论的根本都在于资源配置的“种姓”分歧。所不同的是，后者除意识形态的辩诘外，更浸透着民族感情因素，从而使得姓“中”、姓“外”的辩论演绎成了“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但正如搞资本主义不会让社会主义“变色”一样，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卖国”也根本没有逻辑联系。
且不说资本国际化是任何一个国家迈向世界经济中心舞台必须踏过的台阶，单凭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个因素，我们也无法真正将外资收购“拒于国门之外”。世上从来没有“风景这边独好”的好事，全球产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美国工人就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但因为有美国养老基金通过投资中国而获得利润，产业迁移的矛盾得以缓和，战争威胁得以减少。随产业转移而发生的资本输出，事实上成为全球经济重心迁移中各种冲突与矛盾的调节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姓“中”还是姓“外”之争如火如荼的2006年初，外资收购步伐反有加速的趋势，便是上述结论的最好注脚。
既然无法真正把外资收购“拒于国门之外”，那么不如认真思索与境外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共生之道、攻防之术，把“斩首行动”变为“昂首行动”。当前外资大潮看似来势凶猛，但并非不可控制。若能洞悉境外资本在目标选择、交易结构、估值方式和盈利方式上的特点，再对其因势利导，使之流向资金短缺的民族工业凹地，同时辅之以反垄断法等法律手段，为某些事关重大的中国民族工业构筑一道防鲨网，使境外资本与民族工业各得其所，互补互益乃至相辅相成，则1992年后中国工业所面临的大发展机遇，势必再次重现。
